一九六六年时他十九岁。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浪潮似乎能席卷第三世界，把西方留在一个遭到围困的孤岛上。就在那时候，教皇保罗六世恳求耶稣会承担起向无神论挑战的先锋队任务。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无神论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一定是无神论。他将为他的国家服务，但不是在宗教界或学术界，而是在另一个领域。在乡村俱乐部里，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介绍过来的一个抽烟斗的人，安静地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在从波士顿高等专科学院毕业后一星期，保罗·德弗罗就宣誓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明媚灿烂、充满自信的开端。丑陋的真相后来才慢慢显露。
由于他的显贵背景和熟人关系，他在这个集团里步步上升，用他的平易近人和聪明才智挫败了其他人的嫉妒。随着时间流逝，他还证明在中情局里他具有比其他人更吃得开的品质：忠诚。因此，其他许多错误都可以得到宽恕。
他在三个主要部门里都工作过，行动、情报（分析）、反情报（内部安全）。但他的生涯随着约翰·多伊奇局长的到来而遇到了阻碍。
这两个人互相看不惯。这种事情很常见。多伊奇没有情报工作的背景，他是最近经过一系列政治任命而走马上任的。他知道，能流利地说七门语言的德弗罗暗地里看不起他，他这么认为也许是对的。
德弗罗认为，中情局新局长是来自阿肯色州的那个新总统任命的政治正确的傻瓜。虽然同是民主党人士，德弗罗一点都不欣赏这个新总统，这还是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之前。
多伊奇和德弗罗本来就不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后来，在德弗罗为驻南美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辩护时，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那个南美分支被指控与品行败坏的线人合作。
当时，除了几个老派人物还在留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好时光”，整个中情局已经体面地完全接受了第12333号总统令。这个总统令是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的，禁止任何“终结”行动。
德弗罗有相当多的保留意见，但他的级别太低了，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在他看来，在一个各方都在秘密收集情报的根本谈不上完美的世界里，有时候会出现叛徒或相当于叛徒的人，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这样的敌人也许不得不被“终结”掉。换句话说，为了保留十条命，也许必须终结一条命。
至于是否要“终结”的决策，德弗罗认为，如果局长本人并不足以被高层委付做出这种决定，那么他根本不配当局长。
但克林顿当政时期，对政治正确的强调过了头。以资深特工的观点来看，为了政治正确，就下令不准采用名声不好的人传递过来的情报，这简直是在乱弹琴，无异于要求把情报来源局限在僧侣和唱诗班孩子身上。
德弗罗手下这位负责南美情报官，仅仅因为使用了前恐怖分子提供的一个现行恐怖分子的情报而面临处分，眼看前程即将毁于一旦；德弗罗写了一份极其尖酸刻薄的报告为他辩护，引得它像前苏联的非法手抄本一样在行动部职员中间争相传阅。
多伊奇就此事要求德弗罗走人，但副局长乔治·特内特提议要谨慎行事。结果走掉的是多伊奇，由特内特本人顶替。
一九九八年夏天，非洲的两座美国使馆被炸了。这事使得这位新局长需要启用更泼辣更高效的知识分子。
即使是最底层的清洁工也知道，自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之后，新的战争形态主要是与持续成长的恐怖主义作斗争，而在中情局内，直接负责此项行动的机构就是反恐中心。
保罗·德弗罗此时并没在反恐中心工作。因为他熟练掌握的几门外语之一是阿拉伯语，他曾三次出任阿拉伯国家的情报官，所以当时他是中东处的第二把手。
美国驻非洲的两个使馆挨炸后，局里把他从中东处抽调出来，负责一个小小的专业工作组，只向局长本人报告。这项工作被叫做“游隼行动”，源自在猎物上空静静地盘旋着的隼鸟，这种捕猎者在确信能给猎物以致命一击时，才以可怕的速度和准确性突然降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德弗罗可以没有限制地使用来自任何渠道的情报，只要是工作所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专家组。作为他手下的二号人物，他选择了凯文·麦克布莱德——不是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而是经验丰富，工作积极，忠心耿耿的实干家。现在，正是麦克布莱德接听了这个来自胡佛大厦的电话，他用手捂住听筒。
“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来电，”他说，“听口气好像很不高兴。我回避一下吧？”
德弗罗做手势让他留下来。
“柯林……我是保罗·德弗罗。有什么事吗？”
听着听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好的，我认为见面谈比较好。”
见面地点是一座安全房，适合于争论。这里每天都会“打扫”窃听装置，每一个字会录下来，以供与会人员知晓。
弗莱明把比尔·布伦顿的那份报告扔到了德弗罗的鼻子底下，让他去看。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脸保持着无动于衷。
“那又怎么样？”他问道。
“请不要告诉我，迪拜的那位警官搞错了，”弗莱明说，“季利奇曾经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军火走私者。他离开了，消失了。现在他被人看见与海湾和非洲地区最大的军火贩子在一起。这并不奇怪，完全符合逻辑。”
“我做梦也不想否认这个逻辑。”德弗罗说。
“你们负责阿拉伯湾地区的人也掺和在一起。”
“中情局负责海湾地区的人，”德弗罗柔和地说，“你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实际上在主管中东，虽然说起来你是第二把手。因为中情局在海湾的所有情报官都会向你汇报。因为即使现在你是在搞某个特别项目，但这种形势并没有改变。因为我非常怀疑两个星期之前，并不是季利奇首次踏上那片土地。我的猜测是，当上头的那个命令下达时，你确切地知道季利奇在什么地方，或者至少知道他将会在海湾出现，可以在某一天去把他抓获。但是你什么也没有说。”
“那又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中，怀疑离证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朋友，这事比你认为的更为严重。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特工在与已知的罪犯、最肮脏的恶棍同流合污。这是违反规定的，绝对违反所有的规定。”
“好吧。一些愚蠢的规定已经被违反了。我们的事业可不是那些大惊小怪、胆小怕事的人能干的。即使调查局也应该明白容小恶而行大善。”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柯林·弗莱明厉声说。
“我尽力吧，”德弗罗拖长声调说，“好吧，你坐立不安了。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再也没有必要讲究礼貌了，双方已经撕破了脸。
“这事我决不会放任不管。”弗莱明说，“这个季利奇罪大恶极。你肯定也读到过那个报告，知道他对乔治城的那个小伙子犯下的暴行。但你们在同流合污。你知道季利奇能做什么，也知道他已经做了什么。都记录在卷宗里，而且我知道你肯定已经读过了。有证词说，他曾经把一个不肯捐钱的小店老板倒吊在距两条电棒十几厘米的地方，直至那人脑袋沸腾。这是个杀人魔王。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使用他？”
“假如我确实在使用他，那么这事也是保密的。即使对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也是如此。”
“抛弃那个恶棍。告诉我们，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柯林·弗莱明气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可以这样傲慢？”他喊道，“早在一九四五年，在被占领的德国，我们就不与纳粹来往，尽管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决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决不应该去与那些猪猡沾边。在当时这是错误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
德弗罗叹了一口气。这事正在变得令人讨厌，而且毫无意义。
“别给我上历史课了，”他说，“我重复一遍，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把我知道的事报告你们的局长。”弗莱明说。
保罗·德弗罗站了起来。谈话应该结束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去年十二月时我也许会被你吓倒，被你的火烤焦。但今天我水火不侵。时代不同了。”
他的意思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时，总统是还比尔·克林顿。
在佛罗里达州计票站的一阵混乱之后，乔治·W.布什于二〇〇一年一月宣誓就职总统，他最热情的支持者就是现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
而且围绕在乔治·特内特身边的那些高官们不希望看到“游隼计划”失败，有人刚刚把克林顿的规定扔进了垃圾箱。不管怎么说，他们自己也常常做些不太符合道德标准的事。
“这事还没有结束，”弗莱明朝着离去的背影喊道，“他会被找到的，会被抓回来，只要我还能尽上力，我就不会放弃。”
在返回兰利的路上，德弗罗在汽车里回想着这句话。如果没有建立起警戒的雷达，他是不可能在中情局这个蛇窝里混上三十年的。他刚刚树立了一个敌人，一个也许很糟糕的敌人。
“他会被找到的。”由谁去找？怎么去找？胡佛大厦的这位道德学家又能怎样“尽上力”？他叹了一口气。小心不为过，要绷紧警惕的弦。他将不得不像一只猎鹰那样注视着柯林·弗莱明……或者说，像一只游隼。这个玩笑使他高兴了，但是他没能高兴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