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忽视了传播过程中的另一端，即受众对信息的接收过程和接收模式。受众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等待被考察的对象，而是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的、有思维能力的信息接收者。例如，在收视率的量化调查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在特定的时刻电视机的哪些频道正在被收看以及播放该频道的电视机的数量有多少。由于先进技术的使用，通过这种调查方法获得的数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这种方法忽视了收视目的和收视方式的区别。例如，观众打开电视不一定就代表收看电视节目，其目的可能有多种，如提供微弱的照明，提供背景音乐，掩盖夫妻争吵的声音等；观众收看电视的目的也不同，如为了获取信息，为了休闲与享受，为了对交际时的话题更加了解，为了应付某种考试等；观众收看电视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专心致志地看，漫不经心地看，边干其他工作边看电视。因此，研究受众就应该还原受众的本原状态，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中考察媒介传播的效果。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弥补了量化研究中的缺陷，考察了受众在正常的收视语境中表现的正常的收视行为。尤其在莫利对“家庭电视”的受众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
尽管《全国新闻》访谈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令人怀疑，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的使用还不尽完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克服了量化研究中被动的受众观念以及忽视受众接受方式的问题，代表了受众研究中研究方法多样化这一崭新局面的出现。在“家庭电视”的研究中，从男性感兴趣的新闻节目到女性感兴趣的肥皂剧，从遥控器的控制到录像机的使用，从收看的方式到收看时的感觉，研究人员的访谈话题包罗万象。此外，在家庭中进行访谈，使受访对象感觉到就像聊天一样，因而访谈结果更真实、更确切。和莫利一样，霍布森对肥皂剧受众的调查研究也是在受众家中或工作场所进行的。霍布森了解女性受众喜欢看肥皂剧的原因、为准时收看肥皂剧而做出的努力以及肥皂剧在她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在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方面逐渐走向成熟。然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其中包括来自政治经济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民族志研究过分考察了媒介信息的消费，而忽视了生产这一源头，因而有夸大信息消费者抵抗行为的嫌疑。利萨·泰勒认为，“过分关注寻找‘真正’受众的真实性和抵抗性，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造成这些受调查者不利地位的物质、经济因素中转移开来”。
的确，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成果显示出受众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地位对解读信息造成的影响，然而却忽视了媒介信息的生产这一环节，如媒介的控制权、媒介的政治倾向、媒介的产业结构等对媒介信息造成影响的因素。尽管如此，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受众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受众研究开辟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三、对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促动
莫利和霍布森的研究推动了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发展。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女权主义受众研究蓬勃兴起，并于八、九十年代逐渐走向成熟。莫利对家庭电视的受众研究和霍布森对肥皂剧的受众研究都从女性的视角探讨了女性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解读，从而与女权主义者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些早期理论为里丽安·罗宾逊（Lillian Robinson）对电视剧的女性受众研究、卡诺尔·艾雪（Carol Ashur）的受众研究、珍尼斯·拉德威（Jennis Rad way）对浪漫小说的受众研究、英·昂（Inn Ang）对肥皂剧《豪门恩怨》（Dallas）的受众调查等提供了感性资料和理论依据，对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莫利和霍布森等人的受众研究揭示了顺从的女性形象。通过简要回顾莫利对“家庭电视”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在家庭成员中，看电视对男性意味着休闲和娱乐，对女性意味着失职和偷懒，因此，男性通常是专心致志地收看，而女性只能是忙里偷闲或边做家务边看；节目选择的控制权在男性手里，而女性没有机会掌握遥控器，同样男性通常会把节目用录像机录下来，而女性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录像机；男性通常会收看节目预告，安排自己想要收看的节目，而女性不会；男性通常喜欢纪实类节目和国际新闻、全国新闻等国家大事，而女性只关注与生活相关的节目，如地方新闻以及肥皂剧等节目。家庭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现象，影响了女性受众的解读。霍布森在肥皂剧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里，存在者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男性有绝对的权威，处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莫利认为是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种顺从的女性形象是由社会构建的。在莫利和霍布森研究的家庭中，通常是男性在外工作，是家庭的经济来源，而女性通常负责一切家务，从事无偿的劳动。这种男女不平等不是由于生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社会原因。在男性失业在家而女性外出工作的家庭中，上述角色就会颠倒。因此，家庭中的霸权地位是由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决定的。
莫利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离开来进行的受众研究，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尼克·史蒂文森认为，对家庭电视的研究产生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者之间的一些性别分离”。尼克·史蒂文森指责莫利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家庭语境，而对于公共领域中诸要素对家庭环境的影响闭口不谈。在莫利的研究中，家庭作为主要收视语境，成为影响受众解读的重要因素。然而，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状况，如男女的社会地位、职业、阶级构成以及党政派别等因素，各种权利关系和利益关系同样影响着受众的解读。因此，对家庭受众的研究还应关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结合。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作为人类栖息的双重场所，代表了人类的双重身份，二者之间实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女性想要在私人领域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首先应该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因此，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多次号召女性走出家门，外出工作，要求享有与男性同工同酬的社会待遇。此外，女权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号召女性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得到承认和认可，提高在私人领域中的地位。
莫利和霍布森等人通过家庭的媒介消费研究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提出了媒介接收与技术中的权利关系，从而推动了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进展。
综上所述，莫利和霍布森等人的受众研究在实践中验证了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通过对民族志的应用检验了这一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从而成为民族志受众研究的典范。此外，莫利和霍布森等人的受众研究通过对普通平民的亲身调查、访问，强调了受众接受媒介信息环境的重要性，并在研究中通过对女性受众的关注，推动了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