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个章节结合伯明翰学派发展的各个时期的主要社会背景和理论思潮，从受众对媒介产品的接受角度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论证了该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及其对受众研究的贡献和影响。结语部分将从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建设性和局限性出发，系统总结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学科发展态势对该理论的发展前景进行简单预测。
第一节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建设性
一、文化研究的基础作用
自电视机问世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以电视为主，电影、收音机、报纸为辅的大众传媒载体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研究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影响，而媒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左派知识分子也曾经“试图以文化研究介入社会运动，以期改变现有的权利形式和关系”。因此对媒介和受众的研究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融入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的大背景当中。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大本营”，其媒介研究和受众研究也自发以文化研究为基础，并借鉴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随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逐步前行。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自1964年成立以来，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出发，对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对英国各个年代的亚文化、传媒文化、通俗文化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始终与文化研究同步进行，理论成果互相交叉、相互影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推动了受众研究的进展，而受众研究的理论成果又反过来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命题，并为文化研究开创了新思路和研究方法。因此，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对其受众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社会面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变。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当时的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手段和政治措施，通过大幅提高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刺激国内经济，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得到迅速提升；教育上，由于英国在成人教育方面有悠久的历史，战后的成人教育更是发展迅速，人们的识字能力和阅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上，由于美国的大众文化渗透到了英国的每一个角落，致使美国文化对英国的本土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英国沦为美国文化的殖民地。此外，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电视媒体的逐渐普及，文化工业走上了标准化和资本化的发展道路，受众人数史无前例地增长，这一行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作为政治运动和成人教育的先锋倡领者，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和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被动性解读的受众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伯明翰学派早期的受众研究主要从文化研究入手，以对文化、大众文化、传播、传播制度的界定以及对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和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批判为基础，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入侵和工人阶级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状况展开的，例如，工人阶级对书籍、杂志、报纸等纸质媒体，广播电视新兴媒体以及广告等的消费状况。二战后，英国经济恢复迅速，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也随之迅猛发展起来，从而使得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和标准化态势得以形成。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此外，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也使英国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大冲击，因此工人阶级原本鲜活质朴的文化正在消失，代之以“腐朽的”大众文化。文化的这种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消解了这一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斗志。显然，早期伯明翰学派的这一论述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伯明翰学派早期的大众文化理论和受众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和受众理论之间存在的众多相似之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对双方文化理论的形成起到的重要的源头作用以及对双方“被动”受众观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霍尔的带领下，在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中心的领导地位也逐步确立起来。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将文化研究区分为两种传统，即文化主义传统和结构主义传统。在他看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都成为服务于文化研究的丰厚的理论遗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成为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支撑点。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移标志着意识形态和符号学理论成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依据，同一时期霍尔通过意识形态理论和符号学研究方法结合，明确了“积极的”受众观念，提出了倾向性解读的受众理论。
霍尔借鉴了符号学中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把意识形态看做符号学中的“语言结构”，把具体的文化产品看做符号学中的“言语”；媒介机构将代表权势阶层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规则通过“语言结构”的形式编入到具体的文化产品即“言语”当中，从而使文化产品中意义的表达倾向于权势阶层的利益。尽管如此，霍尔提出了受众在解读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社会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对文化产品的解读方式的倾向性原则。然而，在霍尔看来，“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始终是决定的主要层面”。霍尔的受众理论来源于同样对文化研究起着巨大作用的学科发展和学科融合，文化研究的基础作用显而易见。
伯明翰学派亚文化小组的成员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关注英国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现象，如嬉皮士（hippie）、牙买加小混混（Rudd Boys）、摩登派（Mods）、光头仔（skinheads）、朋克（punk）等。
该学派亚文化小组的论文集《仪式对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1976）中包括了霍尔、保罗·威利斯、迪克·海布迪吉、安吉拉·麦克卢比等人对亚文化现象的研究。他们的亚文化研究体现了伯明翰学派对社会非主流群体的关注。
随后，莫利、霍布森、布朗斯顿等人也对不同性别、年龄、种族、民族、阶级的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状况从各自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出发，以民族志为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证明受众在文化产品解读过程中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时期的亚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给予关注，同时亚文化研究的成果促使受众研究得以开展，并对受众研究起了重要的基础作用，而受众研究的理论成果又反过来为亚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菲斯克作为大众文化理论、电视文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受众理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根据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抵抗主流文化过程中、自下而上创造的；“抵抗的”、“创造的”受众观成为菲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众文化理论得以形成的依据。在菲斯克看来，受众对文化产品进行颠覆性解读的过程中能够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从而创造自己的大众文化和快感，因此，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就是受众对文化产品进行抵抗性解读、创造新意义的过程。
纵观伯明翰学派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无论是早期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与被动性解读的受众理论研究、结构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与倾向性解读的受众研究、亚文化研究与多样性解读的受众理论研究，还是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抵抗性解读的受众研究，其受众研究始终以文化研究为背景和基础，并与文化研究交互发展。
二、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的开创性
纵观20世纪初期以来受众研究的发展历程，西方的受众研究理论层出不穷：从早期的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传播与说服研究，到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和知沟理论等，西方受众研究的范式几经变迁，然而始终没有摆脱以抽象的、虚构的思维定位受众的观念，没有把受众放到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把受众当做具体的、现实的个体进行研究。伯明翰学派开创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向主宰了受众研究多年的、以量化手段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经验学派提出了挑战。
伯明翰学派一直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情有独钟。早在20世纪60年代，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以亲身经历为依据，具体、生动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这种研究方法使文化摆脱了“高高在上的”、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文化观念，摆脱了“精英主义”和“上等文化”的束缚，使研究重点回归了“活生生的”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轨迹。不论是对20世纪初期工人阶级文化的向往，还是对20世纪中期大众文化的批判，霍加特始终立足于工人阶级自身，生动地再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画面。这种研究方法把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应用到文化研究中，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传统。
同一时期，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奠基人汤普森在论述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也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开展了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
他的史学研究不是论述少数领导人的历史、分析少数领导人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也没有分析哪些具体的著作或纲领性文件所代表的时代特征，更没有强调具体的经济的发展或政治的变迁，而是耐心地描述了“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手织工人”、“手艺人”、“鞋匠”、“裁缝”等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因此，汤普森的史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民族志特色。
从霍加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到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历史研究，伯明翰学派始终关注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坚持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进行文化研究，这种“文化主义的”传统把文化看做“整个生活方式”或“斗争方式”：
从方法上看，他们强调复杂具体描述的重要性，尤其要捕捉文化形式与物质生活的统一性或同构性。因此，他们倾向于对文化或文化运动进行社会—历史的再创造，或进行民族志的文化描写，或从事再造社会局部“经验”的那种写作（如自传，口头故事，或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一直延续到莫利、霍布森等人的受众研究中。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通过焦点访谈、调查访问等形式，以《全国新闻》、“家庭电视”、广播和肥皂剧为例，开创了伯明翰学派受众研究的尝试、发展、进步和高潮四个阶段。他们的研究证实了受众解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解决了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中遗留的问题。尽管民族志方法一直贯穿于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当中，然而由于莫利、布朗斯顿和霍布森等人对该方法的应用，才使该研究方法尽显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开创了受众研究的新历程，代表了受众研究的新时代。这种新方法的出现及应用意味着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突破，也为受众研究领域开启了另一道大门，既是对受众研究中符号学、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校正，也是对被动受众观念的抛弃。正如罗钢所说：
我们可以把民族志方法看做文化研究者为了克服自身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获得一种更真实、更正确的再现所采用的策略。的确，民族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伯明翰学派的民族志受众研究还处于基础阶段，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例如，如何解决受众研究中存在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问题，如何对大众市场和小众市场进行分别对待等。
三、受众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彰显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逐渐摆脱了过去“被动的”、“消极的”的受众观念，使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到彰显。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首次提出了受众解码的三种模式，肯定了受众的解读能力，提出了受众不同的社会背景对解读方式产生影响的观点。这一模式突破了经验学派把受众视为传播客体的地位，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和“原子化的个体”、“单向度的人”、“没有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大众”等受众形象，对当时的受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媒体研究中从“被动的”、“消极的”的传统受众形象开始向“主动的”、“积极的”现代受众形象转移。
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基础上，同时也为了对该理论进行验证，莫利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不同阶级、职业、年龄、性别、种族、民族的受众对媒介产品的接受情况。研究证明，受众社会背景的不同的确会对文化产品的解读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受众在接受文化产品时的主动性表现。随后，在莫利对家庭电视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证明了不同性别对媒介的接触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莫利的这一研究方法有利于了解受众对文化产品的主动性解读和差异性分析，因而对受众研究的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