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实习时，最不喜欢待的地方便是重症监护室，所以再次轮转这里，心里未免有些疙瘩。
重症监护室，也称ICU，当初在这里实习的一个月，觉得这里不同于别的科室，病人非常少，但是每个病人的病情都以一敌十，情况变化得特别快，时不时就要改医嘱，做各种检查；刚开始觉得这里很安静，家属都在门外，大多病人都上着呼吸机插着管，没办法说话，里面的医生护士说话都细声细气，但是整个病房都充斥着此起彼伏各种机器的声音，反而比嘈杂的普通病房更加容易让人烦躁；在ICU病区要戴口罩帽子，穿消毒过的拖鞋，以为这里是最干净的地方，但其实这里最脏，很多病人感染的细菌都是超级耐药菌。
还记得当初实习的时候，师兄曾经让我给一个老太太做个痰培养，她患有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肾脏衰竭，电解质紊乱，还有点脑萎缩，不上呼吸机的时候就整天自己从一数到一百，还不停摆着手，为了防止她把身上的管子拔下来，她的手脚都用绷带绑在床上。于是我发现基本每个病人都被手脚绑着。我去接痰的时候，让老太太把痰吐在小盒子里，结果她一口吐在了我手上。想到师兄说的超级耐药菌，看着那口黄粘的痰，当时我就觉得一阵恶心。老师在旁边很惋惜：“好不容易一口痰出来，也不能做培养了。”后来又让我给4床做个血气分析，我刚给她解开手上的绷带，她的手就开始乱摆动。我说：“阿姨，你别动了，没法扎针。”结果她还是很有力地摆动，一挥手打到我的针上，结果我把自己扎了一针。当时血就流了出来，我又气又恼，对这个科室的兴趣不复存在，反正病人少医生多，那时候的我就专职写了一个月的病程。
工作后的轮转，见的病人多了，心态也好了很多。虽然ICU没什么改变，但是慢慢也对这里产生了感情，尤其是在每天的探视时间，能看到很多病人背后的故事和家庭。
其实很多医院的ICU并没有电视里放的那样，有透明的玻璃墙，亲人可以趴着窗看着，至少在这里，家属探望的时间每天只有下午半个小时，可以轮流进来，只是每次只能进来一个人，穿上隔离衣鞋套，戴上帽子口罩。其他时间，家属都只能在大门外边坐着。
有的儿女进来，会一声不响地开始给病人擦身，其实那些护士们都会做，但是他们还是会亲手做一遍。或者耐心地喂水，和他们说话。8床是个昏迷的病人，他女儿拿着手机放着自己孩子的视频，里面大概只有4、5岁的小男孩很大声地喊着：“姥爷，你醒醒，醒来我给你吃泡泡糖。”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可是8床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9床的弟弟，也可能是哥哥，很大声地对他说：“你就安心地治，我有钱，都给你治病，肯定够。”5床的女儿进来，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边流着眼泪边握住她妈妈的手……于是你就能明白，为什么ICU的护士和医生都如此有耐心，护士会很开心地给病人讲笑话，给他们喂饭，即使他们都意识不清，即使他们喂一口就吐一口，因为躺着的并不仅仅只是病人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的寄托。
直到那个大叔成为ICU的新病人后，整个科室和善的氛围才有了一丝丝改变。当时大叔是由几个警察陪同入院，诊断是颈椎骨折，高位截瘫，询问病史时他说是自己用头撞墙导致的，其他的什么都不肯说。我查看了他的头部，很小的一个伤口，基本可以忽视，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用头撞墙？如果是因为撞墙导致的颈椎受伤，头部的伤口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那该是多大的冲击力啊！继续询问他，他只是一个劲地摇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一度以为他是因为精神症状导致的用头撞墙这样的举动。
后来通过陪同警察的描述，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大叔不是精神症状而是心理变态。这个大叔是一个小学老师，因为猥亵学生而被警察抓住，在抓捕过程中因为他的挣扎和冲动直接就用头去撞墙，导致了现在这个状况。本来还挺同情大叔这么年轻就高位截瘫，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后，突然就有了他是罪有应得的感觉，只是作为医生，即使面对的是罪该万死的犯人，即使心里老大不愿意，也得全力救治。只是护士mm们对大叔的态度已经开始淡漠，因为大小便失禁，每次清理大便的时候我都会听到护士背地里恨恨地说，真不想给这个强奸犯清理。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只有他的床边基本没有亲人陪护。
因为要涉及到手术治疗，我又联系了骨科的医生会诊。其实我们都知道，手术的意义对于他的恢复未必有意义，手术完也只是高位截瘫的状态，毕竟这个撞击导致的损伤已经不可挽回，只是能够稳定目前的病情，让他脱离生命危险。“手术做完他只会更加痛苦，因为他的命能保住，下半辈子却生不如死。”骨科医生私下和我沟通这个手术的意义。
手术谈话的时候我们也叫了家属，我第一次看到大叔的妻子，老实说，他的妻子并不难看，除了那副厚的像啤酒瓶底的圆形眼镜有损几分气质，其实在她那个年纪还算是比较耐看的一种女人，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打击，她看上去很憔悴。谈话过程中我观察到她一直很恍惚，应付似的点头，只是当手术医师谈到术后可能不能拔掉气管插管，只能带管一段时间的时候，她突然一下子跳起来扑过去打一直站在边上的两个警察，控制不住地大叫：“都是你们害的！都是你们！”我们几个一下就被这个举动吓呆了，还好警察反应快，把她按住，待她平静下来，谈话还是继续。“这个手术的费用估计会比较高……”手术医师实事求是。“这个不用担心，费用我们全部承担。”一个警察捂着刚才被打伤的脸，忙不迭地回复。老实说，谈到这个份上，我的疑问也越来越大了。我有种预感，大叔并不是自己撞墙弄伤成这样的，可是不管我怎么问，大叔再也不肯吐露关于受伤的一个字。
因为情况特殊，大叔很快就被安排了手术，术后手术医师也和我们交流，按照医学常识，用头把自己撞伤成这样还真是有些难度，如果是外伤，那就完全符合了。联想起警察们完全不在乎手术费用的表情，有些事情就像碎片一样漫漫浮现在脑海里，却又不能完全拼凑起来，或者很多事情是没有真相的，相信看到的听到的就好了。
没几天后我便结束了在重症监护室的轮转，大叔的手术很成功，只是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又或许不知道才是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多情与寡义，是这个世界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