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学四年，基本在战乱中度过。也就是说，当时国境内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那么父亲在岳麓山下的校园里究竟学到了多少知识，就很难说了。毕业时已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彼时解放战争打得正激烈，哪还有求职就业机会？父亲只得回家乡，就聘设于县境内的省立第九中学，当了一名老师。父亲大学毕业没能做官坐府，期望付出之大而获取之小，二者存在巨大落差，这令祖父好不失望，但也知乃局势使然，只好认了。
省立九中的名称也只存在了几个月，随全国解放，即更名为县第一中学，父亲也就成为其中的一名人民教师。一个学经济的，在中学能教什么呢？好歹当时并不十分计较专业对口，就让他教数学。从此数学便成了他的专业，代数函数几何的教，直至退休。实践证明，他岳麓山下求学几年也不是虚度，在中学数学教学领域，他游刃有余，出类拔萃，每逢地区乃至省里教学比武，必拔头筹，且稳坐省重点中学县一中数学教研组组长宝座，俨然权威模样。家中我曾见过父亲的珍藏之物，那是一大沓各类获奖证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儿子，自然也为之自豪，视为楷模。
我后来是学师范的，知道按严格要求，父亲并不能称得上是合格和称职的。因为他兔子般的为人本性，衍生出不善言谈、表情木讷等不足，甚至还有轻微口吃。而口吃哪怕轻微，是不能当教师的。可也怪了，他的书又特别教得好，一上课堂，嘴舌不但毫无结巴，而且流畅得很，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十分的让人受益，因此他的课格外受学生欢迎。当然，其中父亲为此所付出的勤奋与辛劳，也是巨大的。我就曾见他在家中那面小镜子前反复操演如何举手投足、言谈悦笑。认真钻研教材精心准备教案，常使他沉湎其中，几至废寝忘食。我儿时的记忆中，是很少能见得到父亲的。他仿佛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除了教室就是教研室。清点他的所有书籍，除了数学教材教案，没有其它。我曾想从他的书堆里找一两本轻松的书看，却是徒劳。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偏颇到这程度，普天之下，怕也只有父亲了。父亲的付出有回报，学生们不仅喜欢上他的课，而且还特别尊敬他（在他数十年后的丧礼灵堂，这一点有充分体现，竟让我感动得泣不成声）。据父亲的学生讲，他课教得好自不消说，又心地善良，耐心和气，关心别人，学生中有贫困者，还会解囊相助……共同评价，就是“连蚂蚁都不忍踩”的一个大好人。
这一切，文革中既为他带来了灾难又拯救了他。
自转为县一中教师开始，父亲便遭遇了一系列陌生却又威吓力十足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社教……一次接一次，如旋风般的卷刮而来，了无止日。在这数不胜数的运动中，许多同事由此挨批了被革辞了甚至被整死了，但父亲凭他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兔一般的本性，虽有惊却无险，每次都能安然无恙毫发无伤，简直神奇得很。有人嫉妒不过，戏讥之为“哈人有哈福”（所谓哈，愚笨木讷之意也）。但父亲却自诩是“老实人不吃亏”。由此，父亲也切实加大了对我们的“三老”教育：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从这一点看，哈人般的父亲其实是有生存大智慧的。唯有坚守了为人之根本，以此应万变，方能处乱不惊，而得洁身自持。这一教诲，使我等子辈，终身受益无穷。
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起，纵有再神奇的力量，也救不了他了。
首先，他的“学术权威”地位，毫无疑问，使他首当其冲，被当作了打击对象（当然还有就是因为他的阶级出身，即祖父解放前积攒的那些地，成了他再也挣不脱的带血十字架）。所有经历过或读过此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文革是从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学术加权威再冠以反动，便成了十恶不赦的代名词。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最先批斗父亲的，并不是学生即红卫兵闯将们，而是他的同事。攻击从数学教研组首先发难，继而扩展开来。此中的人心叵测，至今让人不解。当时究竟罗织了父亲多少罪状，不得而知，但有一条我是知道，也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并深为不明白的，就是他对个别成绩差的学生经常留堂辅导，竟被说成是打击贫下中农子弟，图谋“阶级报复”。事后我也常想及，作为教师，满怀了燃烛之心，牺牲自己照亮别人，本是一种职业美德，却反遭批判，真不知是依了怎样的是非标准，又究竟是何居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让人齿寒。如此诡谲而又险恶的攻击，纵有三闾大夫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贞情操，也是难以抵敌的呀。父亲从一坚守也是唯一自恃的信念底线开始动摇了，他莫衷一是，终日茫然惊惶。父亲是彻底的萎了，无精打采畏首畏尾，走路都要溜边。连我看了，也一汉奸模样（这是当时我们从电影里学得的流行图谱，凡坏蛋皆汉奸），而为父亲暗暗难过，甚至怀疑父亲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人起来。
但这一打击还只表现在口诛笔伐的精神性层面，比起后面来，不过小巫见大巫，充其量只是一道开胃菜而已，更大风暴还在后面，直接进入了肉体凌辱的物理性阶段。一天我放学回家（当时我家住学校教工宿舍），看到凶神恶煞般的两个彪形汉子，臂戴红袖套胸别红像章腰束宽皮带，手中各一根扁担，枪一般持着，哼哈二将似的驻守在了我家的门口。我正逡巡而不敢进时，恰父亲下课汉奸般地回来了，满头脸的粉笔灰，端着教案教具，胸前吊块纸牌，黑墨写了父亲名字，又用红笔大大地叉了。身后也有两个持棍棒的彪形汉子看守着，并有一只大手孔武有力地揪在了他细瘦的脖颈上。因了揪手的胡乱推搡，父亲走得踉踉跄跄，东倒西歪……
父亲本已面如死灰神色凄然，当看到我，凄白脸上对我饱含了绝望与羞愧的那匆匆一瞥，闪电般击中了我，使我至今每一想起，仍寒栗不止。虽然这种暴力场景当时已司空见惯，满大街都是，当然还有更为粗暴与惨烈的，但当它真正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所生的感觉又绝不一样，犹如天塌了一般。
从那时起直到睡觉，家里没人说过一句话。恐怖绝望的情绪在急剧弥散，狭小的房间变得如囚笼般窒息……半夜里父亲悄悄弄醒我，交代说有几十块钱的存折，藏在床下套鞋里……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好害怕。
这种极度的恐怖仅持续了一天。第二天回家，持棍棒的学生不在家门口，父亲胸前的纸牌也摘了，脸色由雨转阴，明显的好转了。后来听说，父亲第二天起个绝早，去找了学校工作组汪组长。父亲是个胆小人或说是个哈人怂人，但他也深知这次被禁的严重后果。他身为家长，家长如船长，他不能让家这只小船就这样破碎沉陷。家长又还是一只老母鸡，对小鸡雏负有抵御风雨的责任。于是，兔子急了也踹鹰，怂人偏又胆儿大，遍数文革中被挂了牌挨批斗的，有几个能如他这般全不顾了死活，竟敢公然向组织叫板、为自己鸣冤叫屈的？少之又少，而他就是这少之又少的其中一个。他把汪组长堵在了门口，让他坐也不坐，昂身挺立，全改了畏缩怯懦模样，大声诉说自己绝不是坏人，绝不应受如此待遇。旁边见到的人，都为父亲的贸然大胆惊呆了，也为他的不测后果而担忧着。但匪夷所思的神奇再一次发生了。恰这汪组长是父亲曾经的学生，恰也对父亲曾有了解与敬重，心平气和听过父亲诉说，也很是惊诧，表示再普天下坏人，也轮不到老师您哪！当即找来造反派头目，交代“快放了他”。于是，在全校半成以上老师尚挂牌被批斗（接踵而至地是，触及灵魂很快发展到凌辱肉体阶段，野蛮暴力大行其道，不少老师饱受折磨。我亲见一个姓欧阳的语文老师，被红卫兵小将把他吊在单杠上打，打得哭爹喊娘，屎尿都打出来了）时，父亲一人首先脱了禁。这让父亲好不感激涕零，直赞“政府英明，不冤枉好人哪！”
这汪组长来工作组只是临时抽调，正式职务是县委宣传部领导。开始他虽领导了一段文革，但到后来，自己也难逃厄运，被当作走资派被文革打倒了，革职回乡，许多年后才被平反，惜已青春不再矣。不知他的被打倒，是否有父亲的事牵连其中。如是，父亲也许会有许多负疚。不过，那年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太多，人人泥菩萨过江，个个有难念的经，不足为奇。
也是在这时日，在家乡的祖父，也不知是否受过暴风雨洗礼、挨过多少游乡批斗，只知道一日，他悄然去世了。许多细节是后来听乡邻们告诉的。其描述是这样的：达达老掐算了自己的命程运数，精确到时辰，当这时辰到来时，他把自己认真洗涤过，然后穿上寿服，静静躺到了床上……仿佛启程去了另一个地方。他的死，也被人们渲染得神奇，叹为观止，犹如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的死，也彻底带走了家族振兴的梦，从此其子辈再无人鞭策如陀螺，也无需再过“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的惶恐生活。浮萍飞絮，漂哪算哪，爱怎样怎样——不也是一种更恬适的生活？
遗体床前围着子辈，但都沉寂着。大人们把悲伤暂撇到了一边，为如何才能将祖父丧事出得出去而揪着心。伯父早已移居省城，父亲便是此时的家中长子，这如何主张得他来拿。但凭他的能力才干，何尝能拿出什么大主张？千难万难。因祖父是地主分子，如要请乡邻当丧夫，那可都是贫下中农，岂不是要让他再骑到人民头上？这可是天大禁忌，万万不敢的。就在这束手无策焦虑不安之际，生产队长进来了，记得像是喝过酒，满脸赤红，气昂昂大声说：“死者为大，不讲究那么多了。明天我来为达达老当丧夫，抬头杠！你们孝子准备好酒肉饭菜，孝女好好哭一场，让我们好好吃餐眼屎肉！”此话一出，父亲的腿不由软了，当场就给队长跪了下去，哽咽着道：“三佬婆阿哥，记得你的大恩大德了！”
后来父亲每与人讲起祖父丧葬事，总不忘要如此赞叹一番：“还是贫下中农最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