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奥康纳住在佐治亚州一个奶牛场养病时，生活如死一般安逸。偶然，也会有访客打破这带着死亡气息的沉寂。某天她的编辑罗伯特·基卢克斯到访，奥康纳的老妈说，“基卢克斯先生，你难道不能让弗兰纳里写写好人吗？”
上述情形传递出至少两个信息，一，奥康纳的母亲是阅读女儿的小说的；二，在其母看来，女儿笔下的人物鲜有好人。这么说来，奥康纳的母亲基本可代表普通读者，她的小说正如她那篇名作的标题，的确《好人难寻》。在这篇小说中，“好人”的代言人、那个喋喋不休的祖母令人生厌，站在道德制高点、负责道德审判的反倒是杀人不眨眼的逃犯，而逃犯的绰号居然被奥康纳命名为“格格不入先生”。这个不合时宜的凶手向老太太大讲虚无主义哲学与存在，并提出了一个天问般的问题：“有人没完没了地受惩罚，而其他人却从来没遭受过惩罚，您说这合情合理吗？”这个存在主义恶棍把子弹射入老妇人胸口后还不忘盖棺定论，“要是她一生中每一分钟都有个人向她开枪，她会成为一个好女人。”
至此，奥康纳消解了好人的死，于是在你阅读他们的死时，发现作者悄无声息地剔除了读者的悲悯。这绝对是一次跟以往不同的阅读体验，按照常理，书中人物的死通常会给读者带来悲伤或者快感两极的情绪，可你在读《好人难寻》时，这两种情绪实难召至，你会发现，面对那一家五口的死，你竟然像凶手一样无动于衷。你至多会被一种空乏、虚无的情绪撂倒。
《善良的乡下人》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总能诡异地跳脱出来。这个通篇并无一人死亡的小说被我视为最残忍的故事。奥康纳只是让那个土里土气的推销员扔掉了一条假肢，原本镶嵌在渊博的老处女赫尔珈髋骨上的一条假肢。读到这一幕时，来自尾骨的冷贯穿脊椎，即使死去一万个人也不会比那条被遗弃的假腿更令人心寒。
奥康纳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残忍解剖人性，暴露得是如此成功，连最利落的解剖师也不得不擦一把冷汗。事实上，奥康纳的刀切开的正是她自己，假如你恰巧读过她的传记，知道一个叫兰格杰尔的年轻人曾经吻过她，你的阅读就会越发清晰。一生未婚的红斑狼疮病人奥康纳，曾经对兰格杰尔动过心，后者吻了她，以下是他的“吻后感”——“我可能还没爱上她，但已经意识到她是个女人，所以就想跟她接吻。对我的建议，她有些吃惊，但显然愿意接受。我们四唇相触时，我感觉她的嘴没弹性，好像唇上没肉，结果没吻到唇，直接就碰上了牙，给我一种触到死神的不愉快，于是没再吻下去。我感觉吻着的是一具骷髅，那经历够吓人的。”一吻之后，课本推销员兰格杰尔立即离开了奥康纳，于是这个绝无仅有的吻，最终化成了小说中被“善良的乡下人”扔在树下、与主人躯干分离的义肢。
奥康纳不止一次用到过反语标题，《好有好报》是又一范例。小说中的寡居老太打着招赘的算盘，把弱智女儿嫁给了一个流浪汉，还搭上了一辆汽车，最终流浪汉把老太太的女儿扔在一个路边咖啡馆，驾车离开。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有好报”的故事。故事至此并不算完，奥康纳还将给你一重“惊喜”——当流浪汉出于好心搭载一个雨中男孩时，男孩又赐予流浪汉一个“好有好报”：“我妈是个邋遢的老妖精，你的是个臭****！”就在一分钟之前，流浪汉还正沉浸在对母亲的回忆中，把母亲称为“天使”。
你看，奥康纳就是专门与温柔和温存作对的“恶人”，她从不试图讴歌人性，而是把人性中最真实、最刻毒甚至最龌龊的一面呈现给你。她的乖戾和横蛮让人想起某个面色阴鸷的屠夫，在某个生硬阴郁的清晨，沉默着，把肩头的半片猪掼在案板上，然后抱着肩膀冷眼旁观，她才不在乎你对那白生生的东西如何品头论足。
“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正是为这些人而写作的。”弗兰纳里·奥康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