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文史参考》的主编约我写一篇稿，写给一个已不在世的人，就选你吧，老布——我在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给布尔加科夫，写下《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
信，通常都写给亲近的人。布尔加科夫就是，这个被我称作老布的人让我感觉亲切。原因可以列举出一堆，比如他曾经是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当了记者、作家。而这些轨迹也正是我的轨迹，就像一个蹦跳着前行的孩子，正在把自己幼稚的足，沿途踏进长者宽大深邃的脚印里。
然而直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奇。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位作家是如何把那些东西承受并忍受下来的，譬如发表权的被褫夺。在布尔加科夫转行写作后的第七个年头，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不能面世，一个反革命的帽子被扣在头上之后，按理说作家就完蛋了，我想不出世间还有哪种苦难比这个更能击垮一个作家。
假如有的话，恐怕就是生活。连糊口都不得的布尔加科夫，再次提起了那支给他带来无尽灾难的笔，写了封信，收信人是斯大林。信中说，“求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职务，助理导演如果不行的话，配角演员也行，配角演员不行，那么剧务工人也行，如果都不行，那就请苏维埃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封信不可思议地感动了收信人，布尔加科夫得到了一份助理导演的工作，这份收入微薄的工作最终保证他写完了自己想写的东西。在另一封同样是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老布展示了他的“狼性”——“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艺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一种不可驯服的狼性。
写作者用来奉若圭臬的意识形态应该只有一种：自由。假如一位作家在写作时都做不到免于思维自由和书写自由的恐惧，那还是别干这一行了。这大抵就是老布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一九二六年，一群人闯进了布尔加科夫的书房，抄走了小说《狗心》的手稿和他的日记。十一年后，作家们被清洗被批判被打倒，巴别尔的肉体永远消失了，连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都消失在莫斯科肃杀的风中。这场风最后波及了清洗他人的人，昨天还站在高台上批判布尔加科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在台下。当有人命令老布加入这场荒谬的批判时，他说，“我不会去迫害以前的迫害者。”我想老布不是个圣人，他心里一定是有恨的，一个作家在被剥夺写作和发表的权力后，内心的愤怒是最正常的表达。对于写作者而言，那是一种最不人道的刑罚。然而撕咬同类是他不屑的，布尔加科夫更愿意把愤怒诉诸文字，借助魔王沃兰德之手，嘲弄荒谬的体制和卑劣的人性；借助飞翔的玛格丽特，表达一颗热爱自由的心。
布尔加科夫是靠一股不平之气活下来，并坚持把《大师与玛格丽特》写完的。他的力量汲取于果戈理和赫伯特·乔治·皮尔斯，后者给他指明了一条路，一条通过科幻或魔幻的手段书写现实的路，除了老布，扎米亚京与赫胥黎都是皮尔斯的受益者。果戈理则给了他更多，心灵上的，和现实上的。在他最潦倒的那段人生中，正是靠排演果戈理的喜剧填饱了肚子。果戈理甚至连自己的墓碑都慷慨地赐予了这个后辈——老布死后，他的遗孀叶莲娜找到了果戈理废弃的墓碑，刻上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名字。两代伟大的灵魂，一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