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稠密的叶子在南风吹拂下，不停地摇曳，沙沙沙地宛如雨声。一群麻雀呼啦啦啦飞过来，立足未稳，又轰地一声飞走，不知什么惊扰了它们。一只红腹雄柳莺飞过来，啾啾地呼唤着，雌柳莺从一棵看不见的树上赶来，啾啾地呼应着雄柳莺，它们一呼一应，一呼一应，双双向另一棵看不见的树飞去。娜塔莎目送它们消失，渴望鸟儿们再次出现在视野中。在她眼里，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些鸟儿才是自由，干净的。
鸟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娜塔莎叹一口气，离开窗子，躺到床上。两个多月来，她从一个不黯世事的纯洁少女，沦为供男人取乐的工具，这种巨大的变化，超过了她的承受能力。……现在她已经不关心自己的死活，唯一让她惦记的是走散的一家人：现在他们在哪儿？是否来到哈尔滨？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到了世界未日？如果不是世界未日，怎么会让她掉进这个龌龊丑恶、魔鬼般的的琴卡玛索娃旅店里？
晚上，一个30多岁，皮肤白皙的高个乌克兰人，被琴卡玛索娃送进娜塔莎卧室。这是娜塔莎接待的第多少个客人，她已记不清。他是个理发师，从牡丹江过来，在哈尔滨中转，准备换车去天津，投宿在站前琴卡玛索娃旅店。在琴卡玛索娃花言巧语引锈下，被领进娜塔莎的卧室。
这个理发师给娜塔莎留下的印象是腼腆，和善，不像其他客人进屋就动手，倒是跟娜塔莎先聊了起来。
“现在情况到底有多糟？为什么客人这么多？旅店天天暴满，这是为什么？”伊琳娜问理发师。
“难道你不知道，每天都有难民从俄国跑出来？俄罗斯正在蒙受灾难！”
“那么，你的家人呢，是否也遭遇不幸？”
“还能有什么不幸呢？”乌克兰人说，“我的父亲是农民，被沙皇拉去当兵打德国，负了伤，已经够不幸了，还能把他怎么样呢？俄罗斯正在闹革命，也许从此他的命运会变好，愿上帝保佑！”
“请你帮我分析一下，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我是说，这一家人在西伯利亚铁路线上遭到土匪抢劫，那么，最终走散的这家人，都能来到中国吗？”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来呢？有什么一定必需来的理由吗？”
“好吧，如果不到中国来，还能到哪儿去？”
理发师说：“小姑娘，你必须确定一个前提，我才能帮你做出判断。”
“需要确定什么前提？”
“他们还活着吗？——我是说，在遭遇土匪抢劫之后，这家人有多少人活了下来，有多少人死了？这是必须搞清楚的。”
娜塔莎吓了一跳。
这个该死的理发师提出一个娜塔莎从来没考虑过的问题。
“你敢确定他们都活着吗？”理发师问。
是啊，娜塔莎不能确定。于是，她哭了。这就是说，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爷爷、奶奶、或者母亲、嫂子、姐姐和弟弟，有可能死于劫匪手中；而娜塔莎，今后就是个孤儿，零仃一人，再无亲人。
“你这样一味伤心也没道理，”理发师同情地说，“万一你的家人没死，你这样哭哭啼啼对他们可不吉利。”
娜塔莎马上止住哭。
理发师安慰她：“一般来说，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难民，最终都要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去了朝鲜、日本。这要看，这一家人出发前，准备去哪儿。”
“他们从家里出发时，就计划最终要来到哈尔滨。”
“那就一定会来哈尔滨。”
“假如我是这家中最晚来到哈尔滨的人，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与已经来到哈尔滨的家人取得联系？”
“这个，我不知道……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在报纸上登一个寻人启事，写上某某某，我在某某某处，请来找我。登启事，要花许多钱，你有钱吗？”
娜塔莎摇摇头，又要哭。
“当然，”理发师马上又安慰她，“登启事未必能找到亲人，因为你不能保证要找的人一定会看到这张报纸，或者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报纸。那你的启事就等于白登，钱也白花了。”
“按你的说法，总之，我是找不到失散的亲人了！”娜塔莎这样总结她与理发师的谈话。
“当然也有例外，只有这一种例外，能找到亲人——”理发师说。
“快说，哪种意外？”娜塔莎眼里充满希望之光。
“你的亲人偶然路过你们这家旅店，决定在这家旅店住下，于是走进来，而此时你恰巧往外走，因此在旅店门口，你们相遇了……”
“喂，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娜塔莎绝望地说，不再理理发师。
理发师是第一次在外面找姑娘，心里忐忑不安，上楼时手里拿了一本小说，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两小时后他与娜塔莎分手，应娜塔莎的恳求，他把小说送给了她。第二天离开旅店前，又将一枝铅笔偷偷给了娜塔莎。
从此，娜塔莎在这本小说每页空白处，写下她认为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