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那个市场里，我转游了半天，花了好一番工夫，买到一件质量上乘的藏蓝色羽绒服。
下午１点，我请王姨陪我一块把羽绒服送到商店。俄国大婶叫安东尼娜，对我不到四个小时就把一件新羽绒服送来，即吃惊又高兴，当时就付钱给我。我说什么也不收钱；说赠送就是赠送，中国人就这脾气，说出的话，绝不能改，改了叫别人看不起。好在王姨是个健谈的人，帮着我劝，我俩跟安东尼娜交涉了足足十分钟，总算说服了俄国大婶。安东尼娜提出带我去见她公公，让我亲手把羽绒服交给他。我觉得不必这么叨扰老爷子，不必这么郑重其事，虚张声势。王姨见我拒绝见老头，就提醒我，拒绝好客的俄国人邀请，是不礼貌的行为。这样，在王姨陪同下，我们来到安东尼娜家。
这是一座四层楼公寓，它的样式跟我在哈尔滨亚麻厂见到的建于五十年代的家属楼相似，楼体的红砖已经褪色，门窗墙角出现破损。主人住二楼，进屋便是客厅，有二十平米，室内十分洁净，沙发、茶几、桌面、都蒙着雪白的布罩，一个大橱柜在午后的阳光里熠熠闪亮；陈旧的红地毯像刚洗过一样一尘不染；一台９寸电视机显得有些寒酸，除此之外，没什么值得可描述的，对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来说，我觉得这已经够好了。对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客厅墙上挂着两幅黑白照片，那是两幅英俊的女性头像，一幅年纪大约30岁，目光忧郁；另一幅约20岁，天真烂漫。
“爸爸，来客人啦！”女主人安东尼娜朝一个关着的房门喊，“中国小伙儿把羽绒服送来啦！”
一阵脚步声响过，那扇门开了，一个秃顶老人走出来，中等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目光深邃有神。我被女主人介绍给老人，老人疑惑地看着我，又疑惑地看看王姨。
“东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老人一脸茫然地问儿媳。
“对不起，让我来解释一下。”安东尼娜忙对我们说，“我爸爸还在生那件黑心羽绒服的气。中午我回来告诉他羽绒服已经退了，他不相信，以为我在哄他高兴；我又告诉他一个中国商人准备送他一件新羽绒服，他更加不相信。……可是爸爸您看，这个中国商人来了……”
“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算啦，东尼娅，为了一件羽绒服，你不必费尽脑筋演戏给我看！我无所谓了！”老人又转身对我和王姨说，“不过，她是从哪把你们找来的？现在鄂木斯克来了许多中国人，我的东尼娅可是经常喜欢跟我开玩笑。”
这时，我感到脸红。我觉得我们那位卖黑心棉羽绒服的同行，对这个老人的剌激，有些太深了。
王姨用流利的俄语同他交谈起来，王姨先申明自己是当地居民的俄籍身份，然后把我今天上午代人受过的过程讲了一遍，重点向这位俄国老人说明，此中国倒爷，非彼中国倒爷。
老人又抬眼认真的看着我，慢慢向我伸出手，我抓住这只手，使劲儿的摇摇。对他给我的信任，我心里一热。
“伊万·达维多夫。”老人自我介绍，“欢迎来自中国的朋友！”
“我叫李秋。”我报上自己的名字。
女主人趁机把羽绒服塞我手里，我顺势递给老人，老人接到手里，掂了掂，仿佛要掂出它的份量。
“爸爸，您总夸自己是个见过世面的二战老兵，不肯轻易相信人，不过这一次，是您自己错了，您该谢谢这位中国小伙子！”
“当然要谢，当然要谢……”二战老兵用力握着我的手。
王姨将羽绒服打开，给老人穿上。穿上蓬松柔软的新羽绒服，老人一下显得胖了许多，也活泼了许多。
“和唠少（俄语“好”的意思）！和唠少！”老人不停地说。
女主人端来茶饮，请我们喝茶。我按照王姨的吩咐，坐下喝茶。有王姨在身边指导，我想我不会做出失礼的事来。
“你是哪一年来鄂木斯克的？”老人问王姨。
“我18岁在中国大连嫁给一个苏联水兵，两年后跟他回到俄罗斯，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陪丈夫服役，28岁遭丈夫遗弃，十年前来到鄂木斯克。……”王姨平静地说，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对不起，对不起！”老人说。
二战老兵伊万问我：“那么，你也是大连来的？”
我告诉他，我是从哈尔滨来的，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
“什么？你是哈尔滨人？”老人听到哈尔滨三个字，反应特别强烈。
“是啊，我是哈尔滨人。”
伊万·达维多夫兴奋地大叫一声：“啊哈！太妙啦，上帝终于从哈尔滨派人来我家啦！”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爷子，您去过哈尔滨？”我试探着问。
“岂止去过，我出生在哈尔滨？”
“哎哟，那是哪一年？您多大岁数了？”
“1922年我生在哈尔滨，1924年离开那里，今年我7０岁。”
“你的家人是在中东铁路工作，还是在哈尔滨经商？”我问。
老人抬头看一眼墙上的两幅照片，凝神片刻，说“白俄，你知道吗？我们被称作白俄，……你听过这个名称吗？那些失去苏联国籍、被迫逃离家园的俄国难民，被叫作白俄。你听到过一些白俄的故事吗？”
是啊，在哈尔滨，“白俄”这个名称，大家是熟悉的。至于白俄的故事，那是跟流浪、乞讨、盗窃、***绑架、犯罪、以及做日本人的打手和特务，甚至跟建立法西斯组织联系在一起。
“我听到过一些传闻，但并不了解他们。”我说。
老人抬起头望着墙上照片：“那个年纪大的是我母亲，年纪小的是她妹妹……当年两人就流落到哈尔滨……”
“她们就是当年的白俄？”我看着墙上的照片想。
“既然你来自哈尔滨，我想顺便问一下，当年哈尔滨有一家叫‘鼎新泰’的制粉厂，不知现在是否还存在？”
我认真地想了想：“我不知道，没听说过。”
老人再问：“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尔滨在很早以前，二十年代，有过这么一家叫‘鼎新泰’的制粉厂？”
我想起来了，我的爷爷曾经说过，解放前哈尔滨有一家叫‘鼎新泰’的工厂，生产一种叫鸽子牌的面粉，质量特别好。
“有过，我听爷爷说过……”
“好！太好啦！”老人兴奋极了，“我找到‘鼎新泰’啦！也许这件事你爷爷能帮我一个忙。……”
“可惜我爷爷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对不起！”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我问。
老人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看着我说：“‘鼎新泰’的老板叫荣连贵，当年我母亲流落到哈尔滨，身无分文，是荣老板收留了她，给了她一份工作。可是我母亲，后来做了一件对不起荣老板的事，给荣老板带来很大痛苦。母亲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一直悔恨到死。母亲临死前嘱咐我，如果有机会回哈尔滨，一定要代她向荣老板谢罪忏悔，并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
“老爷子，这个荣连贵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让我算算……我出生那年，荣老板四十多岁，今年该有……一百岁出头啦。”
“这么大啦，恐怕早已过世了。”
“这倒叫我为难了……，这是一件关于荣老板个人的私事，不便同荣老板族人和子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唉，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活在世上也没几天了，小李同志，这样吧，回国后请帮我找一找荣老板的后人，如果找得到，请代我向他们说，荣老板救过的一个叫伊万·达维多夫的俄罗斯人，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答应了二战老兵伊万·达维多夫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