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观上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着眼点是对外宣扬威德。因此，郑和等人对于海外诸国，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所到之处，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历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或与郑和一行交易货物土产。郑和船队虽然拥有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但从不以大国兵威去欺侮或掠夺海外诸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只有三次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旧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是由南海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奔渤淋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他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夺过往商船财物。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自西洋凯旋，途中遣人招谕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当地人施进卿密告郑和，郑和遂出兵擒斩陈祖义。并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此举为邻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通道。从此以后，不仅郑和船队在海上再也没有受到海盗的攻击，而且东南亚一带长期存在的海盗问题也基本上得以肃清。第二次动用武力是在锡兰擒获有心劫夺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在当地经常邀劫过往使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曾到过锡兰山。傲慢不敬的亚烈苦奈儿，就对郑和蠢蠢欲动，意图谋害，因被郑和及时察觉而没有得逞。郑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过其地。亚烈苦奈儿见财眼红，顿起邪念，诱骗郑和至其国中，令太子纳颜强行索要金银宝物，并发兵抢劫船队。郑和得知虚实之后，当机立断，指挥步卒两千余人，出间道乘虚攻拔其都城，一举擒获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然后启航将俘虏带回中国。稍后，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返回国。第三次动武是在苏门答刺擒获伪王苏干剌。此次冲突肇因于苏门答剌国内的政治矛盾，郑和为了自卫，也为了帮助苏门答刺平定内乱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当时，郑和奉使来到苏门答刺，赐其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苏门答剌前伪王之弟苏干剌，正要篡夺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见此情状，遂迁怒于明朝使臣，怨恨后者不曾对自己颁发赏赐，于是领兵数万邀杀明军，郑和率众应战。结果，苏干剌败走，郑和追至南勃利国，将苏干剌及其妻子俘获，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献于行在。显然，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实施的。而且，即使是自卫成功，也从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惩戒了来犯者之后，又主动设法与该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往来。这一点，是明代前期处理对外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业，可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相辉映。在这二十多年间，郑和船队跨越了半个地球，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军事优势，将明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于殊方异域。特别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威望，客观上为此后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从15世纪至17世纪的200年间移居南洋之华侨数量剧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因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的中国移民，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与土人杂婚者，可达700万人。“西洋之迹，著自郑和”，的确是毫不夸张的说法！纷至沓来的华侨，将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南洋各地输送。大批的华侨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对南洋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与郑和下西洋显然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还保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遗迹。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上的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或中国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的三宝港、三宝公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北婆罗洲的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等。其中，泰国三宝公庙中的一副对联特别耐人寻味：“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对三宝太监的信仰，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的一种精神力量。
郑和远航西洋，第一次打开了通往东非的航路，充分显示出明代造船业的先进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海图资料，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沿海冬春之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而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此时则宜于船只回航。郑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风的规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适宜之信风期。郑和船队充分利用风力，并将天文、地理知识与罗盘针的使用结合起来，确定了精确的方向和航向。《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及其附图《过洋牵星图》，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的记录。它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浅滩的分布情况，详细地绘制成地图。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图，而且还留下了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最为详尽的地理图籍。如果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郑和航海图》特具的科学价值。譬如，元代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所收外国地名仅100个，而《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外国地名为其3倍，海图的相对精确性得以大大提高。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现的《东西洋考》一书（张燮著）所附的一幅亚非地图中，其中的记载也不如《郑和航海图》详细、准确和清晰。随同郑和使团出访、担任通事（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还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对到访的亚非各国之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聚落都会、山川形势、气候历法、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言及。这些著作，为研究15世纪初期亚非各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郑和还总结航海经验，写出了《针位编》，成为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前6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奉行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谊。郑和船队对异国不怀有任何野心，它以建立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使命，从不以奴役他族为荣，绝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所到之处，皆平等待人，秋毫无犯。即使是在贸易的过程中，船队成员也都能人乡随俗，买卖公平，从未倚仗武力强买强卖。由于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国在西洋诸国的声望大大提高，故而许多国家都纷纷遣使前来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记》所列东南夷59国为例，永乐年间遣使往来的就有43国。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朝，使团成员多达五百余人；渤泥国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为之辍朝3日，并葬于德安门外，谥日“恭顺”；苏禄国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礼。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来贡者共16国，计一千二百多人。这些友好的交往，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海盗行径，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占领了这个地方。为了得到黄金和土地，他们常常将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作为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在审视数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也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在当时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颁发明历、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银赏赐外，主要就是办理皇差——从事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宝石等西洋土特产或手工艺品，甚至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谓“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说的便是当日的真实情状。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每只宝船的造价约需五六千两白银。水手则招自福建，船队由约2，7万名左右的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的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七次下西洋带走了大量财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以及钱币等。这些财货除部分用以交换海外珍宝和方物外，许多都是无偿的赏赐品。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它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不是一则以惧？”此虽小说家言，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因此，史书上称郑和下西洋为“宝船弊政”。
其次，当时的中国只有“天下”观而不曾有“世界”观。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这样写道：
视天下兮福苍生，
民安乐兮神悠宁，
海波不兴天下平，
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外夷”。明朝统治者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实行一种怀柔政策，以“天朝上国”之君主自居，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方式，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以满足“惟我独尊”的虚荣心。尽管下西洋是一种政治行动，为此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牺牲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怀柔政策，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厚往薄来”，从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他们远来中华的诚心。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故出使期间所进行的贸易，都被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做着发财的生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着贡品来到中国。虽然熙来攘往，煞是热闹，但这种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政治意义，而无经济价值，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早在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朝贡贸易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招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使节，使得赏赐开支应付不暇。据统计，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有7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出现了16国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的局面，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盛事”。不过，在统治者为此心花怒放的同时，由此颁发的赏赐品之耗费，显然也是空前的。就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政府的开支就越多；前来朝贡的次数越多，明朝财政的亏损就越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一旦国力衰落，自然便难以为继。故而明代中叶以后，便再也无法派人出使西洋。其实，对于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就存在着反对意见。永乐末年，当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彻就曾“谏取宝之非”。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北京皇宫三大殿遭回禄之灾，明成祖“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极言下西洋之弊。成祖虽龙颜不悦，但还是下令暂行停止下西洋的举措。此后，对下西洋的非议日渐增多。成祖死后，即位的明仁宗即从原户部尚书夏元吉之言，下诏：“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直到6年后，宣德皇帝才组织了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以王景弘为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此次远航仅至苏门答腊而返，其规模自然已不能与此前的郑和七下西洋相提并论。成化十一年（1475年）冬十月，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下诏查阅西洋水程档案，大有重差宝船下西洋的雄心，但遭到兵部车驾主事刘大夏的反对。他指出：“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数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只是一大弊政，作为大臣应当切谏，所以旧案虽存，也应毁掉，以彻底根除祸患。”于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记录，便被刘大夏所烧毁。
最后，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万余人、二百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影响之巨，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的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上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价，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