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得得很慢，否则，他的额头上非撞出一个鸡蛋大的包不可。陈景润推推眼镜，点着头连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他见对方没有动静，以为人家被撞疼了，生了气，抬头仔细一看，原来是棵树。“哎，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他又捧着书本往前走去。这一幕，被几个班里的调皮鬼看在了眼里。从此，陈景润又多了一则惹别人取笑的笑料。
陈景润升入初中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鬼子打到福建，他们全家随父亲逃到一处山区。那时，江苏省的一所大学也从沦陷区迁到这偏僻的山区来了。大学的教授和讲师们也在当地初中兼点儿课。这些老师都很有学问，陈景润从他们那里大受启发。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回到福州。不久陈景润就进了英华书院念高中。那里有一位数学老师，使陈景润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这位老师就是讲本文开头那段话的人，他叫沈元，曾经担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抗战爆发后，他逃难来到福建。就是这位航空学的泰斗，以他广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精神，给陈景润向数学王冠进军的道路铺下了基石。是这位老师，使陈景润知道了什么是“哥德巴赫”，是这位老师唤起陈景润征服数学难题的决心。
建国后，才读完高中二年级的陈景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当过图书管理员，可他心里一直装着那道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他经常撰写数学论文，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华罗庚所长读过论文后，觉得陈景润是位有培养前途、值得造就的人才，就把他调到数学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了！
外国人证明（1＋3）（证明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时，用了大型的计算机；而陈景润证明难度更大的（1＋2），却完全用的是纸和笔。他用过的稿纸已无法用页数计算，装成麻袋后足以堆满一间屋子。他的论文写出来，共二百多页。由于论文要求简洁，他又开始了修改加工。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爆发了，中国的大地上，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陈景润本来就很简陋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了。没有书桌，他趴在床上算；吃不上热饭，就吃冷干粮，喝凉水。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顽强地向数学高峰攀登着。终于，1973年2月，陈景润完成了对（1＋2）证明论文的修改。
他的论文发表后，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在那样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凭个人力量完成对（1＋2）的证明，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所证明的这条定理被称为“陈氏定理”。一位外国数学家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说“你移动了群山”。是啊，没有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精神怎么能办得到呢？
现在，要摘取皇冠上的明珠只需证明（1＋1），仅仅是一步之遥了，谁能跨越过这最难跨越的一步呢？少年朋友们，你们想知道为什么简单的（1＋1）、（1＋2）还需要证明吗？想知道究竟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吗？想跨越最后一步摘取那皇冠上的明珠吗？那么，就鼓起勇气，立下志向，去数学的海洋中搏击风浪吧！
“科盲”李政道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1926～），1926年11月25日出生于中国上海。1943年毕业于江西联合中学。同年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国立西南联大，在这里，李政道遇到了一生中获益最多的老师——吴大猷。1946年受吴大猷推荐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虽然大学未毕业，还是进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研究院，开始同杨振宁合作。195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赴加拿大担任天文研究员。1951年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1953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1963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第一位“费米讲座”的物理学教授。同年，携夫人返回阔别26年的中国大陆。后多次返回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3年，由于新发现的K介子在衰变时与宇称守恒定律不符，他与杨振宁合作研究，1956年得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结论，次年由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实验获得证实。过去物理学界认为宇称守恒是和能量守恒、电荷守恒一样普通适用的定律。杨、李的理论对物理学界震动很大，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对基本粒子的大量研究工作，是物理学界的一大里程碑。1957年，年仅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他们早已入了美籍，但也是华人，消息传来，中国人无不引以为傲。
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他创立的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经典意义。量子场中的“李模型”对以后的场理论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李政道的科学成就是与他特有的天赋和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他的老师吴大猷回忆道：“李政道应付课程，绰有余裕，每日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及习题。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的就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的解决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地发现他的思维敏捷，大异寻常。老实地说，在此后的一年中，我因为自己的问题——冠世（吴之夫人）的卧病；每日的买菜，升炉，煮饭；物价的日日上涨，实在没有心绪来预备许多的参考书和题目给他。好在他的天资高，亦不需我的讲解。”尽管李政道在吴先生手下只呆了14个月，但吴先生是影响他最深远的一位师长。李政道后来回忆说：“我从吴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dedication）。”可见，一位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多么的重要。
如今李政道已经年届古稀，但他仍然经常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不过，呕心沥血的科研工作给他的感受绝不是“吃苦”，而是其乐陶陶。当有的科学界以外的人士自谦地说自己是科盲时，李政道说道：“我也是个科盲。”他说，天文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谜，宇宙中90％以上的物质是所谓的“暗物质”，暗物质是什么，今天的物理学家还不能回答。因此，在广袤无垠的大自然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科盲”。
李政道对培养年轻人非常的重视。他将毕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作为奖学金资助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活动。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李政道告诫年轻人：21世纪将会是以物理为基础的各学科交融的世纪。
中国运载火箭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力学家、火箭专家。1991年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最高表彰。
钱学森是浙江杭州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铁路机械工程专业。1935～1938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193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1947年，钱学森回国，与我国著名军事战略家、教育家蒋百里的第三个女儿蒋英女士完婚。婚后夫妇二人同赴美国。钱学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任教授，兼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哥达特客座教授。
1950年2月，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参议院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法案”，企图在全美煽起一股反共的“十字军运动”。此时正值朝鲜战争的激战时刻，为配合战场上的斗争，美国国内经常发生对大学和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的事件。反共“十字军”运动也波及加州理工学院，该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由于钱学森与威因鲍姆私交不错，因此也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更令钱学森不满的是，1950年7月，美国政府取消了他参加美国军方秘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员，还犯有非法入境罪等莫须有的罪名。钱学森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污辱，决定返回祖国。
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钱学森马上去晋见主管他的研究项目的美国海军部官员金布尔将军。他开诚布公地说道：“我要辞职，准备回国探亲。”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一方面好言好语地进行挽留，一方面又做好了其他“必要的准备”。他对海军部的另一位官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认为钱学森知道的美军机密太多了，绝不能让他回到中国。金布尔马上将这件事通知了移民局。
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准备工作，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机票，并把行李交给搬运公司装运。正当他们全家准备离开美国洛杉矶时，突然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离开美国！”没办法，钱学森只得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此时，他家日夜都有人进行监视。1950年9月6日，钱学森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拘留在看守所。在此期间，钱学森受到了非人的待遇，15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后来他的老师冯·卡门和其他一些朋友募集了1．5万美元才把他保释出来。虽然走出了看守所，钱学森仍然没有获得正当的人身权利，移民局不允许他随便离开住宅，还定期、不定期地查问他。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在回国前的那几年，我和蒋英时刻备有三只轻便箱子，装上必要的行李，随时准备回国。我们那时租的房子每次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间我一共搬了五次家。”
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周总理曾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一定要让钱学森平安回到祖国。1955年8月1日，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特别同美方提出了钱学森回国的问题。经过多次交涉，正义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方最后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