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倒未必，钱柳就跟着母亲的姓。因为她妈妈是海宁钱氏的后人，认为这个家族出过钱穆、钱钟书、钱学森等成串的名人，所以女儿跟着姓钱会有出息。
我那天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自己是中正出版社的编辑，大骂我的那本《春宫》写得乱七八糟，竟然在美国出版，真是丢中国人的脸。她举的例子诸如，我的书中有“绅士与处女在愈趋教条的儒学压制下，成为只能在闺房深处打开的秘密。”“做爱前抚摸女性樱桃一样的乳房是必要的步骤……”
她说，“如果绅士和处女都这么不体面的话，难道中国古代的大街上露面的都是妓女和流氓吗？还有，您可以歌颂白种女人乳房丰满，但不能歪曲事实，侮辱中国女人的乳房小。”
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本书了，仔细想了一下说，“这本书我从来没有翻译过，也没有请别人翻译过，不知道怎么要在你们那里出版。至于你说的这些问题完全是一个二逼犯得低级错误，genitals和vagina不是绅士和处女的意思，而是****和****；nipple不是乳房，而是****的意思。”
当天晚上，她突然登门造访，向我致歉。
80年代，人们的思想从压抑中复苏过来，非常蓬勃。那时的知识女性更是凶猛异常。钱柳长得白皙文静，很清俊知性，但内心却非常狂野。
我一开门，她看了看我，“黄老先生在家吗？”
“我就是。”
“你别逗了。我是真心来向你爸道歉的。我把那个译者叫到我办公室骂的她狗血喷头，还把她翻译的垃圾从六楼扔下去，跟天女散花一样。总算替老人家出了口气。我要是英文好，自己就能对着原文看了。”
我只好把我身份证拿出来给她看。
她捂着嘴，足足十几秒钟，忽然在楼道里大喊，“天哪，我终于找到真正的偶像了！”
接下来，她几乎天天到我家来跟我学学英语、历史，尤其是性文化史。她极聪明，精力充沛、能量又大，很快就把《春宫》这本书出版了，并且几乎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我变得炙手可热。当时思想的开放远甚于现在，对性学的好奇尤甚。王小波、刘达临、潘绥铭，以及我的老友李双枪都成了先锋。但李双枪说的好，在性方面上，时间把我甩开了半个世纪，但性学研究方面，我把时间甩在身后半个世纪。他们现在的研究刚刚来到我40年代时刚开始的地方，而且他翻译的福柯的《性史》也远无法替代我对中国人的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