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北的小塘”在哪里？
“宁”，也就是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
不过，宁都县城以北并没有名叫小塘的村庄。据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查证，那里有个小源村。大抵是发报或收报时译电员的笔误，把“小源”误为“小塘”。
在十个多月前，宁都曾名震全国。那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等秘密地加人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突然宣布起义。这样，第二十六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一事件，便成为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眼下，宁都又一次被载人史册。在这里的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被称为“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据黄少群考证，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几天。黄允升的考证，更为精确些，认为是上限为10月4日，下限则为10月10日。
据小源村曾栋材老人回忆：“那年的8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一种晚稻的名称——引者注）接迟禾新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便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蓄着黑色长须，俨然美髯公。
不过，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他是在会议开了一半时才飞马赶来的。他曾回忆说：
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不必再依靠无线电报来来去去，前方四位首脑（除周恩来晚到）和后方四位首脑终于开始面对面交锋。据云，出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和刘伯承（尚待进一步查证）。
会议是空前激烈的，这可以从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中的一句话看出：“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
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
《简报》还透露：
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攻赣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
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
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他却受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炼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中考验出来的。
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
就在这时，使任弼时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又说道：
众所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周恩来处于矛盾的境地。
他在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有着多年的高层领导经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批评了他对瞿秋白持“调和态度”之后，说道“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曾与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后，仍能与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来中央苏区，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而向来有着很强组织纪律性的他也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
周恩来跟毛泽东1923年底在广州结识，但没有深交。这次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这样，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一回，任弼时、项英等坚持要撤掉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政委毛泽东，使周恩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怎么办呢？他先是在口头上，也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讨论，如《简报》所述：
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
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显然是后方首脑们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
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
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了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降下了帷幕。
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
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就这样，10月10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10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暂回”后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思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经过“粉饰”的通令，看上去，毛泽东属“正常工作调动”。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周恩来在计划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
至此，围绕毛泽东的一场格斗，该算是结束了。然而，那“余波”仍在前、后方首脑之间激荡。
11月12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呢，他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反驳了后方中央局关于他“调和”的批评，他指出：“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还写道：“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
这表明，调毛泽东回后方，是后方首脑们在会上提出，事先并未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研究了双方发来的电报，意识到如果听任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样批评周恩来，势必会使中央苏区领导层造成大分裂，于是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责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
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气焰，才算收敛了。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还为毛泽东重回前方，留好余地。周恩来写道：去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说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周恩来还为毛泽东解释，“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他为毛泽东留好伏笔，以便在适当时机，以毛泽东“病愈”为理由恢复他的军职……
周恩来在毛泽东危难之际周详地维护了毛泽东，这为毛周后来四十多年的亲密合作奠定了基础——虽说在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至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说成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