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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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书画君臣(2)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崇宁五年四月,蔡京第一次被罢相。

别灰心,蔡京,你还有机会!

一年另十个月后,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在宋徽宗支持下再次复相。此时的蔡京终于明白:别看平时客客气气,又请客,又送礼,官家豪强其实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有钱、有权、有势,只有他们才能在背后私铸、贩运“当十大钱”,最终导致自己被罢相。

一定要杀鸡儆猴!

蔡京找到的这只“鸡”叫章綎,由此兴起了崇宁、大观年间的一场惊天大案——“苏州钱狱”。

章綎的父亲是神宗、哲宗两朝的一员骁将,在西夏战场上战功赫赫,年老后退养苏州。章氏家族是当地望族,代代有人在朝堂为官,在苏州更是占有大片土地,呼吸之间可以撼动苏州地方官场。但是,章氏家族不是蔡京一党,章綎本人更是从崇宁二年开始就公开抨击蔡京,说“当十大钱”将使江淮一带的富人变为流丐。

说归说,做归做,该骂人骂人,该赚钱赚钱,章綎骂完了蔡京,回过头来就开始盗铸、贩运“当十大钱”。

崇宁三年到崇宁四年,章綎最主要的生意就是私自铸造“当十大钱”,然后在江南、京畿、陕西路之间贩运,赚取差价。盗铸大钱毕竟是伪造货币,一般来说都像鬼子进村,藏在深山里悄悄地干、声张的不要,惟独这位章綎,在苏州城里开了几个作坊,然后就大鸣大放干了起来。

崇宁四年(1105),章綎的航船在京杭大运河上被截获,按当时船上运载的大钱当十数量,已经足以杀头了。但是,地方官根本没有胆量逮捕章綎,章綎在被截获后仍旧大大方方起航——他的船队全部是漕运官船。

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立即下令抓捕章綎,希望杀掉章綎这只鸡,教育那些猴子。为此,蔡京派出了开封知府李孝寿,江湖人送绰号“李阎罗”。按说,以李孝寿的级别对付一个商人,应该绰绰有余。

到了这个时候,蔡京才突然发现,章綎压根就不是一只“鸡”,而是一只比“猴子”还威猛的老虎!

第一次审理章綎案,结果令所有人大跌眼镜。李阎罗在平江抓捕了上千人,却始终没碰章綎一根汗毛,一千多人在监狱里哭号的时候,章綎本人天天就在平江地面上晃悠。更可笑的是,李孝寿抓来的一千多人,连章綎的远亲近邻都算不上,而是苏州地方官员、苏州籍朝廷官员。

蔡京虽然身为宰相,章綎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叫曾布、一个叫刘逵。曾布是神宗朝老臣,也是徽宗朝第一任宰相,资历比蔡京还要老很多;刘逵在蔡京罢相期间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

蔡京VS章綎=蔡京VS章綎+曾布+刘逵,曾布、刘逵,哪一个对宋徽宗的影响力都丝毫不亚于蔡京。

这样两位老宰相还不是章綎的绝招。类似于《水浒》中的祝家庄、扈家庄,想想这些传说中的大户都有军队,何况现实中的章綎!李孝寿不过是个知府,《水浒传》里的宋徽宗连一百零八个毛贼都搞不定,一个开封知府又如何能去苏州章家抓人?

李孝寿来苏州两个月,不但没抓住章綎,自己反而被召回开封。同时,为安抚章綎,宋徽宗亲自出面,指定沈畸(监察御史)前往苏州查案。

沈畸虽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御史,却有很大的胆子,不但多次上疏大骂蔡京,还公开指责“当十大钱”是“聚敛之法”。此人一到苏州,不去查办章綎盗铸证据,反而当天就放掉了李孝寿辛苦抓来的一千多名证人。

宋徽宗此举摆明了是要放章綎一马,第二次审理章綎案的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章綎无罪(从没进牢房,不需要释放),愤怒的蔡京只得把办案者沈畸流配信州。

冤枉啊!

蔡京终于明白,要想消灭章綎这只老虎,靠这些有职无权的小鱼小虾是办不到的,必须找到一只比章綎更凶狠的老虎——孙杰。

简单介绍一下,孙杰的正式职业是朝廷官员,时任两浙路查访。很多历史文献认为,蔡京选择孙杰,是因为孙杰跟章綎的靠山曾布是死敌。

不是这样的!

孙杰敢于向章綎叫板的底气并非来自朝堂之上,也不是由于他看哪位宰相不顺眼。蔡京之所以看中孙杰,是因为孙杰是北方巨富,也在盗铸“当十大钱”。当时,北宋王朝有“南章北孙”之说,孙杰是章綎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只有孙杰这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抗章綎。

这一次,章綎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当然,章綎早就得到消息,他把盗铸钱的装备装上一艘大船,并在太湖之上凿沉,所铸私钱、铸钱炉一并沉入太湖。

孙杰:把船和钱都沉入水中了,我就给你捞出来!孙杰下令,但凡能在太湖中捞到钱的,一律可以在衙门换成官府认可的“当十大钱”(其实,很可能就是他自己铸造的私钱)。

在利益制约之下,人们一般能做出相对理智的决定,不会凭个人好恶干出玉石俱焚的事情。章綎只是章氏家族的头领,不是章氏家族的全部,商人家族最大的爱好是赚钱,不是杀人放火。最终,章氏家族没有选择与孙杰武力对抗——那样的话,章氏家族就不止损失一个首领了。经过孙杰与章綎并不友好的沟通,章綎认怂,孙杰成功抓住了章綎,并将他刺配沙门岛(山东蓬莱岛海域向西)。

从当时条件来看,章綎应该无法再活着回到苏州了。

宣判章綎发配沙门岛,并不意味着真的能让章綎去沙门岛待一辈子。等风头过了,再把人捞出来就行。

蔡京,咱们走着瞧!

打垮了章綎、内有皇帝撑腰、外有爪牙气势汹汹,蔡京自觉自己已经无敌于天下,开始大肆铸造“当十大钱”!

理论上,“当十大钱”的重量是小平钱的十倍,大观年间的物价涨幅却远超过了十倍。因为,物价一旦连续上涨就会建立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明天物价依然会上涨,那么,即使不再增发货币,物价也会上涨。

大观二年,北宋王朝开始了新一轮“物贵钱贱”,即超级通货膨胀。

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次因推行“当十大钱”不利被罢相,而被发配沙门岛的章綎也很快被特赦,回到了苏州。

在不可更迭的货币规律面前,这位北宋第一权奸低下了头。

没关系,蔡京,还有机会,这一次绝不会再输!

市场之魂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这样吗?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