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非常有利于发挥华人的才能，浙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吴敬琏
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浙商崛起的“青春因子”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深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浙江经济细胞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修打火机的等等普通劳动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成长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1.谁是浙商，浙商是谁
调查显示：浙江商人是当今中国最会赚钱的人，不久前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中，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省市之首。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你发展，我发财”。下面这份不完全名单足可以说明浙商的实力和活力：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开创中国私营企业家出任省级领导的先例；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在美国《财富》杂志的首次投票评选中，此前没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而在总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资深企业家冯根生，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并且越活越青春；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而《福布斯》的富豪榜，浙江人更是常客：从“中国50首富”中的9位，到百富榜上占据17席。也许福布斯中国富人榜有争议，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却比福布斯的估计更为乐观。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
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或者说”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然而，浙商厉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庞大的群体阵容。
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注册资本2515.43亿元，户均注册资金87.19万元。浙江现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家，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3348户。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多年来热衷于为中国富人数钱的英国小伙胡润及其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中国内地百富榜，浙江籍富豪人数多年蝉联第一，最多时达到17人。也许《福布斯》的排名因为有点“娱乐成分”而不够严肃准确，但是中国官方的排行榜却比媒体的估计更让人不可思议：全国工商联发布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浙江遥遥领先，上榜近200家，一省独占1/3强。实际上，浙商不仅仅是富人榜的主角，今年首次发布的中国慈善榜，浙江一省上榜人数就将近1/3。而在国家税务总局排定的私营企业纳税50强名单上，浙商也以12席位居榜首。浙商确实是各类排行榜的常客，但浙商并没有爱“上镜”的癖好。相反还有很多的深水大鳄潜藏水底没有浮出来。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2003年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的第100名是一亿美元，而2004年浙江民营企业100强的最末一位的年营业额是14亿元，同时浙江目前已有境内外上市公司96家，其中多数是民营企业。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上市公司户数等6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以至于有人说，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的浙江，现在应该再加一个“老板故乡”的新头衔。活跃的浙商成就了浙江的活力。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GDP总量已连续6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浙江经济凭什么一直在全国处在领跑的地位？浙江商人凭什么崛起？在了解凭什么崛起之前，先看一下商务部公开的一组数据：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源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高等院校设置又相对较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相对不足等；在这样一个区域发展现代经济，客观条件十分不理想。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天时不好、地利不足的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4位升至第4位，这个位次一直保持至今；全国经济百强县，浙江占了23个；在全国农民增收连续多年下滑的情况下，浙江的农民连续年持续增长；美国《富布斯》杂志2000年评选出中国内地50位豪富，入选的浙江企业家有7位；
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中，浙江有56种产品居全国冠军，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
资源小省造就经济大省，初步答案可以肯定为，是浙江商人创造了浙江经济的奇迹。然而，浙商的崛起又是凭着什么呢？
浙商是浙江籍商人的简称，指的是出生于浙江区域内的商人群体。
因此，要探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必须从浙商与其他区域内的商人群体的比较分析中来展开。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是“三大商系”，即晋商、徽商和浙商。
晋商曾经通领全国“票号”，也就是统治着全国的金融业。龚自珍曾说：“山西号称海内最富。”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在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20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但是，经过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后，晋商彻底败落了，直到现在，晋商也不见辉煌的迹象。
北晋南徽，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芜湖、苏州、杭州、武汉、上海以及整个吴楚、两淮地区，徽商在盐业、茶叶、木材、粮食、棉织、典当等行业，处于绝对的垄断经营地位，万历《歙志》在概括歙人（即徽商）商业活动的情形时说：“其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徽商在历经300多年的繁盛后，至清道光中叶后走向衰落，民国以后徽商渐至淹没。直到今天，安徽尽管地处华东地区，在泛长三角区域之内，但它的经济地位远远落后于江浙。江西商帮，兴于南宋，盛于明朝，尽管不及北晋南徽，但也是一支势力不可小看的商帮。江西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是云、贵、川。过去有一句老话：湖广填四川。实际上是江西填湖广，再湖广填四川。在中国文化史上，江西是一块跳板，中原文化向岭南、西南传播，必经由江西。江西商帮也就是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得以兴盛和发展。但是，自清以后，江西商帮逐步衰落，以至于20世纪末叶，江西籍作家胡平在详细考察了江西历史文化后发出了“千年沉重”之浩叹。福建商帮曾经非常强劲，在东南亚一带无可匹敌，直到现在，东南亚的巨商豪富大多祖籍福建。改革开放之后，福建经济发展迅速，闽商也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商人群体。福建的人文优势十分明显，不仅80%的台湾同胞祖籍福建，而且作为中国第二大侨乡，拥有1086万海外侨胞，在港澳地区的闽籍同胞也有123万人。但是，从全国经济格局看，特别是相比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福建经济的边缘化趋势日益严重，无论是GDP总量还是吸引外资，福建都在“节节后退”。目前，在国人的印象中，粤商是唯一可以与浙商相接近的商人群体。而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超过浙江。但是，在中国25年经济发展历程中，广东有中央的政策优势和特区优势，加上紧挨香港、澳门，其区位优势是浙江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国人心目中，粤商的崛起是可以理解的，但浙商的崛起却有些不可思议。浙商凭什么崛起？这是一个值得把发展确立为第一要务的人们花大智力去研究的重要问题。
2.浙商崛起靠的就是好的种子、土壤、气候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也是最会赚钱的人群。对一个商帮的至高赞扬，莫过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1年世界华商大会上对浙江商人的评价：“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最成功的华商。”在最近的10多年里，浙商做出了许多重要业绩。若是以省份为参赛单位举行各商帮的年度“大考”，那么，在人均GDP、重点行业企业利润总额、在中国民企500强中的比重、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的工业产品数量等多门“科目”上的得分，浙商无疑都已位列全国第一。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群出身“草根”阶层的农民企业家如何成为中国商人的第一群体。
“浙商制造”的全面崛起让人惊羡，“浙商不败”的长寿奇迹也让人关注。最近，许多机构与专家都在拿“浙江帮”同“山西帮”、“安徽帮”、“潮汕帮”作比较，试图分析：历史上为什么成名更早而且群体强大的晋商、徽商与潮商，最终都走向了没落？而为何浙江商人失败的案例却相对较少、能保持基业长青？
笔者认为，浙商的活力之源和动力之本，概括起来即为超前的市场观、精明的经济观、强烈的效率观。对此，浙商的发展，正是部分得益于这种敢说敢做、勇于冒险的观念和做法，他们总能洞察时机而猛执先鞭。
浙商崛起的因素很多，有人说，浙商崛起最重要靠的是好的种子、好的土壤和好的气候。确实，浙商是以地缘来确定的，但从时间上看，还可分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是兴盛于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其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那个时代，老浙商是继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为强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老浙商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商帮的命运几乎完全一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样，在经历了战争和社会巨变以后，迅速走向衰败。但老浙商与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老浙商移地香港，能够继续其在商业界的霸主地位；二是时隔30年后，老浙商迎来了他的继承人——新浙商，而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帮一样，难见新的继承人重现中国经济的大舞台。浙商崛起，这里专指新浙商。浙商凭什么崛起？要探讨的就是新浙商形成、崛起和强盛的原因。新浙商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强盛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徽商故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但令人奇怪的是，徽商后人尽管具有敢为人先的豪迈勇气，却并没有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徽商群体。据有关媒体披露，直到2000年，小岗村还相当贫困落后，只是一个偶然的政治因素，才由政府投资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面貌。相反，一向生性柔和、为人低调的浙江人，却在短暂的1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并在人数、商业活动范围、经营产品种类、创造财富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老浙商。20世纪80年代浙商群体形成的原因，可以用“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这句农业生产的术语来解释。在资源小省的浙江创造商业财富，相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在于量，而在于质。说浙商崛起“种子好”，指的就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优。但是，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出身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等，都是农民出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此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而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蜕变为商人的主要“孵化器”。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300多万商人，绝大部分出身垄上。然而，全国八九亿农民，为什么唯独浙江农民能够顺利地蜕变为商人呢？同样是农民，同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浙江农民的独特因子在哪里？这里应该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是浙江地处沿海，特别是富裕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海外交流，为浙商的形成和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营养；二是浙江人的国民性格，非常适应商业文化，务实、机敏、重利、不满足、求创新、讲合作，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国民性格大有用武之地。
对浙江人而言，客观的土壤条件并不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但是，浙江的人文土壤却十分优越。在浙商形成的众多营养液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认为，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