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移情”他人的众多品牌代理商，华东鞋城方面当然竭力挽留。据了解，章庆洪等华东鞋城1000多高管曾多次找他们谈心，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还能留下，但似乎回天无力，因为他们去意已决。
2004年9月7日晚，华东鞋城方面在下关名豪会大酒店内宴请60多家品牌代理商。然而想不到的是，来赴宴的竟是1000“太太军团”，这令华东鞋城方面心情有点黯然。奥特曼童鞋系列南京总经销王川国经理说，接到邀请后心情很矛盾，毕竟自己曾经受惠于“老东家”，不去的话面子上过不去；但现在自己已经和他们分手，在这种情形下，再和“老东家”把盏举杯，多少有点尴尬，所以才有了太太前去的无奈之举。
面对“娘子军”，华东鞋城方面依然保持了他们的风度，希望太太们传话给自己的老公，希望念及往日情分，不要一时冲动，同时鞋城方面也会考虑他们的一些要求，如果他们回归，一定不会亏待他们。宴会之后，太太们又每人拿到了鞋城方面送的一盒月饼。据参加宴会的一位代理商的太太介绍，当时场面有点伤感，与其说是借这种场合来进行劝说和挽留，其实它更像一场分手前“最后的晚餐”。
在得知华东鞋城方面宴请代理商的消息之后，红桥市场也不敢懈怠。次日晚，他们选择在中央门的大家乐大酒店宴请了这些代理商。这些代理商欣然赴约，全部到场。红桥方面把宴会场地放在大家乐，显然是一种精心的选择，其寓意不言而喻。
花花公子时尚休闲运动鞋南京地区总代理李志开说，那场宴会真是场面宏大、气氛热烈。新朋友、新“东家”，狂饮豪言，其乐融融。但是，众多代理商在酒精刺激下的兴奋中，却难掩一丝惆怅和伤感。
实际上，打算迁址红桥的经销商中有的后来也回来了。在广告上出现名称的剑桥童鞋总代理李玉豹说得很现实。他说，“华东”毕竟是温州人做的，沟通也方便，服务也到位，最重要的是这里地理位置比较好。
2.商人逐利的天性使然
“不要用背叛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举动，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谁给我们利益多，我们就和谁结盟。”奥特曼童鞋系列南京总经销王川国经理说。
华东鞋城成立于1997年，拥有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营业用房300多间，汇集了步步高、奥特曼、蓝猫、七波辉、永高人、威威猫等著名品牌，是南京市最大的鞋类专业批发市场，年销售额达4亿多元。因为拆迁，由原址搬到位于玉桥市场对面的现址，并更名为“华东国际鞋革城”，而问题就出在搬迁上。
虽然现在的华东看起来并没大碍，不过，原来的几十来家品牌商要集体迁址倒是确有其事。至于改投红桥市场最主要的原因，大多数的经销商承认是因为新的华东市场要缴纳进场费。一位经销商说，拆迁后原华东鞋城的经营户全部搬到现在的新址，但现在搬到新址后却要经销商交2万元的进场费，这令经销商们无法接受。但这仅仅是原因之一。按照代理商们的说法，新的鞋城停车不方便，而且仓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这一切，到了红桥后皆能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红桥市场不收取进场费，而且税收免一年。
章庆洪对此的解释是，2万元的进场费，其实是搬到新址后所需的包厢装潢费，而2万元仅仅是装潢费用的一半，他自己已经为每个包厢的装潢支付了1.8万元。应该说，经营户交这个2万元是绝对划算的。
步步高运动鞋南京一级代理黄雄说，离开章庆洪不是一种背叛，加盟红桥纯粹是商人逐利的天性使然。“谁给我们的利益多，我们就跟着谁干！不要用道德的评判标准来看待我们的举动。”
黄雄充满感情地表示：“章庆洪曾经带领我们大家致富，我们真的很感激他。但是，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华东鞋城的高管层缺乏和业主们的沟通，致使上下之间的隔阂渐大，这也是众多品牌代理商弃离华东鞋城的重要因素。”
而红桥市场的有关人士坚决否认自己有“挖墙脚”的嫌疑。“市场竞争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红桥市场业务总监尹文明说，原华东鞋城品牌代理商的加盟，是他们自己权衡之后的必然选择，他们有自己的市场判断力。
章庆洪在接受家乡媒体时并没想象中的无奈。他说，华东一直是南京老字号的牌子，我一直非常珍惜。有七八十位代理商从杭州一直跟我跟到现在，如今生意做得很大，所以我必须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后来加入华东的南京人、福建人以及浙江人，我也同样关心他们。但是由于我自己做了“多元化”，有时候没有顾及到个别人的情绪，这也是失误之处，但是这次新华东的招商是成功的，而部分人没有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我是爱莫能助，不过考虑到个别经销商的实际困难，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毕竟这些年的感情也是一笔财富。
华东鞋城品牌代理商集体“哗变”事件之所以引起强烈关注，是因为这种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例。“这只能说是浙商自己拆了自己的台。”南京红桥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人士说。
浙商一直以一种“抱团”精神鏖战市场。正是这种血肉相连的信念和意志，推动着浙商的商业“战车”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但是，此次华东鞋城内部的震荡，却让人深思：依靠乡情或者亲情连接起来的商业纽带，永远是“东方不败”的市场武器吗？
浙江商人在开始打拼市场的时候，依靠乡情、亲情的力量，创造了商战中的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可以讲正是一种“草根”的团队力量，建立起浙商的市场影响力。但是，随着市场的成熟以及浙商个体力量的强大，他们赖以生存的“草根”精神，已渐渐地退隐到他们的血脉中，而不再体现在具体的经营行为上。在这种情形下，越来越多的小老板越来越需要自己的话语权，章庆洪等浙商巨头一言九鼎的局面，当然就会遭到颠覆。
在市场经济中，亲情和市场法则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但是在面临利益的选择时，亲情有的时候就显得弱不禁风，此番华东鞋城代理商的集体撤离，就是一个典型的诠释。应该理性地看待这场在浙商中间产生的震荡，任何对此的道德评价，都是片面和狭隘的。
凡事有利有弊。从某种程度上讲，浙商们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时，不再受狭隘的亲情囿限和羁绊，这既是对他们经营智慧的考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的成熟。
对华东国际鞋革城来说，幸运的是这一切都仍在掌控之中。出走的仅仅是少部分，埋怨的也仅仅是出走的人。不过，这次“哗变”也让一直以为胜券在握的华东冒了一身冷汗：即使是曾经关系如兄弟的伙伴，面对现实的诱惑时也会动摇。古人有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商家在考虑自己赢利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双赢、三赢、甚至更多方的“众乐乐”呢？
3.联合，“浙江模式”变革的突破口
联合，一个时代的主题曲，无论是浙江本省还是全国其他地方，浙商间联合出击的事例层出不穷——当第一个中国民营财团在浙江诞生，当习惯了单打独斗的浙商结成投资联盟，当强强联合使原本的“山大王”成为一个团队里的战友的时候，其实，用不着惊讶，也用不着称赞。
因为浙商的天性里就有一种东西——应时而变，还因为他们的天性里就有“抱团”、“联合”的生命基因。只不过以前的“联合”与“抱团”，更多的表现为产业链的分工合作，表现为“结伴闯天下”的抱团打拼。君不见，有一两个浙商在那里建设市场，就有成百上千的浙商去响应，成为市场里的经营者；君不见，有浙商打出“浙江制造”的品牌，就有成千上万的浙商甘愿默默无闻地替他做配套；君不见北至漠河，南至天涯海角，都有“浙江村”、“温州村”、“台州街”的繁荣？“有钱大家赚”、“抱团打天下”，向来就是浙商的“经营宝典”。
只是，过去浙商的抱团与联合更多的是“鸡头”与“鸡头”的联合，经济利益体之间的联合并不影响各自原有的企业文化、组织架构、经营模式等等。但时光之桨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划出了阵阵浪花，使得联合与抱团的形式有了本质的变化——这种联合更多的是改变了原来的经济利益体，并迫使其企业文化、组织架构、经营模式等随之发生巨变。所以，这种联合其实是一种适应新时代的变革。
（1）联合，是一种需要
当更多的浙商主动地结成联盟体，可以肯定的是：浙商已经进入更高的投资领域。他们主动联合的目的，除了做强做大之外，还有打破垄断，冲破“天花板”的渴望。
记忆闪回到2004年6月，在参加温州中瑞财团开业庆典活动的时候，记者曾问中瑞的新闻发言人：“目前的中瑞，在本质上是否应该说更像一个股份制的投资集团公司？”得到的回答是：“中瑞的最终目标是金融，但目前的重点是做实业。有了财团这么一个平台，先把产业做大做强，同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向金融渗透，最后达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
简短的回答，一个民营企业集团渴望进入垄断行业，渴望冲破发展的“天花板”的愿望一览无余。
如果说，打破垄断还是少数浙商的雄心壮志，抵挡市场风浪，冲破成长瓶颈是更多浙商走向联合的动因。
2003年5月，温州的八大“锁王”——“五洲”、“坚士”、“宝得利”、“霸力”、“华光”、“金马”、“金得利”、“康佳”联合在一起，组建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制锁企业强强集团。在外人眼里，温州锁具在全国独占一席，温州市制锁企业500多家，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锁具生产基地，其产品在全国市场份额占65%，居全国首位，为何他们还要结成强强集团呢？
答案是：虽然温州锁具全国之最，但在单体规模上，温州企业，包括几家“锁王”都无法与国内另外两个锁具生产基地广东、山东的几家“锁王”相抗衡。温州锁业的优势只体现在总量和价格上，在质量和品牌上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以强强联合的方式进行产业重组，是摆脱小、乱、差、弱、低局面的必然选择。
当欧美“特保风暴”吹来，国内纺织企业的“后配额喜悦”烟消云散之际，慈溪市的六家民营企业联合投资打造的杭州湾腈纶有限公司，采用了德国拜尔公司的最新技术，突破了以往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等的发展瓶颈，从而占领了市场制高点，在“特保风暴”中傲然而立。
是的，在浙江企业单体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联合与资本合作，是浙江民企用以抵御市场风浪、国际竞争风险的需要和武器。
在此情景下，浙商联合风起云涌。既有中瑞财团、中驰财团这种财团形式的联合组织，又有同学会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更有商会形式的企业联盟。北有沈阳温州村的合作开发，南有云南浙商集团采用联合的形式建设“东盟贸易港”，西有天山脚下的浙商联盟，东有山东省浙江投资企业商会抱团进军临沂的整体开发……。联合，成为浙商创业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联合是一种文化
毋庸置疑，浙商的联合并不都成功，或者说联合之路充满坎坷与曲折。比如，在质疑声中诞生、在质疑声中发展的温州财团，成立不久就冒出职业经理人之变故；之后更在“超级炒房团”的质疑声中遭遇资金之困。
虽然都是联合，但方式却各不相同。中瑞的平分股权，当初被认为更具现代气息，更适合职业经理人发挥作用。但有专家指出，股权的平均分配，容易造成董事会内部决策的难以统一，一个项目，大家意见相左，只有“一拍九散”。相比之下，中驰财团中有人相对控股，更适合形成决策层的主流意见。然而，无论是中瑞还是中驰，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管理的尝试都可谓一波三折，因而有人干脆断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不能支撑。
中国的土壤真的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强强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人们看到，强强集团的八大股东，是“舍弃”了自己原先的企业，采用破釜沉舟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打破“小我”，组建“大我”，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终于将渡海之舟变成了“诺亚方舟”。
日前，浙江富越控股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浙江富越控股集团为主的义乌企业组成的“义乌联盟”，历经9个月的追求，终于战胜了上海恒源祥等竞争对手，以3亿元的代价从上海新世界集团“娶”到了“美丽华”。这让上海的8家“老字号”一夜之间姓“浙”，并成为义乌商人进军上海滩的标志性事件。而让“富越”的经营者——总裁陈勇感到欣慰的是：除了董事会以外，股东们没有派任何一个人进入富越，包括财务总监也不特派，而是全部交给他来打理。一个由董事会授权经营者的现代管理模式，在新型的“义乌联盟”中尽情演绎。
凡此，浙商联合之路演绎的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冲突与融合过程。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越短，浙商的成长就越快，浙商的生命基因就越完善。
（3）联合是一种境界
有人说，浙商的成功是个人英雄的成功。“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文化背后反映的是浙商“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承担”等境界；但同时也暴露出“排他”、“自大”等性格缺陷。那么，联合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境界。
因为联合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需要自我牺牲的气度，更需要自我否定的勇气。殊不见，在新的联合体中，原先的董事长可能成了副总、或者是销售总监、技术总监，原来的签字权、一锤定音改成了他人签字和集体决策……
但身体力行进行这种变革的人们会感受到，通过这种联合，企业进入了高端产品和高端市场，谈判对手的语种越来越多，市场份额越做越大，企业家自身的信心会越来越足，视野会越来越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草根浙商的基因会被改良成乔木基因。
而联合的境界，不仅仅在于浙商群体之间的合作，更在于浙商与非浙商、浙商与外商、与跨国企业的联合。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早在2003年就与三家全国著名的企业结成跨区域的联盟；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不仅握手美国奥的斯，还握手日本的石川岛、韩国现代等世界500强企业。在这种东、西方的联合与合作中，浙商的生命基因中被注入了“常青素”。谁能够在世界资源的配置与整合中成为优秀的“集大成”者，谁就能赢得明天。而这种“集大成”的能力，首先在于“集大成”者是否真有海纳百川的境界。
浙商OEM究竟是妖魔，还是天使
在浙江，OEM的模式隐忧频现。浙江制造的持续发展一定也只能依托于全面创新战略——以主动实现浙江制造业由价格竞争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品牌等国际竞争的转型。在义乌，记者还注意到另一种现象：义乌等地的商人分为“百万元类”、“千万元类”和“上亿类”。“百万元类”起家最早而现在的发展规模最小，千万元类”十几年前起家目前突破很难……光靠吃苦耐劳显然已经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OEM需要突围。
1.拷问浙商OEM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