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最早的文学作品是4世纪的古碑文。这些碑文具有押韵诗歌的雏型。8—9世纪，原始公社解体，挪威开始流传许多以神话和英雄事迹为内容的民间诗歌。在北欧海盗时期，古挪威人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远航，进行海上掠夺和贸易，接触到了异国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从挪威古代民间诗歌中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中世纪时，挪威文学同冰岛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冰岛当时是挪威的属地，居民大多是挪威的移民，两国有共同的文字。这时挪威的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有一部分是在冰岛写成，并通过从古挪威语演变而成的冰岛语流传至今。这时期主要的作品有北欧神话和传说——“萨迦”。著名的神话诗集《埃达》于13世纪初成书，它叙述日耳曼部落向挪威移民时期的事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北欧传说是中世纪挪威和冰岛的另一主要文学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家族的传说，它们一般采用叙事体写成，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它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王室传说”，代表作家是斯诺里·斯图鲁松（1178—1241），他的《挪威王列传》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挪威人最早的王室传说是关于11世纪奥拉夫国王的故事，约写于1150年以前。后来又有一位冰岛人奉国王斯凡勒（13世纪初）之命撰写了《斯凡勒的故事》。在斯凡勒当政时期，由教会主持编写了挪威历史。
1350年，挪威黑死病蔓延，人口死亡过半。1380年，挪威被迫同丹麦结成联盟，政治上失去了独立，这时丹麦文成了挪威的正式文字。挪威文学于是进入一个持续几个世纪的萧条时期，它的文学传统主要依靠民间文学才得以延续下来。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具有多种形式，影响较为深远。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山怪的传说，富于神话色彩和童话特点，在挪威西部特别流行。它们反映了古挪威人的传统和思想方法，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智探山怪洞窟搭救被劫妇女的故事，直到今天仍为广大挪威人民所喜爱。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欧洲，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的觉醒。当时挪威最大城市卑尔根的一些学者以文学为武器，抨击在挪威西部地区拥有极大势力的汉萨同盟。他们的代表人物拜耶（1528—1575）用日记形式揭露汉萨同盟在卑尔根地区的胡作非为，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北欧文学中居突出地位。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挪威文学进入了一个丹、挪文学融合的时期。这要一时期挪威的作家基本上用丹麦文写作，产生了一些在丹、挪两国都受欢迎的有影响的作家。例如丹麦作家恩盖尔布莱茨达特在挪威很受尊重，她写的赞美诗至今仍为挪威教堂所采用。这时著名的诗人达斯（1647—1707）被认为是挪威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作家。稍后又有著名的剧作家霍尔堡（1684—1754），他虽是丹麦人，但出生在挪威的卑尔根。他创作了30多部剧本，被奉为丹麦和挪威戏剧的鼻祖，而且通过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活动沟通了北欧文学同西欧文学之间的交流。
18世纪，挪威的独立倾向加强，启蒙运动蓬勃开展，文学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许多居留丹麦的挪威作家和留学生在18世纪末建立了“挪威社”，积极宣传并开展独立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创作活动。
1814年，挪威脱离丹、挪联盟，但又被迫同瑞典结盟，重新陷入附属国地位。因此，19世纪的挪威文学更强烈地反映出民族独立的要求。韦格朗（1808—1845）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家，他的创作开始了挪威文学的复兴。挪威的现代文学史以他的剧作《创造力、人和救世主》为开端。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被称为挪威诗歌的先驱。他的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争取民族自由和发展独立的挪威文化。在他以后，挪威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才与启蒙时期的传统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挪威文学史上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派诗人、艺术家和学者通过发掘民间文学艺术宝库而给挪威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著名作家阿斯布约恩森（1812—1885）和穆（1813—1882）在挪威文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许多民间传说，并最先摆脱丹麦语的影响，完全用挪威本国口头语言进行创作。作家奥森（1813—1896）又根据挪威各地的方言进一步创造了“新挪威语”，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广泛的应用。这一时期著名女作家科莱特（1813—1895）写的《总督的女儿》（1855）是挪威第一部社会小说。挪威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巨匠易卜生（1828—1906）和比昂松（1832—1910），这时已写出了不少剧本与诗歌，大多取材于挪威古代的传说。
19世纪下半叶，挪威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工业革命改变了挪威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政治斗争加剧，农民和新兴中产阶级纷起反抗。在这一斗争中，作家大多站在进步力量方面。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发表了很多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挪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易卜生和比昂松也转而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使现实主义不断深化。他们二人的主要作品都在这个时期写成。他们同约纳斯·李（1833—1908）和谢朗（1849—1906）并称为挪威文坛“四杰”。1890年，恩格斯曾经指出：“最近20年来，挪威文学的繁荣，除了同时期的俄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
19世纪80年代充满了政治与文学的纷争，自然主义开始抬头。耶格尔的小说《放殇不霸的人》和克罗格的小说《阿尔布亭》引起了关于自由恋爱问题的论战，两部作品都被当局禁止。19世纪末，挪威文学中的反动倾向加剧，神秘主义和个人主义旧思想的影响加深，一些伟大作家也受到了影响。一度轰动文坛的名作家汉姆生（1859—1952）晚年甚至走上了同纳粹德国占领者合作的道路。
1905年瑞、挪联盟解体，挪威获得独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戏剧方面出现了格里格（1902—1943）和尼尔森（1901—1929）等无产阶级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艺术技巧上，克罗格（1889—1962）继承了易卜生和海贝格的心理分析手法，格里格则沿袭了比昂松的行动剧的传统。这时小说创作也呈现了新的面貌，产生了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和反映工人斗争的作品，其中以法尔克贝格（1879—1967）和乌普达尔（1878—1961）描写矿工和建筑工人斗争生活的小说较有名。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创办了《破晓》杂志，因而被称为“破晓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青年作家欧弗朗、胡尔和克罗格。他们同以方恩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保守派和信奉宗教的作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但在创作上他们都注重心理描写。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是“乡土文学”派，以挪威农村生活为题材。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的逐步解体，许多作家越发怀念田园生活，因而促进了“乡土文学”的发展。另一派是受到现代心理学派影响的“心理文学”派，以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为主。突出的作品是女作家温塞特的历史小说《克里斯汀·拉夫朗的女儿》（1920—1922），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挪威期间和战后的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反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如南森的《日复一日》和穆恩的《日记》等。小说方面，以埃文斯摩的叙事作品《西渡历险记》影响较大。其他作家如海贝格、班·汉森、韦索斯、哈夫雷沃尔等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作品。欧弗朗、格里格、雷斯安德森和哈格鲁普等，都以自已的诗歌为争取自由做出了贡献。韦索斯的小说《萌芽》（1940）和战后创作的其他作品，把象征主义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挪威小说有了新的特色。博尔根同鲁德、奈特勒奥斯、米克勒、克里斯托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有创新。战后的诗歌创作大体上沿用了传统的诗歌语言。
20世纪50年代，霍夫莫、布雷克和布耶尔克等人继续遵循和发展了现实主义。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如索尔斯塔、乌布雷斯塔和延森等。20世纪60年代末则出现了“纪实主义”，表明挪威文学有了新发展。1956年开始，挪威政府设立“文化基金”，对作家给予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挪威文学创作的繁荣。
一、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
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834年，他父亲破产后，全家迁到小镇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16岁时他到格里姆斯塔镇上的一家药材店当学徒。工作余暇，他经常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随后自己也动手写诗，并学习拉丁文。6年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练了他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培育了他的创作兴趣，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阶段。
易卜生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参加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兰内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姆纳》。他还以《觉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1850）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的赏识，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1852年，他奉派去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他在卑尔根剧院创作的剧本有《仲夏之夜》（1853）、《勇士之墓》（1854）、《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5）、《索尔豪格的宴会》（1856）和《奥拉夫·利列克朗》（1857）。这期间易卜生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媲美。
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翌年他和苏姗娜·托雷森结婚。1862年，剧院破产，他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在这所剧院先后写出了《海尔格兰的海盗》（1858）、《爱的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的《爱的喜剧》，遭到社会上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他为此感到痛心。同时，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引起他对整个半岛的独立前途的忧虑。于是他决定出国远行。就在这一年，他离开挪威到意大利，飘泊异乡，疟疾缠身，又有家室之累，使他债台高筑，生活极为窘迫。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了一部诗剧《布兰德》（1866），这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一个创作成果，以后又写了《彼尔·英特》（旧译《彼尔·京特》，1867）。这两部剧本都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通过《布兰德》，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并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愤激地鼓吹精神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
1864年以后的27年间，易卜生一直侨居在罗马、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1873年，他写了《皇帝与加利利人》，在剧中提出了沟通情绪和精神的“第三境界”的概念。
1874和1885年，他曾两度回挪威作短暂的逗留。在国外期间，他创作了下述几部著名的社会问题剧：1.《社会支柱》（1877），又译《社会柱石》或《社会栋梁》。这部讽刺剧在出版后的第二年，仅柏林一地，就有5家剧院以3个不同的译本同时上演。作者通过剧本探讨了社会道德问题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在道德上的价值问题。在这部喜剧中，资产阶级道德的化身、道貌岸然的造船厂厂主，实际上是个盗窃别人钱财的道德败坏的伪君子。这就是“社会支柱”的本来面目。但这个伪君子最后良心发现，在道德上自我完善。剧本的结尾是不真实的，表现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
2.《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玩偶之家》剧本出版两个星期后，就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
大幕拉开，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的是奥斯陆一个银行经理海尔茂的家。快到圣诞节了，这个家庭多么温馨啊，圣诞树送回来了。海尔茂温情地称呼妻子娜拉“小宝贝”“小鸽子”。他爱自己的妻子，从不在外寻花问柳、酗酒闹事。娜拉好像也挺幸福，她结婚八年，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好几年前，因为海尔茂患病要去疗养，娜拉手头没钱支付，百般无奈只得背着海尔茂假冒自己父亲的签字，向银行借债送丈夫去看病。这些年来，她省吃俭用积钱还了这笔债。
眼下，升任经理的海尔茂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是当年娜拉冒名借款的知情者，他不愿失业，写信向海尔茂告发此事，威胁他。海尔茂看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当柯洛克斯泰听人劝说后，写信表示绝不再提此事时，海尔茂又对娜拉亲热起来。这番周折让娜拉终于看清丈夫海尔茂的虚伪本质，也明白自己在家中只是海尔茂的玩偶和消遣的东西。她愤然离开了这个家。
《玩偶之家》形象生动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市侩气和虚伪，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它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
“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
种种用“道德”来否定《玩偶之家》意义的言论，使易卜生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易卜生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写出《群鬼》《人民公敌》等戏剧，用作品反击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的恶毒攻击。
《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也是个问号。易卜生这类揭露现实的戏剧，没有走传统戏剧在剧情高潮中解决问题的老套路，而是提出问题，激发观众去思考。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