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布塞克》和《欧也妮·葛朗台》都写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可是情境大不相同。高布塞克是放高利贷发财的老头，他虽然喜欢钱，但更欣赏自己生财之道的高明“艺术”，他还多少讲一点义气。他临死时留下遗言，把一笔替一个已经去世的连笔据也已烧毁的人保管的财产如数还给委托者的儿子。葛朗台的格调比高布塞克低得多。他老婆死后给女儿欧也妮留下的遗产，他都要千方百计从女儿手中夺过来。《欧也妮·葛朗台》的内容比《高布塞克》丰富，不但详细叙述了箍桶匠葛朗台精明强干、白手起家的经历，还塑造了善良纯洁的少女欧也妮的形象，和她父亲卑鄙的嘴脸形成对比。
《高老头》的主人公高立欧老爹（即高老头）出身寒微，年轻时以贩卖挂面为业，后来当上供应军队粮食的承包商大发其财。他疼爱他的两个女儿，让她们打扮得满身珠光宝气，花枝招展，到交际场上去引诱贵族子弟，最后以价值巨万的陪嫁作为条件，让贵族子弟娶他女儿为妻。于是挂面商的女儿变成了伯爵夫人。这是高立欧老爹的至高无上的安慰。两个女儿当上了贵夫人之后，骄奢淫逸，挥金如土，负债累累，只好向她们父亲要钱还债。她们两对夫妻如吸血鬼一般，把高老头身上的血都吸干了。最后老人一贫如洗，孤苦伶仃地病死在一家破烂的小公寓的阁楼上。《高老头》的主题不是单纯的父爱，而是父爱与虚荣心造成的悲剧。暴发户的资产者力求跻身于封建贵族的行列，这种虚荣心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上，比单纯的父爱更有时代色彩，更有典型意义。
《夏倍上校》的悲剧反映的是另一种社会矛盾，它写一个拿破仑时代的军人，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被附近的农民所救。他养好伤之后，一直在国外流浪，十年之后才回到法国。这时已没有人认识他，谁都不相信他就是夏倍上校。他的妻子早已继承了他的遗产，并以此作为陪嫁，和一个伯爵结了婚。夏倍上校找到妻子时，这位伯爵夫人矢口不认前夫。她后来又央求夏倍上校不要破坏她现在的幸福，准备给他一点钱，让他远走他方。夏倍上校气愤至极，毅然离开了这个卑鄙的女人。最后他在流浪生活中贫病交加，悲惨地死去。
《人间喜剧》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它通过91部小说，2400多个人物，展示了19世纪前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生活画卷。它是法国文学史上规模空前宏伟、内容空前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品。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导言》中写道：“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家的书记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这一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首先，这部风俗史是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社会生活出发，而不是作者根据某种概念加以虚构的。其次，它将如实地反映“风俗”的光明面（德行）和阴暗面（恶癖），它将突出典型性的“大事件”，它将描写为某种激情所控制的强烈的性格。最后，它塑造的典型人物将不是某一个人的特征，而是同一类人物的特征的概括和结合。
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获得许多有用的资料，“甚至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又说，巴尔扎克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提供经济资料力求具体和详细，是《人间喜剧》对细节的描写十分认真和周详的表现之一。具体掌握经济情况，这是巴尔扎克年轻时已经在家庭影响下养成的习惯，后来他经营印刷和出版业，负债累累，更不能不痛切感到熟悉经济情况的重要。他在写作时，还常常到他所熟识的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办事处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重视经济细节的真实性，也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十分重视写“物”的具体表现。这里所谓“物”，是指日常生活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财产、房屋、家具、陈设、器皿、衣服等。在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是着重写“物”，把写“物”与写人看作同样重要的第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关于这一点，《人间喜剧·导言》中也曾经提到，作者说：“我将要写的作品应当有包括三个方面的形式：男人、女人和‘物’，这就是说，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人和生活。”
《人间喜剧》现实主义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细节的真实和“物”的描写，也在于正确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正确暗示的阶级矛盾发展的方向。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首先在于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使作家本人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人间喜剧》的作者在政治上属于保皇党的正统派，他拥护法国王族的正宗波旁王室，反对奥尔良旁支。他的创作方法有唯物主义因素，他强调如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即使作者倾注全部同情于贵族阶级，也不能不反映贵族阶级注定要灭亡的客观现实。恩格斯精辟地指出，即使这种现实主义是违反作者主观意愿的，在客观影响上，它仍不失为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人道主义诗人雨果在巴尔扎克下葬时致悼词说：“虽然他自己不知道，而且不管他自己愿意与否，同意与否，这部浩瀚的、奇特的作品的作者是属于革命作家的强大的种族的。”
《人间喜剧》的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但表现为揭露了贵族阶级注定要灭亡的命运，而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私和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即使当时这个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对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它的剥削阶级本性也已经表现得很充分。
自从巴尔扎克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人间喜剧》中几部最出色的小说，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农民》等，一直是人们百读不厌的名著。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之所以广泛地、经久不衰地吸引读者，首先由于它们的艺术魅力。
强调细节真实不等于机械地临摹客观事物。艺术不是对自然的摹仿，而是对自然的艺术创造。巴尔扎克有惊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他博览群书，知识面极广。他将观察所得的一切，在丰富的想象力中进行艺术加工，使他所描绘的“物”的世界，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为了叙述一件发生在外省某城的情节，为了描写现场，突出有特色的细节，他曾经写信打听在当地的朋友，从某某街走到某某广场去的中间一条小胡同叫什么名字。他认为一切假想的名称，哪怕是用最美丽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往往不如真实的名称艺术效果好。在描述各行各业人物言行时，他尽量用各行各业的行话。对于一切特殊的事物，尽可能直呼其名，给人以深刻印象。在这一切的陪衬下，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显得更加有血有肉。
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巴尔扎克采用的一种特殊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重要的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都被某一种炽烈的激情所控制，使他一言一行都为了满足这种激情服务；使他不分昼夜地焚烧在激情的火焰中，甚至为满足情欲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物形象往往使人一经接触就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