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
当我的宝贝外孙2000年5月25日呱呱坠地时，我心中充满了欢乐和慈爱。每位做外公和外婆的都有我这样的感受，都理解这种特殊的关系。如果我们很走运的话，是可以和外孙或外孙女建立这种密切关系的。
然而，在山姆出生后的那些年，他和我却建立了一种不同的关系。
你看，山姆出生时，我是个53岁的老年人，四肢瘫痪已经20年。对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讲，真是度日如年，因为这种病会给一个人的身体带来巨大伤害。我平生多次患病，前两年又得了场重病。所以，我不知道这些年来自己的运气有没有好到和外孙亲密无间的程度，也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将我从轮椅特定角度观察到的一切告诉山姆。
我的观察角度之所以不同寻常，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从事心理咨询已经35年了。我观察着人们饱经沧桑、经受流离之苦、在教训中成长，而另一些人则在生活中默默品尝艰辛。我看到人们直面自己的梦魇，渴望向如临大敌的家人倾诉衷肠。他们让我深深懂得了勇气、渴望和人活在世间的真正意义。
我还有幸得到另一些感悟。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主持一个心理学热线广播节目《家庭之声》，那是通过费城国内公用无线电台会员机构对外广播的。我听到数万个声音讲述他们的渴望和奋斗目标，以及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此外，在过去10年里，我还为《费城观察》某个专栏撰文，而那些希望表达自身想法、分享亲身经历的读者，每周都会给我寄上数十封来信。
书本让我对心理学知识开始有所了解。但是，瘫痪症却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教我张开双耳、敞开心扉，以便能够倾听。
从山姆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想要告诉他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爱，让他懂得有一对身心脆弱的双亲意味着什么。我想让他了解学校，让他懂得重要的朋友有多好、重要的朋友有何意义。我希望告诉他与毒品、性、浪漫爱情、工作、金钱以及所有其他东西有关的一切。
我还希望他能了解我。
这便是我提笔写这些信的由来一一我希望告诉山姆所有这些，还有更多。当然，我知道，也许要等到多年以后，他才会对外公写给他的信产生独特的兴趣。但是，当开始写这些信时，我相信山姆总会有一天能读懂它们。
然而，这种指望有了变化。
山姆快到两岁时，他父母和我发现他表现出自闭症症状。自闭症是一种大脑紊乱病症，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以及与别人的关系，而这样一种残疾无疑会改变山姆的一生。这一发现让他母亲——我的孩子悲痛欲绝。我为她落泪，不仅是由于她是我的孩子，也由于她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已经与残疾人为伴，如今自己的余生却又要陪伴残疾人度过。我也为山姆哀伤。但是我认识到，我现在还有更多东西要告诉他。我想现在就让他懂得：与周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意味着什么。我想将自己与不幸抗争的经验教给他，那些不幸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也担心他将来在生活中可能也要面对。我还想告诉他：当我们与周围世界完全停止抗争时，会得到一片怎样的安宁。
最重要的是，我想向山姆讲讲有关爱的话题。我希望他懂得韦伯在说“爱能改变一切”时，他确实领悟了爱的真谛。我希望他能得到全身心的爱，并能尽情享受由爱而来的一切感知。我还希望他懂得：随着他一天天长大，给予爱也许比获得爱重要得多。
不过，考虑到他的自闭症，我不禁怀疑我的言语、愿望、爱的表达和人生感悟对他是否有确切的意义。自闭症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对任何遭此厄运的孩子来说，未来都无法预料。如果事实证明山姆身患最严重的自闭症，他也许永远无法读懂，甚至无法理解我想对他表达的一切。
山姆的病情初诊时，他已经停止了牙牙学语，而且说不出话来。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当他为某事感到失望时，会将脑袋向地板上猛撞；听到某些声音时，会发出尖叫。于是我就想：他会不会永远无法读懂他外公的信呢？不过，尽管我忍不住怀有这样的疑问，它还是未能阻止我提笔写信。无论他的残疾多么严重，我都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我对这个孩子的爱和情。因此，我怀着从未磨灭的希望，几乎认定他能得到我努力传递的爱恋和教导。反而是另一件事我要关注得多：我有没有时间将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完呢？
现在，事实证明，我的时间足够。
本书的每一章都是写给山姆的一封信。有些信讲的是我生活中的故事，而且多数信讲述的内容都是我的切身感受。所有这些故事谈论的都是一个主题——人的意义何在？
15年前，有人将我介绍给爱德·克拉夫林。听说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不仅是位优秀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知名经纪人。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特别感谢特蕾西·施瓦茨。她是一位年轻姑娘，20年前，她和我女儿黛比一起去野外宿营，此后我便认识了她。当时，她在斯特林市工作，资历相对较浅。她对我说，她认为，如果“接受我信件的那个小家伙”今后会读到我的人生感悟，那也不枉我忙乎一场！她指的是那个“小男孩”，没错儿！我也许不该诚恳而坦然地寻找某家出版社。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她始终与我为伴，不仅才华横溢、观点独到，而且与我志趣相投。
要不是我拖着这身要命的残疾熬过了过去的25年，这本书肯定也不会写成。因此，我要感谢我的医生、我的遗传学和我不屈不挠顽强精神。但是，我尤其要感谢那些每天来到我家、关心我和照料我的护士们。
20年前，费城的w H Y Y电台冒险请了我这位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弹、人身安全无法保证，但对人生、对生活却有一些不寻常见解的心理学家为他们做节目。他们的冒险成了我的财富。几年后，《费城调查员》便为我设立了一个专栏。在此期间，有人让我在所在的社区做了一次演讲。所有这些机构都极大地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理清思路。对于这些厚爱，我既感到荣幸，又非常感激。
梅肯·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我在WH Y Y做节目时的制片人。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信任她、崇拜她。在我整理并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她始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慢慢视她为一位优秀的制片人、一个世上难觅的知音、一个富有爱心和善解人意的人。
我感谢邓普顿基金会以及他们为本书提供的第一笔资金支持。给一个小男孩写这样一些信件作为图书出版，却也能得到资金赞助，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在本书付诸读者之手的过程中，《陪着妹妹坐巴士》一书的作者、天才作家雷切尔·西蒙和我的电台节目制片人梅肯·斯科特始终都提供了极大帮助。
在本书撰写和出版的全过程中，我的好朋友、同事罗伯特·纳西夫一直都发挥着指导作用。
最诚挚的谢意应该献给我的所有老师、家人和热心人。在过去30年里，他们经常来到我的办公室。还要深深地感谢那些向我倾诉痛苦、敞开心扉、对我无比信任的人们。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哪种方式比我们的交流能更好地探讨人活世间的真谛。
感谢我年轻时期最早的一些良师益友，他们是：阿尔弗雷德·弗里德曼、杰拉尔丁·格鲁斯曼、格特鲁德·科恩、杰夫·马科斯、奥斯卡·维纳、卡尔·罗杰斯和卡尔·惠特克。
感谢我在做电台节目和专栏编辑的那些年里遇到的无数的好人。
几十年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内科医师、教师迈克尔·白米博士向我介绍怎样“冥神静思”，还向我推荐佛教的“参禅”。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但他一直都是我的老师。
能够回首过去却只感受到爱和感激的人是有福之人。我的父母杰克和贝蒂·格特列并无特别之处，他们也只是慈祥、亲切、具有献身精神的父母。有这样的父母，我是多么幸运！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
本书的读者已经对我姐姐莎伦有所了解，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想更深入地介绍她。她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为解决妇女权益和许多其他社会公正问题，她不惜四处奔走。她是我的伟大支持者、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我学习的榜样。有时候，只要我觉得心乱如麻却理不出任何头绪，我便会不断体验她过去给我的指导。
我的外甥女切尔西、她的伯母艾米和她姐姐卡蒂都是我生命深处的一部分，让我能从更高更远的角度审视大家庭的真实含义。
一眼看见我的长女阿里时，我就郑重地许下心愿：在她今后的生活中，我要在每一天、每一刻去爱她、保护她。11个月后，当黛比出生时，我又许了同样的心愿。我许过的愿很多，多数都没有实现，但这两个心愿我一直努力做到了。我有两个宝贝女儿，她们给了我无私的爱、让我自豪、让我活得有盼头，这是一种幸福的境界。对这两个美丽可爱的年轻姑娘的爱和感激，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读到这里，你已经知道当我和桑迪的婚姻破裂时、当她离开我时、当她与世长辞时，我对她是多么想念。山姆出生时，我多么希望有她陪伴左右。要是她能和山姆一起尽情享受天伦之乐，要是她眼看着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她该是多么高兴啊！看着桑迪凝视山姆的眼神，我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欣慰和欢喜！现在，当我这些写给外孙的信快要写完之际，我再一次思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