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起国人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脱口而出——不好。排除掉对日本心怀不满的愤青的比例，是什么造成了对日本如此的印象不佳，这个国家到底哪些地方让人厌恶？要了解这些，我们就需要认真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和日本人，而《菊与刀》这本书正好可以给予我们要探求的一些答案。
《菊与刀》的作者在二战临近结束时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以便为美国制定战后对日政策。作者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对在美国的日本人进行研究，并且参考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文学和电影，最终完成了这本研究日本的著作。《菊与刀》的作者就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887年6月出生于纽约，她的父亲是名外科医生，母亲则受过高等教育。小时候的鲁思因为听力不佳，反应有些迟钝，被亲戚和其他人认为是痴呆儿，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1905年，鲁思就读于瓦萨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毕业后，前往欧洲旅行一年。返回美国后，她曾在慈善组织会社、西湖女子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1919年，她到社会研究新学院旁听了人类学的课程，并对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1921年，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聘任讲师。
1934年，鲁思·本尼迪克特经过多次的修订与整理，出版了著作——《文化模式》，她提出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判断。1939年，她完成了专著《种族：科学与政治》。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后来，她奉美国政府之命开始研究日本文化，最终完成了《菊与刀》一书。1948年5月，鲁思突发冠状血栓症病逝，享年61岁。
鲁思·本尼迪克特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生活过的美国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并把这种文化差异对民族气质的形成、民族气质对人和国家在生活层面和战争层面上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精辟的论述，对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日本人认为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就是这个精神狂热的民族，二战时在遭受敌人空袭的形势下，在缺少事物并且要高强度劳动的情况下，他们仍做广播体操来消耗体力，同样士兵会以自杀撞机的激进方式来参加战斗。在狂热的精神背后，日本人也有一种易乎寻常的冷静力量，日本人有一种信念——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日本人的情谊不仅包括善意关切，对传统荣誉的维护，也包括消除毁谤和侮辱。这些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的要求：如能忍受痛苦，保持稳静和克制的行动，对于危险和痛苦必须坚忍和处之泰然。它要求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守本分，要有很强的耻辱感和报复心理，他们的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但日本人同时又对感官享乐非常宽容，他们并不谴责个人私欲，相反追求肉体享乐，认为这和义务一样需要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人生自由，到结婚前后降至最低。他们在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格，使他们在成人之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举动往往怯懦，但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驯；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
日本人呈现给世人的是极为矛盾行为。“菊与刀”两者中，“菊”是日本皇室族徽，象征忠诚和圣洁；“刀”是武士文化的代表，象征勇敢和力量。作者用“菊”和“刀”的组合，形象地刻画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一手捧着花，一手拿着刀”，也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
现在距离《菊与刀》这本书写成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本书依然是研究和了解日本的重要著作。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人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阅读和思考这本书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