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得出结论，真正的差异并非在形式，而是在各自的职责。文化使日本人养成了服从的习惯，并深深渗透至人生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政府只要确保“阁下”们仍高居其位，他们的特权就会被民众尊重。这并不是因为人民从内心拥护他们的政令，而是在道德观念里，越过等级特权的界限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对政府高层而言，公众舆论不具备效力，政府只需得到国民的实际支持即可。当中央政府干涉地方事务时，地方政府会出于惯性的支持并服从上级的裁决。与美国人主张国家应尽量避免行使对内职能不同，日本人认为政府越关心人民生活，越是臻于完善的存在。
考虑到舆论的监督作用，日本政府在“各得其所”的等级制度中非常谨慎。即使政府提出一项对国民有益处的议案，仍希望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美国爱达华州一样，在推广改良旧式农耕方法时，日本国家农业发展署并没有行使行政权力强力执行。地方事务需要地方独特的处理方法，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会与地方长者们进行多次深入的探讨，并会对他们的意见给予充分肯定和尊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可总结为给部分人一定程度的特权，同时将特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与西方文化不同，日本人对上级更加敬重和遵从，导致上级们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举止又必须有度，“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关于宗教，明治政府制定了诸多奇怪的制度，这与日本人的格言并不矛盾。国家常把宗教信仰的管理作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象征，因而在其他领域给予更多的个人自由。日本的主流信仰是神道教，由于国家神道教与民族象征的特别联系，它在日本受到特殊的尊重。日本人称其为信仰，而非宗教。像美国人对国旗的特别崇敬之情一样，日本政府可以像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人必须对国旗敬礼一样，要求全体国民信奉神道教。但日本政府认为，此项制度并未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因为他们主张的是信仰，而非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传授国家神道教的基本教义而不必担心西方国家的谴责。在学校，国家神道教的教义成了信奉神以来的国家历史，成为对永世的统治者天皇的盲目崇拜。国家神道教由国家支持，受国家管制。而对于其他宗教信仰，佛教省基督教或者其他教派的神道或者祭祀，日本政府都任随日本公民的个人意愿，这点与美国一样。这些宗教在行政和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教受内务省神职司管辖，它的神职人员、祭祀活动和神社等一切费用均由政府承担，而世俗神道教、佛教及基督教各派系均由教育省宗教司管理，经费主要来源于教徒的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不能说神道教是个庞大的“国教会”，只能说是一个机构，它拥有十一万多座神社，从专门供奉伊势主神，到供奉太阳神，甚至在地方专为特别祭祀准备的小神社，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与全国性政府行政体系一样，供奉的神灵也存在等级阶层，最底层的神灵，各镇、市、府、县的灵神，甚至最高层被尊称为“阁下”的神灵。与其说供奉神灵的目的是为了信仰，还不如说是为了举行仪式和祭祀典礼。国家神道教的仪式和西方去教堂做礼拜也不一样，因为它并非宗教，日本法律禁止国家神道教的神职人员宣讲教义，它不像西方人了解的那种礼拜。在众多祭祀的日子里，各个镇、村都会派代表参拜神社，他们站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竹竿，在他们头上来回挥舞，以示驱邪。然后，神官打开神社弄堂的大门，大声召唤众神前来享用供品，神官不停地祷告，参拜者按身份辈分高低排列，虔诚恭敬地给神祇们献上代表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扎着几条细长的纸条。献礼完毕，神官再次大声召唤送走诸神，关上神社弄堂的大门。在特定的神道教大型祭日里，天皇会亲自祭祀，政府各部门也会休假。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与佛教不一样，国家神道教的假日并不是民众祭祀日，前两者都属于国家放任自由的领域，而国家神道教则必须由国家完全控制。
在比较自由的领域，日本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各种祭祀活动。佛教仍占一席之地，拥有众多教徒，其中各教派的教义和先知也有差异，但宗教活动都很活跃。即便是神道教，除去国家神道教，也存在很多教派，有些推崇极端的民族主义，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还没有实施民族主义政策之时，他们便开始宣讲民族主义的思想了。有些教派以基督教科学者自居，侧重修身养性。还有些教派信奉儒家思想，甚至有些教派仅仅从事神灵显灵和参拜圣山神社之类的活动。民众的祭祀节日都与国家神道教错开。在这种祭祀日里，民众蜂拥至神社，漱口驱邪，打铃、击掌恭迎神灵，然后他们会恭敬地依次行礼，之后再次打铃、击掌恭送诸神。离开神殿前，还有一天最重要的活动，在各个小摊上购买各种礼品玩意儿，观看相扑、驱魔术，也会有小丑滑稽可爱的舞蹈表演。对于这类普通民众的自由生活，一位旅居日本的英国人引用诗人威廉姆·布莱克的诗这样描述：
若教堂赐我们以烈酒，点燃灵魂的欢乐之火，我们将终日歌颂祈祷，定不会走上远离教会的坠落之路。
除了极少数献身宗教的专业神职人员，宗教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并不枯燥乏味。他们甚至喜好祭祀朝拜，尤其是在悠闲的节假日。
明治政府明确地区分了国家在政治上和国家神道教在宗教上的职权范围。至于其他领域，民众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需要约束的一条是，当政府领导人发觉其他领域中的某些方面威胁到其政治统治时，就会加以制止和干涉。在陆海军创建之初，他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明治政府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度，而且比在其他领域更为彻底，他们甚至废除了敬语尊称，但实际上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仍保留。同时，军官的晋升并不看重家庭出身，而是参考个人的实际能力，这种政策在军队中实施的彻底程度极为罕见。正因如此，军队在日本民众心目中享有极高荣誉，而且这种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的确是军队赢得民心的最好捷径。另外，军队的排、连驻扎在同一地区，和平年代的士兵服役的地方大多在家附近，这就意味着士兵与地方政府间必然有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军队服役的两年间，军队和士兵的关系、老兵和新兵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武士与农民或穷人与富人之前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更像一个承载民主的实体，是真正的人民的部队，军队对农民阶层有着天然的感情，所以在无数次反对金融和产业巨头的斗争中，军队都是站在民众这边的。而很多其他国家，仅仅把军队当成政府维持现状的工具。
日本政治家们从未想过这样的结果，他们采取的确保军队在等级制度中最高地位的措施，不是希望军队参与类似反抗事件。所以，他们在权力高层的设置上采取了一些对策，虽然这些对策并未写入宪法，但却作为公认的规则，陆军海军大臣不能兼任外务及内政各部大臣。不必事先与内阁成员协商，陆军海军统帅有权直接面见天皇，以天皇的名义采取强制性措施。对他们不信任的内阁，可以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若没有高阶的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无法组成，文官或退役军官不能担任此职。而且，如果军方对内阁的行动有任何不满，只需召回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即可迫使内阁垮台。军队决策的最高层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他的决定。如果还需进一步的佐证，那么可以参考宪法如下规定，如果议会否决政府所提的财政预算，那么前一年度的预算方案将自动执行。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外交部门一再反对，但关东军还是以武力占领了满洲（中国东北）。这充分说明，当军部与内阁意见不统一时，军部可以在政府未作出决议之前采取行动。和其他领域一样，军部行动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国民承担，这并不说明他们赞成军部的决定，而是军部享有特权，且日本的文化不允许国民对特权提出质疑。
在工业发展道路上，日本与西方国家不同，上级规划产业布局、制定商业游戏规则。政府除了要制定企业的发展计划，还是企业的经济支柱和资金来源。国家相关机构对这些企业统一进行管理。日本从国外聘请了专家，并派人出国学习先进的产业技术。“当这些企业组织完善，业务成熟”的时候，政府再将企业卖给私人公司，甚至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政府悉心挑选出来的金融财阀，比如三井、三菱。日本的政治家认为，工业的发展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负责任的将它们暴露在市场下，听任市场法则的摆布，但这种方式也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逻辑不同，不过真正获利的是日本的大财团。日本政府不惜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来换取一批它真正需要的强大的企业。
日本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常的出发点和生产顺序”。日本的企业不是从轻工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开始，相反它们从一开始就大力兴办关乎国家大计的大型重工业，优先发展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建设等大型项目，其建设高效，发展迅猛。直至今日，这些企业也并没有完全私有化，一些大型的军工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国家财政专门拨款扶持。
国家特别扶持和支助的产业不包含民营企业和非官办企业，而此项特别资金来源于国家信托基金和有官方背景的大财阀。在其他产业方面，日本还是很自由的，主要是投入少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些轻工产业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仍有生存空间，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它们被美国人称为“家庭血汗工厂”，一个小本生意的商人在买进原料后，发给一个家庭工厂或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厂加工，然后将半成品交给另外的小工厂加工，如此几经周折后形成成品。最后将成品卖给消费者或出口商。据统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约53%的员工是在不超过五个人的小作坊或家庭工厂工作。这些员工中很多以学徒的名义招收进来，还有一些是生活在城市的家庭妇女背着婴儿在工厂做计件的零工。
日本工业的双重性在改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政治家为了与其他领域中的等级制度想匹配，在金融领域也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文化。他们创办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企业，选拔一批政治观可靠的企业家，都是为了与他们建立一种等级关系，使双方能各得其所。日本政治家们从未削弱政府与在其政策保护下获利的商界大巨头之间的联系，相反，政府不仅给他们利益，而且给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受人敬仰。按日本人对金钱的传统态度，财界贵族们是不受尊敬和爱戴的。现代政府尽量在不违背公认等级思想的框架中，培植财阀。不过，这种努力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财阀仍不断受到强势军队和农民的攻击。事实上，他们攻击的对象并不是财阀，而是“成金”大户。所谓“成金”，即通常说的暴发户，但这个词并不能准确地表达日本人的想法。在美国，这个词主要指初来乍到者，不善交际、缺乏教养而被人们鄙视，但是他们的成功故事却让人震撼，很多人从破木屋里白手起家，有些从马夫变成身价上亿的油田巨鳄。日语中“暴发户”一词源自日本象棋，意思是一个棋子从一名小卒跃升为大帅，它像士一样横冲直撞，威风八面。但若从象棋的规则来讲，它是不能这样行事的。因而，人们对暴发户指责质疑，猜测他们主要因为欺诈、投机而成功，这种对投机者的责难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褒奖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等级制度中给富豪留下了一席之地，并愿与他们建立联盟，但如果这种财富是不义之财，公共舆论会猛烈抨击。
总而言之，日本社会都是按等级思想建立的。家庭生活、人际交往、人的行为举止都与他的年龄、辈分、性别、阶层相符合。在政治、宗教、军队、实业等各个领域中，人与人之间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不管上层或者下层，一旦违反规定，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心安理得地活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这让他们觉得安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个人幸福得到了最大的保障，而是因为等级思想合法化了，他们信仰等级思想的热忱与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竞争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
但是，当日本试图向外扩张这种模式时，却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日本，人们深受等级思想的洗礼，认同等级制度的观念。也只有在日本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们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所以，要把此种观念打包移植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别的国家眼里，日本这种疯狂的主张简直是狂妄，不知所为。日本军人每占领一个地方，占领区的居民都会对他们深恶痛绝。但是，日本官兵们却非常不理解，不是已经给他们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也是整个等级制度里不可缺少的环节，难道这些水深火热中的人不想要这样一个地位吗？日本军部拍摄了几部所谓反映中国“热爱日本”的战争题材影片中，编造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生活。和纳粹党的征服论不同，这些的确还不是很离谱，但是它同样无法成功。日本人不能总是以本国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如果他们自认为可以，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人那种甘愿各安其分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不可能被别的国家接受的，它是独一无二的日本文化。日本作家们都认为这种伦理道德体系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社会形态，因此关于这一文化特征，并没有过多的阐述。要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民，必须从了解这种文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