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可以将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族的民众、伊斯兰教的阿訇、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虽然信仰各异，但是奉行神秘主义的修行者都殊途同归的一致声称，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到了“人世所没有的”快乐。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能，但他们不会称之为“超凡入圣”，而是把这种境界看作修炼“界点”技能的方法。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的信众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通过训练位于心中的第六官，可以支配平常的五官，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才能入定。禅宗修行者的一项基本练习是要听足音来准确地跟踪其足迹；或者在三味境界中仍能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为了“辅助第六器官”，在这种境界中学会使“各器官都非常灵敏”。
对任何重视超感经验的教派，这都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以外，像尼采所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原状，保留名分”。在日本佛法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状态的生动描写，其中最精彩的是在十三世纪创立曹洞宗的高僧道元，至今该宗仍是禅宗里最强大最有势力的教派，谈到自己顿悟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在鼻子之上的……（禅的体验）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禅学著作也不认为“入定”体验能够给人以力量而不是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道：“瑜伽认为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禅宗却不采纳这种荒谬的说法。”
瑜伽派以印度教派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抹杀了。日本人极端喜爱对事物设限，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理解为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使人意志与行为间毫无空隙可言，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很有效的自我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使人们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只要付出恰如其分的努力就能控制躁动不安的内心，无论外来的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能控制住。
这种训练对僧侣和武士都有相同的益处，准确地说，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格斗方法，而不是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起就一直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鼻祖荣西写了巨著《扬禅保国论》，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学生以实现其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所说，在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使人想到，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神秘的教义主张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年代，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
日本许多教派，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这类神秘修行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天恩宠的体现，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助”，即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苍。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强调“自助”，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身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僧侣，或政治家还是作为施教者——他们都在进行着这样的事情——通过禅宗修行加强朴素的个人主义。禅宗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是在自己身上发现光明，容不得半点阻隔，铲除路上一切障碍……遇佛杀佛，遇圣屠圣，遵照此法才能得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都不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十二篇佛因缘经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研究它虽不说毫无益处，却也不能使顿悟灵光一现。一本禅语对话的书中记载，一个新人求禅僧讲《法华经》，禅僧讲得头头是道，弟子却失望地说：“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禅不是一无所知，禅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
为了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既有身体的，也有精神的，不论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收到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必须经常练习属于“能力”范围的基本动作刺剑，还必须学会“无我”。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如同置身庭院，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有晕倒的感觉和摔跤的危险而背叛自己了。
日本的这种站桩术是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的立柱苦行改造而来，成为了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方法，它不再是苦行了。无论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风俗习惯，各种身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泉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就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回报。
精神训练也同样恰如其分。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不可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会和弟子讨论，却不会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境界，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帮助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在这种突袭下，弟子就会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碎了他的自满，僧侣们的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禅僧轶事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费时七年之久不足为奇。公案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设想一只巴掌怎么能拍响”，或者“思考自己没有出生时母亲分娩时的情景”，以及“背着尸体迎面向我走来的是谁？”“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法归于一宗，那一宗又归于什么地方呢？”在十二三世纪以前，此类禅语曾在中国应用过，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参禅方法。在中国，公案没有生存下来；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满”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或“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加倍努力，横在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去除，犹如一道闪电，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让人神经紧绷得很紧，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得到的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花了八年时间思索“往我来者何人也？”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以下问答中窥见一斑。
徒弟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师父回答：“谁把你束缚在轮回上？”
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谚语来解释，就是“骑驴找驴”。他们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用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学的皆与困境无关，只是一个二难推理，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天目，现有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自食其力即可。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真理追求者发现真理，而在于如何探索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在未顿悟的人性的墙上，这种人性不但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进行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切身体会的“耻感”。一旦把门敲开，人就进入了自由的天地，就可以把砖丢弃，再不用去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了，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钻牛角尖，“为修行”变成了“咬铁块的蚊子”。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由此发现了一条出路并获得自由。他们首次充分“体验”人生，实现“无我”，成功地达到“圆满”。
禅宗的权威铃木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迷境界”，“不用力”。“观我”被根除了；“失我”，就是指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识就一分为二：行事者和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事者（真我）要求摆脱（观我者）束缚”。而当“悟”时会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如果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像小孩子一样，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并以此判断自己的行为，他的观我者极易受伤害，一旦进入灵魂的入迷境界，他就根除了这个易受伤害的自我。他已经意识不到“他正在做”。这时，他就觉得，和习剑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不畏惧一样，自己的心性已经修炼好了。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是通过这种类似的训练来达到“无我”境界的。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不受干扰的对有限的美明晰的感觉；或者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到好处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即使完全没受过训练的人也可能有“无我”的体验。欣赏能乐和歌舞伎时，陶醉在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手上满是汗水，他觉得这就是“无我的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以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了“观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瞄准时，他消失在周围的世界里，渗出“无我的汗”并找不到“观我”。凡是身处此种状态的人以及一些类似的例子，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以上观点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并且很有效率。美国人把“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当作一回事，并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而自豪。日本人却要进入灵魂入迷境界，摆脱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去除千斤重负。日本文化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的思想，而日本人则极力辩解：当心理负担消失时，人的意识会达到更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对这种信条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就是高度赞赏“就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翻译成英文，应该是“活死尸”，在西方任何语言中，这句话都是一种憎恶的表达，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只空留一具躯体。日本人讲“就像死人一样活着”则是说这个人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鼓励。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考试了。”鼓励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也会这样，他的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路时，也常以“权且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自传中说：“像恶鬼缠身的人一样，每天他都躲在房间里哭泣。他那火山爆发般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他的挣扎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生命取得了胜利。他要像已死之人一样……他就当已经死了一样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心当自己已经死了，以谢天皇之恩。”这句话包含了一系列的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磺岛上的一抔土”，“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零”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体现了“就当已死地活着”。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警惕，他已经像死人一样了，也就不需再为恰当的行为考虑了，死者自由了，不用再报“恩”了。因此，“我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了一切冲突、束缚，意味着“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负担已经不再成为阻隔，一直困扰我的紧张和消沉也随之消失。现在，对我来说万事皆有可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当吾身已死”的状态中已经排除了意识，所谓的“观我”、“扰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就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在作恶时不再有罪恶感。日本人在使用同一词时，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和受到困扰。同一个词，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则指好人，有教养的人，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潜能的人，能完成最困难而又无私奉献的人。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良心泯灭，那他就不再有罪恶感从而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的解释则不同。按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从来都是善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自然就实践德行，他想努力修炼“圆满”，消除对“羞耻感”的自我监视。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感”的障碍，才能从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中彻底解脱出来。
如果脱离了日本文化中个人生活经验考察自我训练的哲学，这些就会成为胡言乱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人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是日本人身上沉重的负担，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很难讲清楚他们的精神控制术的真正哲学意义。在任何文化中，其道德规范是代代相传的，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是从成人方面讲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观点，因此下一部分，我们将研究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加深对日本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