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军国主义最终失败了，日本人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且随之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放弃了之前采取的方针，进行了一些变革，并且期待重新恢复或获得被尊重的地位。但是，他们依然存有机会主义，没有肃清军国主义的思想，一旦外界发生变故，日本将再次燃起好战的烈火。
美国人经常以在战后日本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引以为傲。1945年8月29日电台颁布了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陆军、海军的联合指令，由麦克阿瑟将军全权负责政策的实施。由于美国报刊、电台中充斥着各种具有明显党派特征、褒贬不一的评论，人们对美国以此政策为荣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只有极少数通晓日本文化的人才能够判断当前既定的对日政策是否恰当。
日本投降时最重要的是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的性质问题。战胜国对现任政府和天皇是应该保留还是废除？由美国的军政官员直接对日本行使县至县、市至市的行政管辖权？盟军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时是在当地建立盟军临时政府，并作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权掌握在盟军行政官员手中。在日本投降后，太平洋区域盟军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希望也采用同样的模式。日本不知道自己还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面的职权。《波茨坦公告》上只是说：“盟国必须对日本领土的部分地区进行有效占领，以此确保盟军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彻底清除日本国内残余的煽动日本民众发动世界战争的黑暗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门订联合向麦克阿瑟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严格执行上级对上述各种问题的指示：日本战后的重建和行政管理工作由日本国民自己负责。“最高司令官通过日本政府或天皇来实现对各个行政机关的管辖，但前提条件是这样做有助于实现在日本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对国内事务行使正常的行政管辖权。以麦克阿瑟为核心的对战后日本的占领方式与盟军对德国或意大利的占领方式截然不同，它纯粹是对日本各级官僚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管理的行政机构，最高司令部的通告直接发给日本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市町的居民，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制定日本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哪位日本内阁大臣对这个目标持否定意见，他要么提出辞呈，要么说服最高司令部采纳他的意见，并修改工作目标。
这种管理方式是非常大胆的一种尝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个政策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当时希德林将军所说的那样：
充分利用日本本国政府，好处是巨大的。如果不让日本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权，那我们势必要亲自管辖一个七千万人口国家所必备的复杂的管理机构，而他们的语言、习惯、态度与我们都是截然不同，通过对日本政府的净化并合理利用，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换言之，是让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我们只需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
在华盛顿准备执行这一政策时，很多美国人还很是担心日本人会采取无视或敌对的态度，一个报复心理极强的民族会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事实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主要因为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用战败民族政治、经济方面的一般道理是无法解释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水推舟地接受这种“善意”的政策，在日本看来，接受这种政策就意味着血洗现实战败的耻辱，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家政策。而日本人之所以能欣然接受，这主要由于他们的特殊文化所形成的特别的国民性格。
美国人总是在无休止地讨论战后和平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制度是宽松还是严格，而在于把握好度，恰如其分的惩罚不仅能摧毁日本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模式，而且能帮助他们树立新的目标，至于最终应选择哪种手段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国民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影射在家庭生活，而且深深扎根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对德国限定一定的战败惩罚是非常必要的。而对待日本时，应该注意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媾和条件上的不同。德国人从不认为自己欠了社会和历史的债，他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偿还无休无止的债务或恩情，而是为了避免沦为牺牲者。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父亲也是权威的代表，父亲就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要是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他就会觉得不舒服。在德国每一代人中，儿子在青年时期都是反对父亲的，但当他们长大成人后，迫于生活的压力，最终还是会与父母一样向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屈服。人生的高潮期毕竟还是性格叛逆的青年时代。
日本文化中并不存在极端权威主义的问题，几乎所有西方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是很少见的，在日本，儿子与父亲亲近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他们经常公开炫耀自己的父亲。只要父亲声调稍有改变，他们就能马上领会父亲的意思。但是，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形象，儿子怕父亲还因为青年时期不是反抗父母权威的时期。相反，青年期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尊重父亲是“为了练习、为了训练”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父亲作为等级制的代表和特定生活的产物，在这里已经被物化了。
孩童时代与父亲接触时养成的待人处世的态度成为了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处于等级制上层、备受他人尊敬的人并不一定掌握实权；身为高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基层官员，决策时都有顾问或其他隐蔽力量幕后献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超国粹组织代表黑龙会的领导人在接受东京一家英文报纸采访时，曾对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作了生动贴切的描述：“社会（日本）是一个三角，它的一角被大头针固定住了。”换句话说，三角形在桌面上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大头针在下面固定则是大家不易察觉的。三角形有时往右偏，有时往左偏，但都围绕着一个隐蔽的轴在晃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反省时，会发现人们仍在努力让专制强权盖着神秘的面纱，仍将一切行动说成是出于对国家最高象征的忠诚，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象征性早已排除在实权范围之外了。一旦揭开这种力量源泉的面纱，日本人就会觉得自己的做法太功利了，与现行的体制太不相称了，与日本人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如出一辙。
正是因为日本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社会，他们深信不革命也可以改善并消除社会上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他们并不想让整个社会支离破碎，而是希望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框架的基础上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全新的变革，就像明治维新一样。他们把这种变革称为“维新”，即对现状进行改良，日本人从来就不是革命者。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当时的形势：他们寄希望于日本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有的则过分高估了战时日本隐藏力量的能力，指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夺回政权；还有的甚至希望战后的激进力量能够在选举中获胜。这些都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的。保守派代表币原首相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曾公开发表以下言论：
新的日本政府将继续发扬尊重全体国民意志的民主传统……自古以来，明治天皇宪法的精髓是天皇以全体国民的意志为己愿，而我们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在美国人看来，日本政府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它给出了一个信号，即日本政府打算在与西方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的民主权利、改善国民福利。
当然，日本也尝试引进一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机制，但西方的制度并不就是改善世界的神丹妙药，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在日本推行普选是困难的，要确立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也存在很多实际问题，问题出现后，日本人靠着不断的摸索、修改和完善，最终也达到了类似美国的民主。于是一些美国人愤愤不平地说这场战争是白打了，美国人一向都对自己的民主机制深信不疑，但是，在日本战后重建的漫长时期，普选在国家发展中只占次要位置，自1890年日本第一次实行选举以来，整个国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弗卡迪奥·汉在书中记述的传统问题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些甚至以个人生命为代价的激烈竞选活动中，并没有掺杂什么个人仇恨因素；但人们在议会中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也不是因为他们私下不和。政治斗争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党派、利益集团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的斗争。每一个党派或集团的忠实追随者都会把每次政治变故看成是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检验忠诚度的战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村民在选举投票前往往会说：“我已经做好随时被砍头的准备了。”人们会把选举同过去特权阶级的武士攻击平民作对比。直至今日，日本选举的意义仍与美国有巨大的差别，不论日本是否采取危险的侵略政策，这种差异都无法弥补。
日本能否成为一个和平国家，关键看它敢不敢面对现实，敢不敢承认过去的行动是“失败的”，能不能很快地将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大和民族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它曾尝试以战争的方式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最终却失败了，只好放弃这种政策。从小到大，日本人一直受到审时度势思想的熏陶，任何一个专制的民族在发动战争时总会借“主义、原则”的名义，即使在投降时，也会自欺欺人地说：“可悲呀，失败意味着正义的消亡。”自尊使他们仍会为下次“正义”的胜利而继续努力，或者，会自我惩罚并进行忏悔，日本人则绝不会这么干。在投降的第五天，美国大部队都还没有登陆日本，东京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就开始大篇幅地评论日本的失败以及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了。它说：“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国民还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一再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日本已经彻底失败了，既然企图凭武力来谋取强势地位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那么今后日本就必须毫无选择地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外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说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国内外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抛弃那种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在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
西方人注意到了这种原则性的转变，对此却心有疑虑，但日本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不论是在处理个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如果采取了某种行动未能达到设定目标，那日本人便觉得是自己犯了“错误”。如果行动失败，就会马上终止之前从事的工作，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不是生来就接受失败的，他们常说：“光咬肚脐是没有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遍的观点是武力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必要手段之一，所以军国主义大肆蔓延，而现在，他们也为这一错误付出了代价。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向世人宣布：日本失败了。他们坦然接受战败的一切后果，这意味着美军将要占领日本，于是日本人就欢迎美军的到来；这意味着日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日本应制定一部终止战争的宪法。日本投降后第十天，《读卖新闻》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只有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日本国民才能提升修养，才能提高客观认识事物的能力，才知道应该对以前那些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进行认真坦率的分析……现在，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正视战败这一冷酷的现实。同时，我们也必须深信日本文化的前途无限光明。”这就是说，他们试验过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试行一种新的和平的处世之道。舆论还在反复强调：“日本必须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因此，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崭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