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长幼，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与他的性别也有关。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比她丈夫低，所以走路时只能跟在丈夫后面。即使她们穿着西服和丈夫并肩而行，进门时走在丈夫前面，可是一旦换上和服就必须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被兄弟占有。有几所专为青年女性开设的高等学校，但是课程也是以教导礼仪和举止规范为主，在智力训练上不能和男性学校相比。这种学校的宗旨不过是给那些出身上流家庭的女学生传授一点欧洲的语言常识，方便她们帮丈夫整理书籍。
不过日本妇女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妇女相比，还是拥有较大自由的，况且这也不单纯是日本西化的一种表现。例如，她们不必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裹脚，她们不用始终藏在闺房，可以自由进出店堂，在大街上自由行走等，这一切都让印度妇女羡慕不已。在日本，妻子掌管着全家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当缺钱时，她就将家当送进当铺，她还管理着家里佣人，对儿子的婚姻也有很大决定权。当了婆婆后，对儿媳妇呼来唤去，好像忘记自己以前也是个唯命是从的小媳妇一样。
在日本，因辈分、性别和年龄的关系而造成了很大的特权。不过与其说那些爱行使特权的人是独断专制，倒不如说他们是受整个价值体系的影响。一般父亲和兄长需要对整个家庭成员负责，包括活着的、死去的以及即将出生的。他必须作出重大决定执行下去，当然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的行动必须对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让儿子和弟兄们牢记家族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并要求他们与之相匹配。哪怕是一个农民，他也是祈祷祖先可以保佑自己的崇高事业。他的阶级地位越高，对家族承担的义务越多。
不管是什么门第，当有重大事件时，家长都会召集全体家庭成员开会讨论决定。例如，家族成员也许会大老远赶来参见一个关于订婚的会议。大家都有发言权，但是发言的分量有轻重之分，也可能采纳妻子或者弟弟的意见。要是户主独断专行，忽略大家的意见，会很尴尬的，当然涉及个人命运和前途时，个人也许不会完全服从会议的决定。不过那些一直都完全服从家族会议决定的长辈们，会用尽浑身解数来要求晚辈们和他们一样完全服从决定。这和普鲁士传统中男子对妻子和孩子的专横相比，在法律上和习惯上日本人都与之不同。它的强制性并不会因此削弱，可是效果不一样。在家庭生活中日本人并不学习尊重专制权力，也不会轻易养成对专制权力屈服的习惯。
日本人最早学习等级制思想是通过家庭这个平台，把自己个人对等级制思想的认识固定下来，并为以后的政治、经济活动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日本，不管这个人在一个团队中是否真正拥有支配权，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等级体制”中高于自己的位置，则你就需要对这个人表示“服从”和“尊敬”。就算是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在正式场合妻子和弟弟也不可以对丈夫或兄长无礼。等级制思想所规范的人们之间的界限，不会因为某个有能力的人的出现而消失，虽然这个人能在幕后控制、引导事态的发展；同样，由等级制制定的各种礼节也不会为迎合当权者而有所改变。等级制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时这种现象甚至能给人们提供一些策略上的方便，例如出生卑贱的人或许也能掌握实权，尽管在当下他有很多的身不由己。日本人在和家人的交往中懂得：要果断地作出决定，最让人信服的理由就是向众人证明这样做能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那些专制家长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通过铁腕强加给人的。日本的家长更像是一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产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它需要每个人的意志都服从规范要求。尽管日本家庭中很少使用暴力，但是人们并不会就不尊重、不服从家长的要求，也不会因此就冒犯身份地位高的人。同样，家庭中做主的也并不全是些强硬的人。一般情况，每个家庭中的等级思想、行为规范还是能很好地传承下来的。
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和日本人完全不一样，因此很难接受日本人家族中的等级思想和做法，也很难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日本家族中有一种非常牢固的连带性，怎样获得这种连带性——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理解这种等级思想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其他领域对人的要求，第一步就一定要了解日本人是怎样在家庭生活中养成这种习惯的。
在日本，不仅家庭生活受到等级思想的影响，阶级关系也受到其影响。日本自古就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阶级社会。一个民族有长达几个世纪等级制习惯，其优缺点并存。自日本有文字以来，等级制就是其生活的准则，最远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候，日本就已经从没有世袭制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使之与其自身等级文化相适应。在七世纪到八世纪，绚烂的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了日本天皇及其官员，因此他们决定吸取中国的高度文明以充实日本文化，他们为此投入了无以伦比的巨大精力。在此之前，日本甚至连文字都没有。七世纪时，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记述它自己那种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在此之前，日本有一种延续至今的民间宗教——四万神的宗教，它保佑山岳、村庄，赐福给人们，即现代的神道。七世纪时，日本大规模从中国引入佛教，使之成为“保护国家的宗教”。在这以前的日本，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因此，天皇依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各地还依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观的佛教寺院，天皇还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和律令。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民族这样成功地有计划地吸取另一国的文明。
当然，一开始，日本就不能复制出中国的那种没有世袭制的社会结构组织。日本所采用的官爵，在中国是授予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学生，但在日本授予的是那些世袭贵族的封建领主。这是日本等级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日本有很多半独立的藩国，相互之间警惕着对方的实力。因此很多当地的社会风俗都是与领主、家臣及侍从的特权密不可分的。中国的文化，官僚行政制度和那种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凝聚起来的宗族观念等虽然也陆续传入日本，不过最终还是不能取代日本人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日本人也接受不了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将皇族的人称之为“云上人”，意为只有皇家血缘关系的人才可以继承皇位。在中国经常改朝换代，但日本从未发生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臣民也是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和宫廷大臣们引入中国文化时，一定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作了什么安排，也想不到中国人对他们作了哪些变动。
尽管日本吸取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但是这些文明仅仅是为世袭领主和诸侯间的冲突扫清了道路。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世袭领主和诸侯之间为争夺国家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八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将天皇的权力架空。后来，封建领主们纷纷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日本全面陷入了内战之中。动乱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全部对手，并自封为“将军”，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和日本的其他惯例一样，只有源赖朝的子孙才世袭拥有对其他封建领主的控制权。天皇只有虚名，没有一点行政权力，唯一的重要性就是将军务必接受他象征性的封赐礼仪。幕府掌握着实际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他们用武力镇压那些不肯服从的领地。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完全受命于自己的武士。动乱时，这些武士时刻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者将军的地位与权威。
进入十六世纪，日本的内乱不断。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武将德川家康战胜了全部对手，在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位将军。此后，德川家将将军特权世袭了二百六十多年。1868年，废除了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德川政权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在日本历史中，漫长的德川时代被视为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它实现了日本国内几代人以武装求和平的梦想，并极大地影响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度。
德川家康碰到过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难以找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内战中，有些大藩的藩主公开反对他，直到最后惨败才俯首称臣，这就是所谓的“外藩”。德川家康准许这些大名有自己的领地和家臣，且在自己的领地享有最高统治权。不过，这些大名不能享有德川家臣的荣誉，不可以在幕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只有那些嫡系大名，也就是在内战中拥护德川的才可以担任重要职务。为了打开这一困局，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方法就是防止各个藩主积蓄力量，防止他们联合任何会威胁到将军统治的力量。为了维持日本和平和德川氏家族的统治，德川氏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还强化和巩固了这一体制。
封建社会时期，日本划分的阶层非常复杂，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下来。德川氏更是强化了这一制度，且制定了每个阶层的日常行为规范。规定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口张贴表明自己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的着装、食物以及居住的房子，都需要按照世袭身份条款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日本还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顺序是士（武士）、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最下等的是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不齿的是“秽民”，他们是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有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兽皮者及制革者等。他们是日本社会的“不可接触者”，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被当人看。人们对他们居住的村庄视而不见，甚至在地图上都不会标注他们居住地方的道路。他们生活非常贫困，虽然也从事一些贸易活动，但是他们却被排除在正式社会组织之外。
商人的地位与处于最底层的贱民相比稍好一点。美国人可能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但这在封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商人与整个封建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当人们开始重视商业，经济贸易活跃起来时，封建制度就有衰亡的危险了。十七世纪时，德川氏颁布了前所未有的闭关锁国政策，这在根本上破坏了一个国家商业的发展。日本曾在中国、朝鲜的沿海区域进行过海外贸易，商人阶层规模不断扩大。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德川氏规定：凡是建造或者驾驶超过一定规模船只的人，都要被处以极刑。允许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可以航行到大陆附近，也不可以运载商品。因为关税壁垒，国内贸易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藩界都设有关卡，严禁商品自由流通。相关法律对商人的日常生活也做了规定。《奢侈取缔令》中明确规定了商人着装、搭配怎样的雨伞、操办婚丧礼仪花费的最高限额等。商人和武士不可以住在同一个社区。当商人受到特权阶层如武士的羞辱时，法律是不会保护商人的正当诉求。当时的日本能够发展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功于市场经济。而德川氏却企图将商人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注定是会失败的。
武士和农民是德川幕府努力打造成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中坚阶级。在德川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杰出的将领丰臣秀吉就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分离了对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农民的武器全部上缴给德川家康，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不可以再兼作农民、工匠或者商人。作为寄生阶级中最底层的武士也是不可以从事生产的，他靠从农民的赋税中抽取俸禄维生。大名按份额将征收的谷米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不用为生计发愁，沦为彻彻底底的领主依赖者。在日本历史的早期，大名与手下武士在各藩国之间的战争中结成了牢固的纽带。在和平年代的德川时期，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质的了。日本的武士和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不一样，他们没有领地和农奴，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维生的人，并不宽裕，而在德川初期他们俸禄的额度是按照家族的高低地位决定的。据日本学者研究，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相当，仅够解决温饱。最让人心疼的是，这份微薄的收入还要与其他的家族继承人分享。结果，选择做武士事实上限制了自己家族的繁荣。对他们来说，最尴尬的莫过于承认威望是建立在财富和派头的基础上这一事实。因此，他们给自己树立的信条是，人的最高美德是俭朴。
农民、工人、商人这三个阶级统称为“庶民”，但武士却不属于“庶民”，并且和庶民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武士的佩刀不只是装饰作用，同时还是其特权和阶级的象征。他们能对平民使用佩刀，这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成为传统了。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中也规定：“对武士无礼或者对上级不逊的平民，当斩。”但这不过只是旧的规定罢了，它压根不用考虑要在平民和武士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德川家康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之上的。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直接听命于大名，归大名直接统率。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两个阶级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每个阶梯自上而下都各有自己的法律法规、统治权限以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详细规定。两个阶梯间的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距离。随着形势的变化，两个阶级之间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不过这种沟通本身并不是封建体系的固有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不仅与刀剑为伴，他们还渐渐成为藩主的理财专家和精通古典音乐、茶道等风雅艺术的人。他们处理全部的文字工作，还通过灵活的手腕来实现藩主的意图。在两百多年漫长的和平时期，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有限。就像商人不管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虽然武士也时刻准备着浴血奋战，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也发展了各种风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