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我收到了一条来自京城的消息，说总理衙门已经向各国大使馆传话，表示自大沽炮台开火起，大清与各国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条消息还未经证实，但如果是确有此事，那政府就是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我简直不敢相信朝廷竟然在政治上疯狂愚昧到了这个地步。”
“6月29日。——今天我收到了来自京城向列强的宣战书，虽然檄文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但我知道它实际是由皇太后起草。其内容如下：“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7月12日。——我几乎不吃、不喝、不眠，在床上躺了九天后，今天被城中传闻唤起，传闻说我被再次任命为直隶总督。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这样说的原因有很多。不管怎样，不论是待在衙门与否，我都应该留在原地不动。几年前那番刻薄的话（李鸿章指的是他做议和大臣去日本和谈之时，庆亲王所说的一番话）似乎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是他惹出来的麻烦，现在就让他自己去收拾吧。”
“7月13日。——本地的新闻界发布了新闻，证实了我被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的传闻。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不适合北上，我还是不去了。就这样决定了。”
“7月14日。——我所有的家人都哭得眼泪汪汪，因为今天的报纸证实了任命的传闻。”
“7月17日。——今天早上，我接到了太后的懿旨，终于这个让人哑然失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命令我即刻启程进京，还说国家现在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急需我去处理。急需，的确！短短几个月前，我在北京时他们不急需我，当时他们的确告诉我，如果我有什么‘忠诚的’忠告，我可以提出来。但如果我想要说的话会违背‘圣旨’，我还是得保持沉默。我已经决定了，不去北京，即使逗留在这里可能让我付出的更多。”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刚刚给太后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承蒙太后信任，实乃荣幸之至，微臣不胜感激。然臣不禁想起，在臣就任直隶总督二十多年里成功建立起来的新行政体制，如今已毁于一旦。就臣目前的身心健康状况，恐怕实在无法重挑此重担。在当前危急关头，朝廷尚需其他比臣更得力的人手。”
“晚些时候。——我通过袁世凯，又给太后发去了一份电报，询问是否有可能将外国公使们从北京安全地护送到天津来。我还告诉袁世凯，他可以告诉太后，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就会尽快北上。”
“7月22日，上海。——似乎我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只能遵从朝廷的旨意，为了一群我根本不支持的团体的凶残行径，再次向那些洋人卑躬屈膝、赔礼道歉。我天真地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再与这一类事情打交道了，但事实似乎是，我现在所面对的困难和复杂局面是我们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出于对这些特殊原因的考虑，我应该是那个准备好用双肩扛起这项任务的人。但是当我想到这整个困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以及他们之前对我真诚无私的忠告不屑一顾，我就没有什么心情去做这件事情。”
“上海，7月23日。——今早，老佛爷传来了电报：‘李鸿章必须服从先前的命令，火速北上，不得有其他顾虑。在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不得借口推辞。’”
“7月23日，午夜。我刚刚写完呈给朝廷的奏折，明天一大早我就让人发加急电报给袁世凯。尽管内容很多我还是抄写了一份，这样即使不能记进史料，至少我的子孙们能知道我的想法。”
“应当牢记，我大清帝国与外来的野蛮人，自远古以来一直频繁交战。民族历史告诉我们，应对他们的最佳办法就是在仔细对比敌我力量之后再确定我们的策略。自道光皇帝统治中期，洋人对我边境的压力就不断增加，如今我们的确是被逼到了绝境。
1860年，他们入侵京城，烧毁了圆明园。咸丰皇帝被迫出逃，并因此病亡。一直以来，皇上的后代自然渴望为他报仇，臣民们也应该继续怀抱复仇的不变渴望。但自从法国从大清手里夺走安南，那整个藩属国就已经不可挽回地丢失。日本与我们交战，把我们驱逐出了朝鲜。更糟糕的灾难和领土损失接踵而至：德国强占胶州；接着俄国霸占了旅顺港和大连港；英国强占威海卫和九龙，并要求扩大上海租界范围，在内陆开设新的通商口岸；法国也对广州湾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面对如此让人痛心的侵略行径，我们怎么可能保持沉默？不设法改善大清防御能力的人都是懦夫，不渴望清算新仇旧账那一天的人都是不知羞耻的。我本人享受朝廷的恩宠厚待，国家对我期望很大。如果大清军队开始打胜仗，荣耀而归，我自然十分欣喜。如果能看见这些野蛮民族最终被我们降服，顺从恭敬地向大清致敬，那就会是我临终之前的最大乐事。然而，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可悲的事实，大清无法与任何一个列强对抗，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承担此任的能力。不需要懂得占卜，我们也能预测到以卵击石的结果。让我们列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证明这个结论。最近，几万人的义和团部队和清军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与他们对抗的只有两三千外国士兵，但是，经过了十天的激烈战斗，只有几百洋人被杀，而我方有两万多士兵战死，负伤的人数更多。
而且，北京的公使馆里并没有真正的防御工事，也没有坚固的堡垒，外国公使和使馆工作人员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学习如何使用武器。
然而，董福祥的军队连续攻打了他们一个多月，想占领公使馆，却白白损失了几千士兵。”
“列强的联合舰队现在正快速向前线大量运兵，最笨重的大炮现在也已经被很快运到了我们的海岸边。大清有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与他们对抗吗？在大清有没有那样一位将领，有能力指挥清军抵抗这次入侵？如果外国列强派出十万士兵，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占领北京，到时候，皇上就会发现他根本无处可逃。毫无疑问，他们会再次竭力逃往热河，但这一次，不会再有胜宝（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掩护咸丰帝逃亡的满族军官）等指挥官，谁来阻止敌军追击？或者，你们也许会决定再进行一次和谈会议，就像1895年在马关那次一样。但是如今的局势与当时已经完全不同，当时伊藤侯爵还愿意与我这个全权议和大臣会面。我现在被义和团背叛，被众人抛弃，皇上和太后上哪里去找一个有本事的亲王、官员或者政治家来有效地帮助你们呢？你们的财富很可能会毁于一旦。每当晚上想到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全身的血液都会变得冰凉。任何有见识的君主，面对那些自称拥有超能力的荒谬义和团，肯定早就将他们处死。汉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相信术士和他们的超能力，史书上不就是这样记载的吗？宋朝皇帝相信身着神奇铠甲的士兵拥有超能力的荒谬故事，这难道不就是宋朝灭亡的原因吗？”
“我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离死亡也不会很远了。我从四朝皇帝手中接受过朝廷恩惠。如果我现在犹豫不决，不说出心中的想法，我要如何面对阎王殿中列祖列宗的灵魂？因此，我不得不郑重祈求，恳求皇上和太后立即放弃身边那些邪恶的术士，并将他们迅速处死。”
“你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任命一位高官，命其清除大清土地上这群邪恶的乌合之众，并将外国公使们安全护送到列强联军的总部。尽管天气炎热，我急忙从广州赶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准时接到了朝廷催促我进京的谕令。任何身体的不适，不管有多严重，都无法阻止我遵从这个召唤。但是仔细研究圣谕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宫尚未采取理智的政策，仍在义和团叛党的掌控之中，他们把义和团当成了恭敬顺从的臣民，因此导致了骚乱的继续蔓延和普遍的恐慌。此外，我现在身在上海，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即使是我尽快北上，竭力赶到宫门前，一路上我可能会遭遇无数凶险，最后行程结束时，很可能我又为那些乱臣贼子提供了一个尸体，被他们剁成肉酱。为此，我将继续停驻在此，想想有什么方法和途径可以招募到军队、募集军需。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弄清敌人的计划，并向他们提出一些有用的外交建议。计划一旦完成，我将以最快速度继续北上。”
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身体病痛的困扰，年迈的李鸿章几乎没有记日记。同时，他也不愿意继续北上，除非朝廷保证自此以后全面保护所有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立即严惩那些导致此次危机的义和团。
“8月2日。——我担心自己的好名声会和那些煽动此次暴行的人联系起来。除非太后和她身边的那些人答应我的要求，否则我不会北上进京。”
“8月8日。——一个生病的人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使，来和列强谈判。
我四肢无力，几乎无法支撑身体，还怎么昂起头，来考虑这个问题？”
8月18日，李鸿章在日记中写下了与义和团有关的最后几行话：
“休息几天后，我将继续北上，尽一切力量让列强停手。朝廷躲起来了，百姓们也都慌张失措。朝廷已经是一盘散沙，举国上下一片混乱。我害怕眼前的任务对我的身体来说太过沉重。但是在阻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要让洋人们再次相信我们政府有能力恢复正常秩序，请求他们不要瓜分摧毁大清。我想把老佛爷接回宫，问她是否吸取了教训。”
这位“大清元老”与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十国列强代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他的确让大清免于灭亡。人们都承认，这个曾经希望自己成为大清桂冠诗人的人，在他七十九岁的时候，获得了有史以来其他大清政治家和外交官都未曾得到的，最新鲜、最碧绿、最让人敬仰的月桂花环。
但是，病重年迈的全权议和大臣没有实现再次在宫中面见慈禧的愿望。虽然她的确“吸取了教训”，但李鸿章已经没有当面问她这个问题的那份荣幸了。因为就在老佛爷从紫禁城仓促出逃十个月之后，在她返回北京的途中，这位着名的总督已经病入膏肓，并于1901年11月7日，在他北京的住宅贤良寺中迎来了死亡。慈禧在第二年1月6日回到了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