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李鸿章的传记等同于记录十九世纪中国的历史。十九世纪的世界风云变幻，远东的舞台上涌现出了诸多大人物，而李鸿章以其与众不同的个性脱颖而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没有李鸿章，许多战争可能就不会打响；没有李鸿章，许多条约或许就不会签订。李鸿章一生至少六次亲眼目睹了中国同外国列强开战，同时也无数次见证了中国国内的叛乱。对于中国来说，李鸿章无愧“元老”之名，好比格莱斯顿之于英国，俾斯麦之于德国，加富尔之于意大利。
在那些与中国打过交道的欧洲人眼里，李鸿章在中国的地位似乎甚至要超过格莱斯顿在英国的地位。清朝统治者的蒙昧无知多次险些招来灭国之灾，而每次内忧外患之下的清朝朝廷都是求助李鸿章去加以解围。同时，李鸿章也是外国公使眼中唯一能同他们进行理智交谈的中国人。
在中国，他不仅仅在地位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才智方面也是无人能及；他不仅仅在外交政策方面极富洞察力，更是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然而，在国外，并非所有人都将李鸿章看作伟人，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人无法培养我们所认同的伟人。在中国国内，李鸿章也没能获得更多的尊重，很大程度是因为李鸿章贪婪成性，据说他用许多不正当手段聚敛了大量财富。此外，虽然李鸿章每次出马都能摆平同僚们所无力解决的战争和谈判，但是由于时局所限，他都无法让中国在这些战争和谈判中成为赢家，而这也为他在国内招来了滚滚骂名。
所以，同时代的人多对李鸿章嗤之以鼻，恨之入骨，将其与丧权辱国画上等号，这就好比在诸多英国人眼中是格莱斯顿的统治毁了英国一样。
但是，李鸿章却从未享有过代议制下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所拥有的权力。李鸿章无非只是腐朽的官僚锁链上的一环而已，而这条锁链在过去数世纪里一直锁着中国的喉咙。如果不进行流血革命，李鸿章是无法打破这条锁链的。李鸿章的外国仰慕者一度为李鸿章的深谋远虑而折服，但是从李鸿章的角度来看，这种深谋远虑却又似乎无据可依。相反，究其一生，他对于大清王朝一直忠心耿耿，可照日月。
尽管李鸿章站了出来，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他还是没能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因而，后人将他看作政治舞台上狡猾的“机会主义者”，而并非世人所曾期待的“国家的救世主”。之所以他没能成为救世主，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自负的情绪与腐败的风气根深蒂固。在官场上，人们都是脚踩着贿赂前进。官员的级别越高，对金钱就越贪婪，下属们就必须呈上更贵重的礼物满足高官们对金钱的诉求。
李鸿章就是中国以及那个时代的杰出产物。他竭尽所能为清政府效忠了五十多个年头。年轻时他协助父亲在家乡安徽省兴兵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直到在北京病入膏肓，躺在病榻上的他仍然不得不忙于公务，修改欧洲列强逼迫战败的中国所签署的条约中那些苛刻的条款。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了解中国这一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明，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李鸿章的一生。无论对于研究人性的学生们来说，还是对于密切关注国际时事发展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李鸿章的一生似乎具有永恒不变的吸引力。针对李鸿章性格和生平的研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有着实用价值，对于学生们也有着学术吸引力。因而，本书将就这两个主题展开，希望广大读者能抱有兴趣。
一提到李鸿章，我们欧洲人可能就会想得到太平天国运动，也可能会隐约记得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李鸿章背叛了戈登的信任。李鸿章的背叛彻底激怒了戈登，这实在不难理解。作为一名在华带兵的将领，戈登在英国国内曾受到圣人般的礼遇。抑或，我们会记得，当许多外国公司和企业创办人花费数年时间争取获得在中国的特许经营权时，是李鸿章时常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抑或，我们会记得，那些当年有幸采访到李鸿章的在华英国议员和其他外国使节在采访他之后，都会为其撰写长篇报道，讲述他们每个人所收获的一项非比寻常的礼遇——到最后每个人反倒是被李鸿章问了很多问题，被摸清了底细。
我们还知道，由于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李鸿章被罢免了官职，荣誉尽失。但不久，他就被派往日本商定和约事宜，在日本却挨了一名日本狂热分子一枪。之后，李鸿章又在世界的注视之下重新受到重用，但这倒是符合欧洲各国的愿望。后来，他又被派往莫斯科庆贺沙皇加冕，他就这样成了奔走于各国的一名外交官。李鸿章在每个国家都受到了最高级别的接待，但让整个欧洲都感到吃惊的是，当李鸿章回国时，迎接他的不是祝贺而是屈辱：他被剥夺了“黄马甲”以及一些其他物品。虽然欧洲人总是将这些物品同女性的装束联想到一起，但是确切地说，这些物品是装饰物，同我们熟悉的吊带袜、领带、缎带和扣环很类似。
我们很有可能会记得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李鸿章曾走马上任两广总督，这段官场生涯在他声称收到了北京方面的电报——一封来自朝廷的圣旨后宣告结束。由于当时驻华使节团在北京没有任何消息，人们本以为北京与外界的电报已经中断。后来，他又北上来到上海，却从无人登门造访，没人承认他的权威，甚至无人与他交谈。他最后干脆搬一把太师椅摆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身边站着随从，同每个愿意放下身段同他说话的路人攀谈。再后来，他突然接到任命，同庆亲王奕匡等人一同与八国联军代表商讨议和条件。最终，李鸿章诚惶诚恐地开始了北上进京之路，这次北上也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为朝廷奔走效力。1901年11月7日，时年78岁的李鸿章于北京病逝。直到临死前，他仍忙于公务。李鸿章最终死于过度忧虑，这点毋庸置疑。不过，关于这份忧虑的诱因和本质，人们却无法真正琢磨透了。
李鸿章死后，一家中国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长篇传记。但有趣的是我上面所提到的种种事迹，除了上任两广总督这件事之外，这篇传记都完全没有谈及。我们所记住的那些关于李鸿章有趣的故事在这位中国作家眼里却完全不值一提，这真是很奇怪。相反，这位作家用索然无味的顺序记录了一大堆关于李鸿章的事实。虽然，为任何人写传记都需要一个框架，但是他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却是最不具代表性的，根本无法构成他一生的框架。我最好还是在这里给读者们提个醒儿，如果我们想单单从欧洲人的角度来审视李鸿章的一生，我们必须将这位中国作家在其作品中所提到的一些关于李鸿章的东西抛在脑后。
李鸿章于1823年生于安徽省的合肥市并在那里长大。安徽省被长江一分为二。一到夏天，棕红色的长江水，宽达八九英里，会将安徽省很大一部分低洼的土地淹没。虽然当时的长江与马可波罗时代的长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依然如马可波罗所说，长江不像是河，更像是海。安徽省主要以其许多着名城市闻名于世，如其首府安庆。（英国人之所以知道安庆，是因为那里是内地耶稣会会址所在地。）安徽省的水稻产量也非常高，如果按亩产计算，超过了中国所有其他省份。晚清时期安徽省的官员也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归因于李鸿章庞大的家族势力。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任刑部侍郎。如李鸿章自己所说，其父李文安同许多其他的读书人一起组成了中国的文人界。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阶级，这些读书人中，很多人都是头脑聪颖、勤勉好学但却郁郁不得志，赋闲在家，因而收入微薄。他们内心没有准备好迎接外国人进入中国，因而自然而然也不欢迎外国人，特别是不欢迎那些想要颠覆孔圣人教导的外国人。但是，他们却是中国最具价值的一群人。无论是谁，想要扳倒中国，必须先扳倒他们。
李鸿章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中国式教育，也有传言说他小时候非常贪玩，时常受到家人责骂。1845年，李鸿章顺利地在北京考上举人，在1848年考上了进士。接着，在1851年，也就是英国举办史上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的时候，李鸿章完成了在翰林院的研习，选入翰林院任二等编修，从此开始了在朝廷供职的生涯。
在中国古代，文笔卓越是通往一切高官厚禄的通行证，这就好比是让一名牛津大学最出色的教授去指挥打仗，让这样一位文官坐在马车里，手握纸笔，向英国的基奇纳勋爵等将军们发号施令，讲授战争的战略战术。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指望我们的将军们，骑着神奇的白马，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在敌人面前耀武扬威。虽说，从以前的照片来看，这样的事请在过去的确经常发生。虽然我们的陆军部和海军部也难免有时听从文职人员的指挥，但是在中国，这个一直蔑视武官的国家里，这样的独特的做法却早就成了传统。
曾国藩（他的儿子是曾纪泽，曾任驻英国大使，英国人称之为“曾侯”）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一次来了一封圣旨，宣布将派遣一些侍郎辅佐曾国藩，后来年轻才胜的李鸿章和其他一些有志之士就被送往了安徽。由于李鸿章本身就是安徽人，所以很有可能一开始李鸿章就得到了曾国藩的青睐。
回到安徽，许多亲戚朋友都不拜访李鸿章，而这些亲戚朋友在李鸿章飞黄腾达之后却给李鸿章带了诸多烦恼。他们不断地要求李鸿章分封官爵，甚至有传言，李鸿章的哥哥，由于总是胡搅蛮缠，甚至最后被李鸿章赶出了安徽省。李鸿章可谓仪表堂堂，身高近两米，目光炯炯有神，许多人与他见面过后会时常与身边的人兴致勃勃地谈起他那如炬的目光。他不仅身材颀长，而且比起其他中国人，他身体十分健硕，充满活力。
在曾国藩手下任职七个月之后，李鸿章因为成功地指挥清军击败了一部分太平天国的军队而立即被朝廷升为六品官员，顶戴蓝翎（乌鸦的羽毛），这也开启了他之后坦荡的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