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使英国的经济受到打击。从1932年中期起，英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
在30年代，英国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在整个30年代的政治、外交与军事政策，束缚了其军备的发展。英国在30年代实行绥靖外交。
和平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空前浩劫和战后的经济衰退，使和平主义运动在2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30年代达到高潮。这种形势大大增强了英国公众的恐战情绪，推动了和平主义运动的高涨。
1935年3月，纳粹德国公布了重整军备宣言，公开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但在英国，和平主义者却举行了一场全民和平投票。这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平主义运动，是由国际联盟协会、新联邦社等和平主义团体发起，并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议员支持的。全国共有1150万人在50万志愿工作者的协助下参加了和平投票。他们提出了全面裁军和废除航空部队的主张，还要求用非军事性的经济制裁方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以此为标志，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达到高潮。
30年代中期，英国和平主义运动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和影响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有力地制约了英国政府和有影响的政治家的行动，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对英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连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也顾及到人民群众的情绪，适当地修改了自己的行动方针。”
1935年，英国军方根据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有限的重整军备计划。此时已担任国民内阁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鲍德温仍告诉英国选民们：“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避战求和一时成为英国举国上下的行动准则。可以说，和平主义运动是英国绥靖主义的温床，对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从军事卷入政策退回到传统的欧洲均势政策，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英法德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稳定的安全局面。二十年代，法国联合东欧国家，压制德国，与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发生矛盾。于是，英国便推行扶德抑法的政策，企图削弱法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以保证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仲裁国地位。
1933年3月，英国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抛出“麦克唐纳计划”，其目的在于用裁减法国陆军来安抚叫嚷“军备平等”的希特勒。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后，英国继续压法国作出让步，以便使德国重返裁军会议和国联，也就是让德国在英国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扩军。于是，英国走上了绥靖德国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在英国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为英国统治阶级提供了实行绥靖政策的借口。1936年11月，鲍德温“惊人坦率”地承认，阻碍1934年和1935年推行一项规模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的唯一因素是群众舆论。1938年4月，张伯伦在向选民们演讲时说：“我国人民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应当用于减轻人民的苦难……一想到这些财富竟然要耗费在建造战争武器上面，我就感到那是令人厌恶和值得诅咒的事情。”
在30年代欧洲与世界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尽管英国统治集团逐步意识到了法西斯国家的威胁，但其对外政策却并没有实行全面调整，直至大战在西方爆发，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都未作出有力的反应。1935年3月，英国对德国公开宣布重整军备，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抗议行动，反而于1935年6月与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实力与英联邦成员国海军总数实力的固定比例为35：100.但是另一项协定规定，德国的潜水艇可占英国全部潜水艇的45%，在危急情况下，此限度可提高至100%。从而使希特勒打破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放手扩军备战。这是英国在绥靖德国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同年12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担心失去意大利这个盟友，而不敢对其采取有力的制裁措施。随着法西斯国家的不断扩张，英国维持欧陆“均势”的政策失去了推行的现实基础，绥靖政策便逐渐成了英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张伯伦任英国首相后，即向议会宣称，本政府的政策，是“对全世界实行绥靖政策”。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张伯伦已经意识到纳粹德国的言而无信及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37年3月，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不久给美国财政部的摩根索的信中称，德国决心使它自己强大得没有人敢于抗拒它所提出的无论是对欧洲的还是对殖民地的领土要求，既然它存心如此，“就不大可能同意有损于其既定目标的任何裁军计划”。只有在德国相信它的努力将遭到优势兵力的抵制时才能有所收敛。
尽管如此，张伯伦政府仍坚信，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比诉诸战争对英国更有利。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张伯伦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欧洲问题。这成为张伯伦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分的欧洲边界的不合理，满足希特勒“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以求得欧洲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欧洲“政治解决”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允许德国开发其出口潜力，从而在经济上消除德国对外扩张的理由；把坦噶尼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等交还德国，以求得殖民地问题的解决。
基于上述设想，张伯伦上台后，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绥靖外交活动。首先，在外交上加强与德国的联系。张伯伦一上台就全力推行对德绥靖外交，邀请德国外长牛赖特访英，并于1937年11月派遣哈利法克斯出访德国，目的是对德国放风、摸底，“找到一项解决（我们分歧）的方案”，达到“一个总的解决，那时，合理的抱怨可能消除，猜疑可能被束之高阁，信任可能重新恢复”。访问结束后，张伯伦称，会谈充满相互信任，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了解的愿望。
张伯伦与希特勒会晤为了实现对德绥靖的目标，也需要绥靖意大利。1937年7月，张伯伦在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件中进一步确认了1月达成的英意地中海协定的原则。1938年初，他建议与意大利会谈，解决两国间的所有争论，并且不顾外交大臣艾登的反对，于4月16日缔结了英意协定，确认并划定两国在整个地中海和中东的权益，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以此换取墨索里尼在“总解决”中的默契与回报。
根据张伯伦欧洲问题全面解决的设想，远东问题同欧洲相比居于次要地位。1937年，日本在东方战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在当前欧洲有两个脾气暴烈的独裁者的情况下，我们简直经不起再同日本进行争吵了。”因此，当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的时候，英国远东政策的绥靖色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张伯伦深感，要实现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单靠英国是不行的。鉴于法国在欧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张伯伦于1937年11月访问法国，对其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法国与其协调行动。这对此时已将同英国保持一致作为外交基点的法国在绥靖道路上越滑越远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与希特勒达成欧洲问题的全面解决，张伯伦不惜以牺牲中小国家为代价，只要希特勒同意“按和平演进方式实现变更，”就可以满足其侵略扩张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伯伦在绥靖道路上越走越远。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张伯伦认为这是“不可能避免的”。接着，希特勒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苏德台区。张伯伦将此看作是通向欧洲问题总解决的可能入口。当捷克危机加剧时，张伯伦乘飞机三赴德国与希特勒谈判，并一再作出让步，最后上演了慕尼黑丑剧，把英国的绥靖主义推到了顶峰。
在30年代，英国的其他外交活动：
1936年8月26日，英国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同埃及政府签订了为期20年的条约。1935年11月埃塞俄比亚危机发生后，对英国在埃及、红海和东非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英国当局立即着手加强埃及的边界，英国部队、武器和弹药源源不断运往埃及，并动工修建机场、弹药库、战略公路和通讯线路。这些战备措施引起了埃及人民的忧虑，他们不愿意遭受近邻利比亚被意大利占领的灾难。因此埃及民族主义力量力求利用英国外交上的困难，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其后英国于1935年12月恢复了埃及1923年宪法。1935年底，代表埃及民族运动的5个政党向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兰普森递交了备忘录，建议在“尊重埃及利益的基础上”签订英埃条约。12月31日，伦敦作出了正式答复，认为就签定条约进行谈判是不适时的。这一态度引起了埃及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新的示威运动压力下，英国政府作了某些让步。1936年1月20日，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向埃及政府和华夫脱党领袖纳哈斯表示，他愿就英埃达成协议一事进行讨论。2月13日埃及国王在开罗降诏，命令纳哈斯率领代表团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但谈判时断时续。5月埃及举行议会选举，华夫脱党取得巨大胜利，新内阁不惜作出让步同英国妥协，英埃遂于8月26日签订了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英埃结成“同盟”，为期20年，英国负有保护埃及不受外国侵略的责任，埃及在战时置于英国的管理之下；英国终止在埃及的军事占领，撤走军队，但有权在苏伊士运河驻军1万人和飞行员400人；英国空军有权在埃及的领空飞行和使用埃及的机场；英国保留亚历山大港的海军基地，为期8年；埃及可以建军，但需要购买英国武器，接受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训练；废除在埃及的治外法权；埃及加入国际联盟；英国高级专员改为大使；恢复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埃及人可以移居苏丹；埃及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同这一条约相抵触的政治同盟等。这一被埃及议会批准的不平等条约，遭到埃及人民的反对。1951年10月，埃及宣布废除了该条约。
西班牙内战爆发，英、法两国政府实行不干涉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则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不仅给西班牙叛军送去大批金钱和武器弹药，派军舰封锁西班牙海岸，而且派出几十万正规部队，直接侵入西班牙，使地中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结束地中海危险的敌对状态，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于1937年1月签订了《地中海协定》。协定双方保证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相互尊重对方在地中海的利益和权利，并共同维护西班牙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这个协定的缔结对地中海的局势没有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对意大利的侵略扩张和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也没有起到任何限制作用。
在英国下院里“叛国”、“耻辱”的呼声中，英国首相张伯伦1939年2月27日宣布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法国总统勒布伦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但他却得到法国内阁成员的一致支持。摇摇欲坠的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统阿萨尼亚，在巴黎期间一直未参加政治活动。这时，离开了西班牙驻法国大使馆，但他拒绝辞职。人们认为承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许多人特别是英国畅所欲言的在野党人士对佛朗哥的“建立一个自由的西班牙”的含糊保证并不信任，同时还对仍留驻在西班牙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表示关注。
1939年4月1日，张伯伦首相已保证在军事上支持波兰，以防止对其领土完整的威胁。伦敦发表的官方声明宣布：“如果波兰政府感到它的独立受到威胁，必须用武力进行抵抗，那么英国和法国将站在波兰一边。”当希特勒意识到英国的声明是针对德国入侵而言时，便勾引英国上钩，向它挑战，或挑它来干涉德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德国北部的威廉港举行的“提尔皮茨将军”号战列舰下水的仪式上，希特勒向10万人群发表了愤慨的讲话。他警告说，德国将不允许英国着手推行大战之前已经用过的旨在包围德国的“罪恶计划”。他向人宣布：“不论是谁，如果他准备在大国之间火中取栗，最终必将玩火自焚。”法国观察家认为，这篇讲话“平淡无奇，思想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