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性恋主义的文学批评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把异性恋主义观念与父权制联系起来，对其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父权制的二分法使得“没有妇女选择的余地依然是被隐瞒的重要事实。”517这使得“女同性恋”的标举具有了打破父权制下异性恋的单一模式。（2）它力图寻找和建立起一个女同性恋文学的传统。（3）与文学传统相呼应，它努力建立一种女同性恋主义的批评原则。
（第三节）后殖民主义批评
后殖民主义批评是一种包含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综合性话语，很显然，后殖民理论是与后现代理论遥相呼应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试图消解中心与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后殖民理论开始显现自己在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判性方面的优势，并对20世纪中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方面的偏颇予以纠正，因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具启迪性的研究思路。
一、后殖民主义的思想背景
（一）后殖民主义的概况
后殖民主义的各种理论的核心目的是考察历史上欧洲帝国的殖民地的文化，这些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和历史等等，考察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简言之，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的“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其方法多样，大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转向对话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人文思想的交流的前景。
后殖民主义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很大，譬如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皮肤》和《地球上的不幸者》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福科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在此影响下，从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的后殖民主义在1947年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独立之后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成熟之标志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出版为标志。随后是最主要的理论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其中，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霍米·巴巴张扬着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二）后殖民主义的其他几个理论家
在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之后，还有另外几个后殖民主义思想家。
1、汤林森及其《文化帝国》。英格兰希雷德福大学博士汤林森以其《文化帝国主义》，开始了对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从四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出文化殖民的内涵及其历史走向。
2、《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三名作者。比尔·阿什克罗夫特、加雷斯·格里菲斯和海伦·蒂芬合作写了一本着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强调所谓的“混成”。这种“混成”是指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物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的一种新的后殖民表达方式，即与帝国输送的“大写英语”（English）不同的、变异的“小写英语”（english）。
3、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和杰姆逊。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表明杰姆逊的视点始终集中在全球文化后现代与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杰姆逊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契机。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杰姆逊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
（三）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新理论形态
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的新理论有：1、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2、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与此相关的人物和作品有：1、罗伯特·扬的《白色神话：写作史与西部》；2、特里的《妇女、本土、他者》；3、莫汉特编的《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
新近在亚非拉第三世界里有着众多的文化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正以更加深广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加入后殖民主义的圈落里，主要表现在：1、从文化、文学和哲学等的角度深刻探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问题和前景；2、审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3、试图搞清楚“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4、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处境；5、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二、透视东方主义的萨义德
萨义德（Edward.W.Said，1935-）是巴勒斯坦人，生于耶路撒冷，小时侯在开罗上学，后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并在欧洲国家流浪，1951年到达美国，1964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独特的身世经历使得萨义德以解构主义思想为背景，以边缘话语去面对中心权利话语，从切身的流亡处境去看后殖民文化境遇中的东方学，大力批判欧洲中心论，借此建立自己的后殖民主义批判。
（一）作为话语的东方学
萨义德对东方学（Orientalism）解释分为三点：一是指学科，二是指东西方二分法统摄下的思维定势；三是一种机制，主要是指从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萨义德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对研究东方学很有用，“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518萨义德具体认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乃是欧洲文化霸权的产物，而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而是被西方话语想象性地虚构、创造出来谎言化的他者，所以，东方学往往是被世界强国所控制的“文化霸权”的产物，它一再强调着西方优越的观点，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的指挥下凭借对东方的想象而建立起来的“东方学”当然就是帮助描述着被西方“东方化的东方”、“妖魔化的东方”，重申着西方人心目中以虚构和假想而营造出来的异己的他者——落后而待开发的东方。
正因为东方学是一种话语，东方也就成了欧洲文本中的东方，它是“一个封闭的领域，欧洲的一个戏剧舞台”。而在这个欧洲人营造出来的东方舞台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其中的每样东西都使人联想到一个像寓言一样丰富的世界：司芬克斯、克里奥帕特拉、伊甸园、特洛伊、所多玛和蛾摩拉、穆罕默德，（古巴比伦）如此等等；而舞台的布景一半是想象的，一半是已知的；怪物、魔鬼、英雄；恐惧和欲望519。因此，这个东方形象的宝库是和神秘、愚昧、腐朽、纵欲、罪恶等本性联系在一起的。
（二）东方学话语文本批判
萨义德依据自己的判断在文本中分析东方学话语的文本表现，譬如但丁在《神曲》中将穆罕默德以“散播不睦者”之名打入地狱九层之第八层。作为东方人的穆罕默德被恶鬼无休止地撒裂着身体，他成了沉默无语的客体，西方人让他自己说话。但丁在描写了东方的相异性时，图式化地将东方纳入一个戏剧舞台之中，这一舞台的观众、经营者和演员都是面向欧洲的。520也正是在欧洲人的这种想象视野中，欧洲人成了权威的审判者，他们替东方判断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有用的。
无论是在雨果为歌颂远征埃及而成功的《拿破仑颂》中，还是在1862年波尔尼耶描写苏伊士运河的史诗中，东方都被描述为被征服者震惊了的“神秘”、“遥远”、“狡诈”、“邪恶”和“受奴役”的民族，是“被上帝遗忘了的民族”。521即使他们以“世界主义”为口号，但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的一种隐藏表露而已，甚至把殖民掳掠当作是对野蛮的东方的拯救。在19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用极尽褒扬的“光荣”“天才”等词语来形容法国人对尼罗河三角洲的殖民；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则因自己的一段荒唐经历，进而以点代面地把从一个女人身上获得的经验推广到所有的东方女人身上去，以一个西方男性的口吻表达着对东方女性的想象性虚构。所以，尽管福楼拜到过东方，但东方仍然是缺席的不在场，只是他在诗性的梦想中想象出来的东方而已。
萨义德强调了在这种东方学里，最致命的是对异质文化的漠视和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在包括大诗人瓦雷里在内的很多西方的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否定东方这种异质文明的存在现实的观点、论调，他们相信东方文化已经被西方文化所吸收和取代。有些人则以一种非常偏激和虚妄的思维与语言向其他的盲视东方文化与文明的人，传递一种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因此，萨义德要让我们警醒：“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虚构——这些人为制造的枷锁——是多么容易被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
三、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
使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真正将目光由非洲投向亚洲的印度次大陆的是美籍印度裔女学者盖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1942-），她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63年移居美国，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70年代，斯皮瓦克因翻译和阐释德里达的理论而在美国学术界渐负盛名，80年代开始转向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研究。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成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解析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因而，她是后殖民阵营中的领军人物。其主要着作有《在他者的世界里》（1988），译着有《文字语法学》（德里达着，1974）。另有多篇重要论文：《阐释的政治》（1983）、《移置作用与妇女的话语》（1983）、《爱我及我影——她》（1984）、《独立的印度：妇女的印度》等。
（一）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20世纪80年代，斯皮瓦克认为左右着“我们关于世界观和自我观的背景和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523，所以她认为，如果根据妇女的劳作及生育重新审视异化、劳动及创造财富的性质和历史，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本人也许未曾料到“妇女是源源不断地为拥有她的男人带来剩余价值的一大源泉，或者说是被那个拥有她男人劳动力的资本家从中榨取剩余价值的一大源泉。”524同样，如果重写弗洛伊德，则会让人意识到“子宫嫉妒是与阴茎嫉妒互相作用的两个观点，它们的互相作用确定着人类的性本质及社会生产。”525斯皮瓦克进而认为世界文学“并不是受一系列原型框架的具体概念所控制的，即不受任何政治原因维系的理论所控制，而是由物质/意识形态/性别生产的本文所主宰的。”526所以她认为，美国的女性主义“对其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对象。”527也即女性主义研究中的第三世界女性实际上是缺席的，不在场的，她们成了供第一世界女性言说的客体，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顽固地持有殖民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在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中得到印证：其中，真正的中国妇女是不存在的，是无声的，她们作为默默无言的客体似乎是用羡慕的目光看待“西方入侵”。
在稍后收录于论文集《教学机器之外》的《重访法国女性主义》的文章中，斯皮瓦克认为法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出发点是把第三世界妇女定义为“他者”，忘记了第三世界妇女的多元性，所以她认为在宗主国和非殖民化的女性主义者间可以进行交流，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她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表现。
（二）后殖民主义女性文本批判
文学进入斯皮瓦克的研究领域往往都是作为一种反映意识形态的文化，文本作为某种印证后殖民主义的例证。她认为人文话语是由语言、世界和意识这三个互相转换的概念来表示的，而且文学语言当然表征着某种世界和意识，文学表述是文化表述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中，斯皮瓦克对三个女性的文本进行了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因为“尤其不幸的是，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迅速崛起以后，便以它独特的视角复制了帝国主义的原则。对欧洲和英美的女性主题文学的近乎孤立主义的尊崇，确立了女性主义的激进规范。”而且“第三世界”被当作能指，放到“世界性”的运作里去，进而被当作“一种边远的、虽然受到剥削但仍然拥有丰富的而且保存完整的，因而有待于重新发现、阐释并提上英语释译日程的文学遗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