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也还是一种所谓文艺家的食宿的窠。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一向并不想如顽皮的孩子一般，拿了一枝细竹竿，在老树上的崇高的窠边搅扰。
关于绘画，我本来是外行，理论和派别之类，知道是知道一点的，但这并不足以除去外行的徽号，因为所知道的并不多。我所以翻译这书的原因，是起于前一年多，看见李小峰君在搜罗《北新月刊》的插画，于是想，在新艺术毫无根柢的国度里，零星的介绍，是毫无益处的，最好是有一些统系。其时适值这《近代美术史潮论》出版了，插画很多，又大抵是选出的代表之作。我便主张用这做插画，自译史论，算作图画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一点头绪。此外，意识底地，是并无什么对于别方面的恶意的。
这意见总算实行了。登载之后，就得到蒙着“革命文学家”面具的装作善意的警告，是一张信片，说我还是去创作好，不该滥译日本书。从前创造社所区分的“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之说，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后来他们居然也兼做了——，倘不过是一个媒婆，更无须硬称处女。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至于这一本书，自然决非不朽之作，但也自立统系，言之成理的，现在还不能抹杀他的存在。我所选译的书，这样的就够了，虽然并非不知道有伟大的歌德，尼采，马克斯，但自省才力，还不能移译他们的书，所以也没有附他们之书以传名于世的大志。
抱着这样的小计画，译着这样的小册子，到目下总算登完了。但复看一回，又觉得很失望。人事是互相关连的，正如译文之不行一样，在中国，校对，制图，都不能令人满意。例如图画罢，将中国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诸国版一比较，便立刻知道一国不如一国。三色版，中国总算能做了，也只两三家。这些独步的印刷局所制的色彩图，只看一张，是的确好看的，但倘将同一的图画看过几十张，便可以发见同一的色彩，浓淡却每张有些不同。从印画上，本来已经难于知道原画，只能仿佛的了，但在这样的印画上，又岂能得到“仿佛”。书籍既少，印刷又拙，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领略艺术的美妙，我觉得是万难做到的。力能历览欧陆画廊的幸福者，不必说了，倘只能在中国而偏要留心国外艺术的人，我以为必须看看外国印刷的图画，那么，所领会者，必较拘泥于“国货”的时候为更多。——这些话，虽然还是我被人骂了几年的“少看中国书”的老调，但我敢说，自己对于这主张，是有十分确信的。
只要一比较，许多事便明白；看书和画，亦复同然。
倘读者一时得不到好书，还要保存这小本子，那么，只要将译文拆出，照“插画目次”所指定的页数，插入图画去（希涅克的《帆船》，本文并未提及，但“彩点画家”是说起的，这即其一例），订起来，也就成为一本书籍了。
鲁迅。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上海《北新》半月刊第三卷第五号“通讯”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