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然要占用和消耗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才能取得执政绩效，这种资源的占用与消耗就构成了执政的成本。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党的工作成本与政府的行政成本都可统归到执政成本之中。执政成本的高低对于执政效率与效益有着直接影响，也对执政党的威信、合法性及执政宗旨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我国是目前全世界执政成本较高的国家之一。
1.执政成本问题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成本大约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增长，大大高于经济的增幅。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7%，2003年达到19.03%，已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15.6%的合理比重。导致我国执政成本上升的成因极为复杂，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因此，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实现执政宗旨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执政成本上升过快，尤其是执政成本升高中的不合理因素成分比重过大，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首先，执政成本过高，会影响经济发展，削弱解决矛盾的物质基础。执政成本过高，国家行政开支过大，党政机关占有和耗用的经济资源过多，必然会挤占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投入、资源供给，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会削弱我们解决各种矛盾与问题的物质基础。其次，执政成本支出的“越位”与“缺口”并存，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在我国的执政成本支出中，存在着“越位”与“缺口”并存的不合理状况。所谓“越位”是指支了不该支的项目，或在某些项目上支出太多太大。如职务消费的范围过广，开销过大。“缺口”是指执政成本中该支的而未支，或该支的支得太少。如我国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一直大大落后于人民的需要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一些贫穷国家。
执政成本的事权财权划分不清，容易引发行政行为的不规范不协调。我国的政权结构分成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市）、乡镇五个层级。与此相对应，我国的财政体制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制，并按事权与财权统一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后，对于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显著作用。但这种体制尚不成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不够明确，致使财权的划分也不够科学。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未能得到应有的规范，有的依然沿用了包干体制，有的过分强调上级政府财政的调控能力，搞层层集中，致使县级和乡镇级政府财政困难。由于地方税收收入以及财政收入增加缓慢，很多地方财政困难加大，加之地方政府事权范围广，支出规模扩大，导致很多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存在着不公平、不透明、范围不明确、支付面过宽、项目繁杂等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资金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不同层级执政主体的执政经费与执政行为之间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不协调现象，甚至引发了不同层级执政主体之间的矛盾。如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往往会因为什么样的工作该由谁做，经费该由谁负担而相互扯皮、相互推诿；有经费的工作争着做，无经费的工作不肯做；该做的工作由于没有经费或经费不足而没有做好或不能做好；有经费的工作被不该承担者争取到后往往又不能做好甚至做糟；“跑部钱进”现象难以禁止，“驻京办事处”越设越多。执政主体行为的混乱必然带来社会运行规则的无序，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腐败造成的执政成本损失必然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我国正处在社会体制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腐败现象呈不断蔓延扩大之势，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另外，为惩治腐败所花费的工作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给执政成本中的有形成本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会使执政成本中的无形成本的损失更为严重。它会使党和政府的威信下降，社会认同度下降，我党一贯倡导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受到拷问，由此会引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这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威胁最大的政治性因素。
2.“维稳”成本比肩军费开支
中国的行政成本之高，早已众所周知。现如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尤其群体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个同样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天价维稳”。
中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作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2010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2011年则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元，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2010年5月下旬，全国综治办主任座谈会在深圳召开，力推“广东模式”，广东1584个镇街和19个开发区都成立维稳中心，配备专职人员17000多名及大批兼职人员。《法制日报》报道说，2009年辽宁公安支出是223.2亿元。以该省4300万人计算，人均要负担维稳费用500多元，对于一个经济水平一般的省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中国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福建、江苏、浙江等首倡的“综治维稳进民企”，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花费大量的金钱。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河北日报》报道说，该省的2009年国庆安保志愿者的招募人数，“原则上不低于各辖区人口的1%”，也就是说，在国庆期间，有多达78万的河北人奋战在国庆维稳的第一线。每年举行的两会仅仅是一个平常的例行会议，北京投入安保力量就达70万人。从2008年到2010年，河北省用于完善“护城河”工程和公安基础设施的累计投资有49.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