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认为，学者就是通过文化教育而掌握科学知识并决意献身科学的人，他们对各种人类的知识加以整理、研究和概括，使之确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之上。“他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发展的一切其他领域的进步；他应该永远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头，以便为他们开辟道路，研究这条道路，引导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学者的职责乃是要为保证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关注社会，做社会的良心和人类文化的守护者。“他是在为社会工作，而不是为个人的狭隘的私利或单纯的修身养性才献身科学，因而他要只服从真理，反对一切谬误和虚假的东西，做真理的坚决扞卫者。要做到这一点，他还应不断发现、研究新的情况和新的事物，关注时代的课题；他不但看到眼前。还要看到将来，看到人类发展的方向。”“关于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和不自由的观点在费希特的时代曾被普遍接受，这使得种种腐败堕落、蝇营狗苟的不道德的行为看上去好像是合理的、出于必然性的。而康德的批判哲学使费希特认识到了人的行为自主性的真正本原和道德的力量，认识到人在世界上是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腐败的社会现状必须予以改变。”而学者在改造社会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费希特不仅认为人们具有自由思想的权利，同时还具有自由地传播和获取真理的权利。这种权利也是不可出让的权利。他指出：“自由地获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权利，是我们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地使用一切为了我们的精神教养和道德教养而对我们开放的东西，是我们的使命；没有这个条件，自由和道德对于我们将是一件无用的礼物。我们的教育和教养的最丰富的源泉之一是精神与精神的相互沟通，从这个源泉汲取教养的权利我们不能放弃，除非放弃我们的精神，放弃我们的自由和人格；因此，我们不可放弃这一权利；因此，其他人也不可放弃他那允许我们从中汲取教养的权利。由于我的获取的权利是不可出让的，所以其他人的给予的权利也成为不可出让的。”
费希特认为，每一个经过精神上升华、绝对不盲从权威的人都有责任建立起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有权利怀疑一切，自由地、独立地探讨一切可能的事物，对真理的探讨应该是没有界限的。“在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费希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思想自由、科学昌明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立和重要的作用，指出，学术研究应该是绝对自由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违背良心去服从权威，而应该听从良心的呼唤，自由地探讨真理，从而成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学术事业必须是完全通过学者的自由研究而完成的，国家官员和教会神职人员应对学者和学术研究采取宽容的态度，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更不应对异端打击迫害，而应该对每个人的尊严和独立性抱着尊重的态度，他们还应当成为道德的榜样。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都应当允许他陈述出来，否则就无法知道他的观点是否正确。
费希特一生曾对学者与学术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其中尤以《论学者的使命》一书影响最为深远。该书为费希特人文思想的重要着作，原为费希特在耶拿大学任教期间的数次讲演的讲稿，1794年在耶拿出版。在当时精神堕落和道德败坏的社会背景下，费希特的讲演及书的出版曾在德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成为欧洲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该书共分为五讲，第一讲是一般地论人的使命。他认为人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人有理性，以他自身为目的。做人就是要主宰那些直接决定着人的感性事物，以保持意志的自由。第二讲是论社会里的人的使命。他认为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保证个人的尽性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国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也必须符合这个要求。人在社会里不但要视自己为自身目的，更重要的是把别人也当作自身目的看待。任何压迫别人、把别人看作奴隶的人，由于他在强者面前一定奴颜婢膝，他灵魂上就是一个十足的奴隶。第三讲是论社会阶层的差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可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第四讲是论学者的使命。他认为学者的使命应在于高度关注和促进人类的发展进程。所有的人都有真理感，学者即是对真理进行阐释、检验和证明的人。言传不如身教，学者应成为道德的楷模，应代表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的文化水准，并启发人们认识人的尊严和崇高，共同向善。第五讲肯定了卢梭提出的人类平等的理想，但不同意他的返回原始自然状态的主张，因为人如果没有德行和理性，人也就不成为人了。人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人类自身是有拯救自己的力量的。费希特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他对学者的定论，在当代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美学理论方面，费希特深受席勒思想的影响，熟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而他认识到美感对于道德的作用。他指出，审美意识虽然并不是道德意识，因为道德的本质是概念的，而审美意识则是非概念的，“但审美意识是走向道德的准备，它为道德准备了基地；当道德来临时，它就会发现从感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工作已经完成一半。”人们可以从自由的和生动的文艺作品中体会到“道德规律同时也是自我本身；它出自我们固有的本质的内在深处；我们在服从它的时候，也不过是服从我自己的”，“审美教育与促进理性目的有一种最有效的联系”，“文学艺术家应以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促进人类的自由发展为职责，而不应为了名利的目的讨好已经败坏了的时代趣味，向流俗谄媚。最卓越的艺术家应当超越时代的趣味，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费希特曾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学术和人生永远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盏明灯。
（七）罗素的自由与学术理念
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BertrahdArthurWilliamRussell，1872-1970）出生于英国特雷克，祖父小罗素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改良派政治家，曾两度出任首相。罗素于1890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在该院任教，1916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解职。1918年因撰文批评英国政府，被英国当局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1919年，罗素与罗曼·罗兰等人发表了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独立精神宣言》。1920年，他曾到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访问，会晤过列宁。同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等人邀请来中国讲学10个月，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讲稿曾在中国出版，书名为《罗素五大讲稿》。他回国后又写了《中国问题》一书，对中国学界有较大影响。1944年罗素重新在三一学院任教。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5年罗素与爱因斯坦等10位杰出科学家发表了着名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反核宣言”。20世纪50年代因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而获世界和平奖。1961年，年已九旬的罗素因参加抗议英国政府的示威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此事却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1970年2月2日罗素在英国去世，终年98岁。
罗素一生共完成了40余部着作，涉及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以及政治、宗教等诸多领域。他的主要哲学、逻辑学着作有《论几何学的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原则》、《数学原理》（与怀特海合着）、《哲学问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数理哲学导论》、《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界限》、《我的哲学发展》、《自由之路》、《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等等。
罗素的思想在世界尤其是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西方社会在近代以后形成了知识分子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合法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安全地干政，发挥其社会批判或为民请命的社会功能。罗素正是属于不甘心将人类的命运拱手交给政客和富豪来摆布、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为实现社会正义而不断抗争的那类知识精英之一。”1950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称他为当代理性和人道的最杰出的代言人和西方最无畏的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的斗士。
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罗素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科学的发展，主要将取决于新社会里学术研究自由的程度。”如果“在艺术家必先向某种权威机关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才可以即兴创作的制度下，艺术或任何较高级的创造性活动就都根本不可能繁荣。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几乎一定会被那些被看作最有资格评论的前辈认为不够格。”这种结果，必然会造成艺术的平庸与腐败。罗素认为，如果要使学术得到发展，就必须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所谓学术自由，就是指“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那种“事先就认为某种意见绝对不可怀疑”，不能讨论，不能驳斥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是阻碍科学发展和违背民主原则的。罗素认为：“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有争论的问题应该说服而不该压服……见解的形成应该是通过不受限制的辩论，不应该只允许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在官僚体制中，学术必然会陷入停滞状态，而形成对权威的盲目崇拜。针对当时美国保守主义反对学术自由的态度，罗素断言，如果保守主义的愿望得逞的话，他们就会用有组织的专制代替个人的思想，禁止一切新鲜事物，使社会停滞不前。为此，罗素提出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倡导和实行学术自由。罗素在晚年的自传中说：“我曾经想象我自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和平主义者，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三者都不是。”从个人气质上说罗素从来都不愿放弃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就罗素个人而言，他也不希望通过行政的手段来实现他那些远大的目标，他对功利主义不屑一顾，他希望游离于严密的机构之外，通过自由写作和演说来实现其目标。
罗素不仅强调学术自由，同时也强调人的自由和民主思想。罗素在《逻辑原子论》中指出：“在哲学沉思中能够保持自由和公正的心灵，在情感和行动上也能保持自由和公正……一个人在思辨中能保持公正、能保持一尘不染的求知欲望，那么他在行动中也能主持公道、在情感上能够将情爱洒向人间而不是只爱那些对他有用的人。这种思辨不仅能拓广我们的思想境界，而且能拓广我们在情感和行为方面的目标：它使我们成为宇宙公民，而不是画地为牢、敌视他族的公民。这样一种宇宙公民的身份，包含着人的真正自由，意味着他已经从狭隘的众望和恐惧中解放出来。”罗素认为，人的自由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一个人没有自由就像一棵植物没有土壤和阳光一样，是无法生存的。人的自由不仅能使个人获得幸福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社会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使个人自由的逐渐实现。“自由是伟大的政治福利”，“优良的社会制度是以维护自由为其崇高目的的”。尽管如此，罗素却并不主张绝对自由。他认为如果没有任何约束，自由就没有保证。“假使所有的人的行动完全不受一个外界权威的约束，我们就不能得到一个人人自由的社会。强者会欺凌弱者，多数人会压迫少数人，喜欢穷兵黩武的人会压迫爱好和平的人。”
与学术自由思想有着有机联系的则是罗素的民主思想，他的民主思想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罗素认为：“一切大规模的工业和金融机构为公众所有和为公众所控制，是使权力为公众所控制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决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补充以民主，更彻底更仔细地防止官吏的专横，并且，要在已经有的纯粹政治民主以外，加上一些更加深思熟虑的保护宣传自由的规定。”罗素反对资产阶级的寡头政治，他指出：“寡头政治往往相信他们持有真理，所以他们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他们也不能允许发生足以威胁他们权力独占的制度改革。”罗素在提倡人的自由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扭曲人性、使人异化的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认为，人性深处同时存在着两种“冲动”，一种是“创造性冲动”（creativeimpulses），另一种是“占有性冲动”（possessiveimpulses）。前者以创造和自我实现为目标，其展现的结果既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本人；后者则以获取和占有为目标，其展现的结果是有害于社会也最后有害于本人。“创造性冲动”需要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却变成了对人的奴役和摧残。而资本主义制度又使金钱统治了一切，人的“占有性冲动”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真善美被摒弃，假恶丑泛滥。因而罗素甚至认为，要改善被扭曲了的人性，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