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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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炎帝与中华科技文明和科学传统(2)

由上我们可得出如下认识:第一,炎帝是医药的发明者,文献和传说中连绵不断、连篇累牍的记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发明医药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困苦的过程,“炎帝始尝草木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为了找到疗疾治病的草药,神农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山野辨尝各种草木、矿石等性味,有时甚至会因食尝野草野果中毒导致昏厥,正是抱着临危不惧、拯救民瘼的高尚情操和艰苦实践,神农才发现了草药和医治疾病及创伤的方法。一种传说认为炎帝终因误尝毒草中毒而崩,葬在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神农的高贵品德令人敬仰。第三,从神农“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尝味草木,宣药疗疾”的传说可知,医药和农业是同时发明的,“衣食同源”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第四,神农时“宿沙作煮盐”的记载,说明神农时已认识到盐对于增进人体营养和增强体质的作用。这一发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五,神农时将米谷放在烧石上加工后而成为熟食,不但使食物变得可口,更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饮食方法。

由于考古资料的匮乏,尽管对新石器时代的医疗情况还知之甚少,但从仰韶文化时期砭石、骨针等的利用,硬化地面的出现,采集狩猎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等方面,也可推测当时医学的初步发展。而神农发明农业的传说朴实感人,应是符合实际的。流传至今的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也假托神农而作,可见人们对神农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坚信不疑的。

6、建筑

居住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们把建造房屋,定居生活也归功于炎帝。

《路史》载:炎帝“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

《皇王大纪》卷一载:炎帝“为台榭而居”。

《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载:“神农既育,水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发现大量的房屋建筑遗存。如在宝鸡关桃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房址10座,窑址6座,既有圆形半地穴建筑,也有长方形地面建筑刘明科:《宝鸡关桃园遗址早期农业问题的蠡测》,《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在宝鸡北首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聚落遗址中发现有3组房屋群,这都为炎帝时期建筑技术的进步提供了证据。

7、天文地理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天文地理知识,人们也将其归功于炎帝。

《通鉴前编》载:炎帝“因火德王,故以火纪,官为火师。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这里的“火”为星名,“火纪”即是以“火”为纪年的标记,并专门确定了观察“火”的官员“火师”,这正是天文历法中的“观象授时”。如“大火”为十二星次之一,与十二辰相配为卯,与二十八宿相配为氐宿、房宿和心宿。《汉书·律历志》说:“日至其初为寒露”,“日至其中为霜降”。鹑火,《汉书·律历志》说:“日至其初为小暑”,“日至其中为大暑”。依此来看,炎帝神农时期,有可能已设立了观察星宿的职员,根据其出没的规律来报道季节,指导农业生产。

《帝王世纪》说:“自天地设辟,未有以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有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

由此可见,炎帝时代已能根据日升日落等自然现象,确定地域的方位,并进行了初步的区域划分和大地测量,已有了初步的地理知识。

此外,还有炎帝“日中为市”、首倡交易、“削桐为琴,练丝为弦”等传说,此不赘述。

二、炎帝与中华民族崇尚科学的优良传统

1、科技发明“皆圣人之作”

古代先民们把科技发明看作神圣的事业,并将其归功于圣人。《考工记》载:“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易传·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除上述炎帝的科技发明外,有关黄帝在农业、制陶、纺织、医药、冶铜、建筑、交通、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技发明的文献记载和传说也不绝于史书。

王星光:《炎黄二帝与科技发明》,《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

黄帝之后的远古先民继承了黄帝时代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传统,科技事业不断发展。《路史》上说颛顼“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修黄帝之道而赏之,弗或损益而致治平。”颛顼还改制历法,《晋书·志第七》董巴议曰:“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鬻子》一书中说:“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史记·五帝本纪》说: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和舜重视水利,任命官吏治水。《史记·夏本纪》里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史记·殷本纪》里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史记·周本纪》中帝舜曰:“弃,黎民始饥,而后稷播时百谷。”黄帝以后的颛顼、帝喾、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祖先都较为重视科学事业。

对以上材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炎黄二帝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在五帝时代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科技传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2、热爱科学的传统

炎黄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传统。黄帝时代重要的科技发明比比皆是,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科学的热爱。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16世纪以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有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热爱科学传统的最好体现。纵览中华民族古代的科技发展,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官员科学家群体。他们既是政府官员,也是着名的科学家。如主持都江堰修建的李冰为蜀守,地动仪的发明者张衡前后担任太史令达14年之久,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农书《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曾任“后魏高阳太守”,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家沈括同时又是一位颇有作为的政治家;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中国农学史上集大成之作,开现代植物志先声的《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濬曾担任巡抚、总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中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科技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分析这个特殊群体存在的原因,除了政府能够集中一批社会优秀人才,以及这些科学家自身所具有的丰富学识和国家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以外,黄帝以来远古圣人重视科学、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尽管儒家并不十分重视科学事业,但是儒家有着浓厚的法“圣人”、尊崇先圣的传统。《论语》载:“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春秋繁露·实性》说:“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而中华民族的祖先五帝以及禹、契、后稷等远古圣人都很关心民众的生产生活、重视科学事业,黄帝时代的大臣如伯益、宁封、隶首都有重要的科技发明,“伯益作井。”“黄帝命宁封为陶正,以利器用。”“隶首作数。”因此后世的官吏臣僚受中华民族热爱科学传统的影响,从事科学事业,进行科技发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重农传统

炎帝和黄帝时代形成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科技传统。炎黄时代农业已逐步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农具、水井以及天文历法等都是为了满足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炎黄二帝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承继了炎黄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强调以农为本,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农学和农业科技非常发达,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天文学、医学等都得到较大发展。中国古代的农学着作十分丰富,以《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农学论文为发端,两千多年来我国的古农书,约有五六百种之多。中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很长时期内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已经得到普遍推广,中国率先从粗放式的原始农业走向精耕细作的古代集约式农业。我国至迟到汉代耕犁上就有了犁壁的装置,欧洲的耕犁直到公元十一世纪才有犁壁的记载,比中国晚了近一千年。农业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科技文明,并且为其他科技创造提供了基础。王星光、张新斌:《黄河与科技发明》,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4、重实用传统

炎黄时代形成了中华传统科技重实用的特点。炎黄时代的先民在自然界中处于劣势,生存条件恶劣,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因此炎黄时代科技发明的出发点就是改善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所以炎黄时代的科技发明大都与农业生产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关。如杵臼、陶器、衣裳、宫室、天文历法、医药等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中华传统科技文明是围绕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重视实用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科技文明的显着特征。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最早以《九章算术》为代表,它以解决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如计算田亩面积、仓窖沟堤体积、交易、税收、编制历法等为主要内容。中国古代天文学对天体运动轨迹的几何模式不甚关心,但对天体位置的计算却十分高明,这是因为天体测量以及推算出来的各种天文数据和日、月、五星等运动时间的计算一直是历代历法的主要内容,而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是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页。

5、创新精神

炎黄时代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从炎黄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创新成果就不断涌现,神农发明农业、医药、制陶,黄帝造车、铸鼎、制定历法等等无不体现出创新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科技文明中有着丰富的创新业绩,除了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以外,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都有领先世界的创新。《墨经》提出的力学光学声学理论令人叹服,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作用。东汉张衡设计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发生时间与方位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领先世界约1800年之久。华佗研制的麻醉剂“麻沸散”是医学史上记载的最早的麻醉配方,比西方早1600多年。南朝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7位即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这个纪录直到一千年以后才为阿拉伯数学家所打破。沈括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磁针有指南的,也有指北的,指南的磁针并不总是指南,而是常常稍微偏东。这是关于指北针和地球磁偏角的最早明确记载。中国古代科技创新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形成于炎黄时代的创新精神对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影响之深远。

三、结语

中华民族尊称炎帝和黄帝为“人文始祖”,然而炎黄二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还是中华民族的“科技发明始祖”。而炎帝更有首创之功。炎帝这些发明创造包括农业、制茶、制陶、纺织、医药、冶铜、建筑、天文、地理等方面。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根基。

肇始于炎黄二帝和炎黄时代的科技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使中华民族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