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润年
笔者认为，自古以来有两个炎帝：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一个是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对待炎帝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科学的态度；一种是神化的态度。前者导致科学主义的炎帝观，后者导致信仰主义的炎帝观。就当代而言，虽然官方和民间都在祭祀炎帝，但其炎帝观明显不同。官方在祭祀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民间在祭祀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不过，这两种意义的祭炎活动，都具有推动文化认同、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科学主义的炎帝观：寻找作为历史人物的炎帝
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就西方文化而言，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应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引起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自然科学价值观的形成也推动了社会科学价值观的形成。科学和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什么样的知识、观念、制度和行为，只有贴上科学的标签才是有权威和可以被接受的。肇始于西方的科学主义方法论和价值观在近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也传入中国，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到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渗透着科学主义精神的唯物史观解释中国的历史，包括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考察炎帝、黄帝等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这样一种思路沿用至今，就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炎帝观。比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是在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共同努力下，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些基本理念，在最高层次上指导着人们对炎帝时代诸多问题的探讨。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形成最基本的共识，也无法开展科学意义上的学术讨论。
科学主义炎帝观既重视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的价值，更重视考古资料的实证价值。实际上以民间传说的炎帝为“大胆假设”，以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小心求证”。考古资料虽不能直接证明某个历史人物存在的真实性，但无疑可以证明某个族群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代的真实存在。只要证明某个族群存在是真实的，这个族群首领的存在也就是不言而喩的了。目前，学术界关于炎帝族起源于陕西宝鸡的论点，既有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的诸多依据，更有考古资料的科学应证。例如，关于炎帝生活的年代，“尽管在具体的年代上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从目前学术界来看，认为炎帝生活于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相交之际则是基本一致的意见。”霍彦儒：《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12页。
从民俗文化看，宝鸡流传着大量与炎帝神农氏有关的民间传说，且大多集中在姜城堡一带，已搜集整理出来的就有一百多则。如神农降世，咒鸟识谷，捋穗选种，降牛耕田，炎帝乞雨，炎黄联姻，沐浴九龙泉，创制太阳市，误尝断肠草，殉葬天台山，等等。这些传说涉及到炎帝的诞生、家世、迁徙、死葬、炎黄关系及发明农耕、医药、贸易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系统。宝鸡民间有崇火、尚红的习俗，如闻名于世的西府社火中就有“神农拿野苗”、“黄帝战蚩尤”的表演。宝鸡民间祭祀炎帝的活动由来已久，每年农历正月十一、四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都要焚香祭拜。炎帝是史前社会的人物，关于他的一系列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问题，长期以来只是些民间传说，即使先秦以来的史料记载，也是在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传说虽然也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但毕竟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不能全信其无，亦不能全信其有。炎帝研究热兴起以来，专家学者们不但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术问题，如炎帝故里在哪里？炎帝部族的迁徙路线？炎帝的发明创造？炎帝与黄帝的关系，炎帝与汉民族的关系，等等。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仅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还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引用起来。这不仅开阔了视野，壮大了队伍，形成了合力，丰富了炎帝研究的成果，而且带动了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从历史文献看，《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条史料是司空季子劝说晋公子重耳之语，可信度很高。《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姜水一般认为是流经宝鸡岐山的岐水，也有人认为是今宝鸡市区南面的清姜河。根据徐旭生的观点，清姜河流域也是“姜姓所居旧地”。徐旭生先生说：“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似乎完全相合，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就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唐嘉弘先生说：“炎帝以姜水成，从各种有关史册分析，炎帝故地之一似当以今陕西宝鸡地区近是，姜水应在此地区。”张正明先生说：“尽管炎帝的踪迹发生了位移，炎帝的故里仍在宝鸡的岐山，不能逐流而忘源。”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邹衡、张岂之、石兴邦、严文明、王玉哲、何光岳、赵世超等学者也有类似看法。
从考古方面看，我国着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不仅肯定了炎帝出生地在宝鸡，而且还提出了“姜炎文化”的概念。姜炎文化，顾名思义，是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创立的一种地域性文化。若将姜炎文化与宝鸡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加以对照，北首岭遗址的晚期和福临堡遗址的中、晚期正好为姜炎文化时期。宝鸡市区内有8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密集有序，以关桃园、北首岭和福临堡三处遗址最具代表性。我们知道，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从时限上分，老官台文化约为7000年以前，仰韶文化约为7000～5000年，龙山文化约为5000～4000年。若以此时限与宝鸡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宝鸡的关桃园遗址和北首岭遗址的下层属于老官台文化，北首岭遗址的中、上层和福临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一般认为炎帝时代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时限约为6000～5000年之间，随后为黄帝及“五帝”时代。
姜炎文化的特质是农业革命。农业文明以农耕和畜牧业的出现为标志，表明人们已由依赖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因此，农耕生产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经济的第一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炎帝创立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姜炎文化，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华文明因素的产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霍彦儒：《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112页。据许多历史文献记载，在黄河流域实施这场农业革命的首任“领袖人物”是神农氏。如《周易·系辞下》说：“庖牺氏没，神农氏兴，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庄子·盗跖》也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商君书·画策》亦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关于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记载还有许多。当然，农业革命不能仅仅归结于神农一人或一族一代，而是众多先民多代努力的结果。如以后出现的炎帝、列山氏、柱、后稷等，都被称为“农神”。从考古资料分析，神农氏时代是处于前仰韶文化时期，这也正是中国原始农业的初创时期。将神农的发明与宝鸡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正好与神农时代的社会特征、粟作农业相符合。2001年在宝鸡发掘的关桃园遗址，出土了多件“骨耜”。这是在黄河流域的第一次发现。与骨耜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石斧、石碾盘、刮削器、骨铲、骨锥等生产工具。神农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社会的分工，男子以狩猎为主，女子以种植业为主。所以说，农业在当时还未占到社会经济的主要位置。这从关桃园、北首岭下层等老官台前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可以看出来。农耕生产工具所占比例比较少，耕作技术还处于点耕阶段，生产水平还是较低的。
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是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时期，农业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进入锄耕农业阶段。此时在宝鸡渭河流域的部族首领是炎帝。传说这是神农氏族迁居姜水后而诞生、成长的“第一代”炎帝。炎帝继承了神农氏初创的农耕文明，进一步推进了农业革命的发展，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姜炎文化。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从许多文献记载可以看到，炎帝是个善于使用火的人物或氏族，他把火从生活扩大运用于农耕生产，丰富了原始先民的农业耕作手段。传说“刀耕火种”就是炎帝发明创造的。如果说，神农氏发明的骨耜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的第一次革命，那么，炎帝发明的“刀耕火种”就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的第二次革命。运用这一农耕技术，不仅可以使土地轮休耕种，而且加快了土地的开垦。这较前大大提高了农耕生产能力，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宝鸡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具，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农业发展情况。北首岭遗址位于南流入渭的金陵河西岸黄土台地上，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降雨量较多，是一个适宜于发展农业的场所。从遗址发掘看，其仰韶文化堆积厚处可达四米以上，村落形制具有相当规模。从出土情况看，当时的北首岭人在所有的生产经济中，“农业经济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已“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另外，从多墓葬资料说明，“当时社会已存在一定的分工”，在中期以后，“并开始有了不甚悬殊的贫富差别”。这些也都说明了当时“农业已达到一定水平”宝鸡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福临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福临堡遗址处于渭河北岸的第二阶黄土台地，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也是古代人类较为理想的生息之地。它稍晚于北首岭遗址。从遗址发掘情况看，“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二、三期遗存已明显反映出农业经济占据着主要地位”。与相距较近的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相比，“仰韶文化中后期农业生产水平，较前期有所发展。”同上。
这表明了炎帝时代宝鸡农业的繁荣和发展。若将有关炎帝发明农业的传说与宝鸡的考古学文化相照应，我们不难看到炎帝对农业革命、农业文明的重大贡献。
姜炎文化也开启了中国文明之一源。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争论颇多，学者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在文明起源的空间上，有“满天星斗”说；在文明起源的标准上，有“文字、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说；在文明起源的过程和途径上，有“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说和农耕聚落、中心聚落及早期国家文明形成和出现的“三形态演进”说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
，等等。农业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既便是今天的现代化社会，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基础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历代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农业就显得更为重要。“民以食为天”就是对农业所占地位重要性的最深刻概括。因此，农业产生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都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复杂的社会组织形成以及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艺术等都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说，有了农业文明的产生，才有文明社会里其他文明因素的产生，进而才有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姜炎文化虽是一种地域性的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但是，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无疑占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从文献记载和传说看，神农氏、炎帝不仅发明了农业文明，而且与农业文明相伴相生的还有陶器、医药、“日市”、音乐、纺织等等。这些也属于姜炎文化的内涵。这些既是农业文明的因素，也是文明社会的因素。陶器是青铜器产生的“母体”，“日市”是城“市”形成的前提，音乐是礼仪、祭祀出现的基础，纺织表明已有了社会分工（男耕女织），医药的发明预示着人对自身生命的重视，表明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些都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有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凝聚核心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起源又可以上溯到炎黄二族。炎黄时代大规模的部落共同体开始出现，中华民族开始孕育产生。如果说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话，那么炎黄二族就是其根与祖。宝鸡作为炎帝族的发祥地，自然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之圣地。
二、信仰主义的炎帝观：崇拜作为信仰符号的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