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换过程的视角看待问题时，政治哲学的内涵就显而易见了。正常运行的市场组织取代了等级制组织。市场评估社会秩序，通过所有人的活动，无论其是否有目的地在可行方案中进行选择。不需要全能的权威、君主来精心安排生产、配置、分配和评价全过程，即“经济活动”。托马斯？霍布斯编写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关于古典政治经济的伟大发现，但并没有看到解决无政府主义混乱的方法并不是全能的君主，而是实施产权与契约的有限君主，或者用亚当？斯密的术语来说就是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根本无法运行。
遗憾的是，政治理论的理念并没有完全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解而发展。限制政治在市场中的作用，甚至取消政府对市场活动干预的理念，并没有得到政治理论家或经济学家自身的认可。我们发现，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探讨“社会福利功能”的起源。
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市场运行产生秩序而不是混乱，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措施。但是市场又是如何实现这一奇迹的呢？18世纪道德哲学家的伟大发现是，认识到人类的本性驱使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简单的行为规范创造了我们所见到的复杂的秩序。事实上，关于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2002）最近所强调的细胞自动机模型，即适用于所有学科的简单规则引起的复杂秩序的关系的思想，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声明是我们更早揭示了这一关系。
作为经济学家和古典自由主义者，我们在解释市场从简单行为规则到经济秩序的转化过程时，所用的前提假定确保能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分析单位是个人或从事交换和贸易的人们，交易行为能使双方获益。我们假定（通常得不到承认），经济纽带上的所有人都是自主并且自我负责的，个人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天赋权利。换言之，人们“选择自由”。于是，自主与负责任的前提假设的必然结果是，我们还要假设市场参与者意识到任何可行的交易关系都必定是互利互惠的。
生而平等与交易
自主和互利互惠的前提假定意味着更基本的规范主张，即所有交易纽带上的人都被认为是生而平等的，被认为具备同等的进行交换和承受结果的能力。这一生而平等的先决条件，使古典自由主义在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柏拉图等级制先决条件的人感到很不可思议。在柏拉图看来，有人天生为奴隶，有人天生为主人，进而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就此形成了经济与政治。亚当？斯密则完全不同，作为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哲学家与搬运工生而平等，我们所能看到的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由文化和选择造成的。所以毫不奇怪，亚当？斯密19世纪的追随者们，这些经济学家众志成城地反对奴隶制，而以卡莱尔为代表，推定等级制作为前提的追随柏拉图的主流知识分子，则竭力为之辩护。我们感谢我的同事大卫？列维（David Levy）（2001），他指出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市场阴暗面的抨击。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这个方面对发展亚当？斯密的理论几乎毫无贡献。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认为交易源于交易中潜在交易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与此相反，斯密逻辑则认为交易源于专业化，就此而言，并不要求潜在交易者之间存在差异。
经验唯实论与规范相关性
从经验事实来看，人与人当然不一样，这些不同之处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可以加以比较鉴别。这一说法是不会从托马斯？杰斐逊那里得到回应的，他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被严重误读。杰斐逊所提出的人人平等的科学假设并不是为了区分目的而作的一个或若干方面的描述性介绍。他所指的是作为人类物种的一分子，人类拥有的天然特性不能被夸大，不能据以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因此，在分类、筛选的过程中，人类一定要被认为是平等的，最终建立社会秩序。
直截了当的价值观或许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吸引力所在。个体差异的经验事实可能只是忽略了讨论社会组织的规范相关性。自由秩序所包含的“类似”平等的假设在一些结论性评价中是关键。
平等与个人自由
不过，如果你有时为了顺应潮流而站到了对立面，那么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解释并理解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为什么能够燃起我们的热忱。“类似”的社会政治平等假设本身建立在比平等更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上，即个人自由本身。这是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将我们家族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但是基于自由的价值观又是如何与社会政治平等的必要假设联系在一起的呢？直接的关联是，应该意识到古典自由与有差别自由存在着矛盾。正如约翰？穆勒（J.S.Mill）和约翰？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平等的自由才是有意义的。自认的自由主义者要求自身实现最大化自由，但是将其他人置于等级秩序的较低等级，这些人就不属于我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家族。
平等的自由是双向的。一个人如果接受他人的价值观，则必定是受其摆布的，摆脱强制获得自由则是人之常情。但是人们还较少意识到应该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并且很有必要少做承诺。“不要对我发号施令”和“按我说的做”这两种情形是不相容的，非此即彼。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而言，没有哪个阶层或团体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这对许多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一点在21世纪很难得到认可，其难度与150年前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假定及其含义不相上下。从实务角度来看，特别是在演化主义者们以及其他人所给出的经验证据面前，我们知道主要的规范都只存在于我们设想的乌托邦中。
限度以内的民主
人人生而平等的假设前提要求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坚持民主治理原则，政治平等是必要规范，这使我们都成为小“d”民主党人。如果坚持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就意味着拒绝承认自己这部分人中或其他团体中有精英存在，那么如何能够理解市场的运行机制呢？如果个人自由非常可贵，那么如何能够消除对民主的潜在威胁呢？即便在政治平等的情形下也会在某些方面出现暴政。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讨论这个问题，是否意味着根据经济科学和对市场秩序的理解构建的社会政治组织，会引导我们转向新的信仰呢？懂得政治在市场中的作为应该局限于建立并维护市场交易过程所需的基本架构，个人自由得到了保障，并体现了人人平等，与此同时实现了终极政治平等。民主被限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规范。而且，我再三强调过，遵守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民主”。
现在我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曾经的计划经济拥护者，在接触了奈特、米塞斯或哈耶克的学说后，热切地转向了新的信仰，但另一些计划经济拥护者却不为所动。或许后者彻底地领会了哲学含义，但依然坚信人类天生就属于不同等级，认为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顺利运行，但是那些更了解市场运行结果的人，可以通过集体行动的干预得到更好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市场是“有效”的，但是依然需要与市场交换相悖的秩序，即“社会福利功能”。
或许在持有这些观点的同伴看来，我们对“市场”的奢望、对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有些匪夷所思，但是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在很多情形下他们自己不知道，在人类性质问题上，甚至在思考基本制度“可能的”目的时，他们自己其实已经站到了亚当？斯密的对立面—柏拉图的一边。他们根本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假设，那么由谁决定谁比其他人更平等？
小结
在本章中，我反省并回顾了自己成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经历。当然，詹姆斯？布坎南的经历基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没有人能够与我一模一样。因此，没有人能够在各个层面与我进行比较。虽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家族的多数成员还是与我有着许多共性与共识，让我们不再是“陌路”，与那些不赞成也不理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我们组织理想的人区别开来。
1947年，这个家族还很小，在成立朝圣山学社之初，哈耶克面临着团队与理念的生存大考验，其时正遭受排斥。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预想。这个家族日渐壮大，睿智干练，更加自信。不过，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任务，我们必须重整旗鼓，重新解读那些激励了斯密、杰斐逊、麦迪逊、哈耶克，以及里根的那些振奋人心的前景。“生而自由的体系”的确令人鼓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有我们将之作为潜在目标并且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如果我们过度拘泥于对现实的科学观察，就会失去方向。这是指引我们向前的想象中的现实。
我们必须坚定信念，相信人类物种能够组织自己的社会机构，实现自由、和平和繁荣。我们必须放弃无谓的争论，继续教导、宣讲简单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