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卢安要克说，“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于是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
租下房子后，卢安克回学校教完了一个学期后就辞去学校的工作，一个人到林广屯的广拉队去了。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卢安克说。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 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卢安克说。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卢安克走进了闭塞的山村，这给本来宁静的山村带来了爆炸性的新闻，更何况他还给村里的孩子免费上课。村民们都带着好奇心去观看这位外国老师上课，然而，村民们并不把外国老师上课当一回事，而当成了一出热闹的戏来看。村民们在课堂上有说有笑，犹如集市般，课堂上抽烟的，喝酒的翻译还不少呢。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300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150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 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卢安克说，“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
村民们已经习惯和接受了卢安克在村里教书的事实。但是，村民有时还把卢安克当成是向政府伸手要钱的工具。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过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锳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3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卢安克的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很感动，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卢安克实现学生的计划。卢安克在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他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
这条宽仅0.6米，长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卢安克说：“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