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体上下周边压以金丝编成的涡纹条子。该笼编织极其精巧美观，通高15厘米，重335克。
鸿雁毯路纹笼子：功用与上述笼子相同。整个笼子外观近圆球形，有手提梁，平底，下有四只短足。圆拱形盖与笼身以子母口相扣合，盖蒂有一银链与提梁连接。整个笼子用银板模冲成形。通体作镂空毯路纹，上面饰有30只婆金飞鸿，栩栩如生。在盖沿与笼口上涂金，契刻一周海棠二方连续图案。在笼子底部边缘刻有“桂管臣李杆进”六字，系大臣进奉。通高17.8厘米，重654克。
鉴金鸿雁流云纹茶碾子：形制如老式中药铺中的药碾子，但体形小。茶碾通体呈长方形，由碾座、碾槽、碾盖三部分构成。碾座底脚两端长出，作如意云头状，以利平稳和美观，碾座四面板身有镂空壶门8个，两侧饰麒麟流云，两端各饰三朵流云纹。碾槽嵌于碾座之中，形似尖底船，中部深，两头浅，槽口沿外折与碾座铆接，在槽座上口设一平面抽闸式槽盖，盖板可在轨槽内推进拉出。盖板面上饰以飞鸿流云纹，中间置一宝珠形钮。设置盖板既可防尘、保洁，又可使整座茶碾美观完整。茶碾通高7.1厘米、长27.4厘米，总重1168克。在碾底契刻有“成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证明茶碾为公元869年唐皇宫文思院所制。陆羽在《茶经》中说茶碾用木制，其实并不尽然，在宫廷里有银制的，西安唐代西明寺遗址出土了一件石茶碾，很是粗大，是供僧人聚饮用的；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黄釉瓷茶碾，应是一般人所用的。
碾轮：是与碾子配套使用的。由轮与轴构成。碾轮呈圆饼形，直径8.9厘米，中部较厚，边缘略薄，轮边有平行勾槽，如细密的齿轮状，用以增加对茶饼的碾磨力，利于碾碎。在轮子的中心有一圆孔，以穿碾轴，在轮孔四周饰有莲花流云纹。碾轴中间粗两端细，在轴的两端刻有花纹。碾轴长21.6厘米，与碾轮共重527.3克。在银碾轮的一面錾刻“硐轴重一十三两，十七号”铭文。可知唐代称碾轴为碉轴。这套茶碾与碾轴小巧别致，用茶量小，轻推慢拉，是用粉黛玉手“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的上乘佳器，透出一股少有的呈冢气息。
银质金花茶罗子：是把茶饼碾碎后过罗，筛出茶水用的。该罗呈组合箱式，银饭金成形，由罗箱、罗盖、罗座、罗框和茶屉五部分组成。罗盖为孟顶，上面饰两个飞天，翔游于流云间，盖刹饰流云和一周莲瓣纹，与罗箱用子母口开合。罗箱内分上下两层，上层置罗框，下层置屉盒。在箱的两侧外面各饰两个褒衣束髻执幡驾鹤的仙人，旁饰流云，栏界饰莲瓣。箱的一端饰云气山岳，另一端饰双鹤流云。罗座四面设镂空扁桃形壶门10个，底部鉴刻“成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罗子一副共重专七两”字样。罗框为银板双层套合式，用以将绢罗夹牢绷紧，出土时残存在罗框上的罗面料为纱绢，极为细密，可知罗下的茶粉是极细的。屉盒置于罗的下面，茶粉经罗后自动散落在屉内。在屉的面板上有环形拉手，以便抽出取茶。罗箱通高9.5厘米、箱长13.
4厘米、宽8.4厘米。此罗设计制作独运匠心，极富创造性，结构合理，精巧无比，是陆羽《茶经》中罗与盒的结合体，较之分体的罗、盒要先进得多，历代文献均未记载，为首次发现。
银涂金盐台：即《茶经》中的“鹾簋”，是贮盐用的器皿。因唐人饮茶需加食盐和椒粉调味，所以就有了盛装调味品的器皿。这件盐台由台盘、盘盖和三足台架构成，整体似一簇荷叶、莲花、莲蕊、荷叶杆的立体造型，并有小鱼、花草等附件装饰，新颖别致，为首次发现。台盘，为莲瓣纹宽沿，浅腹平底形，内可盛盐。台盘上罩叶盖，盖顶中部擎一莲蕾蕊，很似盘盖的把手蒂。莲蕊中空，分上下对半开，边有纹链相接，可开启，蕊内放椒粉。莲蕊与盘盖间用粗银丝盘屈成弹簧状焊接在一起。三足架用银丝制成，上部与台盘相接，足架中部置附件花饰，用银丝连接十字形张开，可颤动，如鱼跃花动，极富情趣。在台脚架上数刻“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字样。盐台通高27.9厘米，盘面径16.2厘米，共重820.5克。
银茶匙、银茶则：二件均为勺形，只是一件柄较长，一件柄较短。据《茶经》所说：“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则，即是取茶酌量用的茶勺。从宋徽宗《文会图》中备茶的童子有一人正持长柄匙自茶罐向盏内酌茶末来看，长柄银匙为茶则。北宋“妇女洁盏”画像砖上的茶匙之形制与短柄匙相近，故短匙应是点茶时所用之匙，也即蔡襄在《茶录)中记载的“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茶则柄扁长，上宽下窄，有三段蓄花流云纹，全长35.7厘米。茶匙柄稍扁，上粗下细，柄面錾花夔金，上段饰两只飞鸿，下段饰菱形图案，通长19.2厘米。在山西大同出土的元代冯道真墓室壁画的《进茶图》中，我们看到与其他茶具放在一起的茶则，说明元人饮茶还用茶则。
法门寺地宫内出土的金银茶具除上所述外，还有煮茶夹炭用的火荚、烧水用的炭炉、贮茶用的银盒、饮茶用的琉璃碗与托，以及稀有的秘色瓷茶碗等。虽与茶书记载相比尚不完备，但足已反映晚唐时期辉煌灿烂的茶文化了。
独特功用的兔毫、油蒲、鹧鸪斑盏
在饮茶器具中，茶盏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器具，在斗茶之风盛行的宋代尤其显得重要，黑色的兔毫、油滴、鹧鸪斑纹茶盏则又是备受欢迎的茶具。
宋代饮茶风俗盛于唐代，饮茶不仅讲究技艺，还讲求意境。晚唐盛起的斗茶之风，在宋代达到了高峰，上至皇帝，下至民间百姓，往往是二三人聚集在一起，在精致雅洁的室内，或在花木扶疏的庭院，各自献出珍藏的茶叶极品。斗茶包括对茶的色、香、味三项进行评品，说长道短，同时还要看茶汤在茶盏上的粘附能力，以茶汤先在茶盏周围沾染水痕为负。这是因为宋代饮用的茶是经过蒸、捣压后做所的膏饼或团，在茶内含有黄色染精和胶质，时间久了茶汤便会在盏内染上一圈水痕。另外，茶饼经过碾成细末后，放入盏内用开水冲注，这时在水面上往往浮起一层白沫或形成类似某种图案的花面，所以宋代瓷质茶盏虽然有黑、酱、青、青白、白色等各种釉色，而斗茶独用黑色茶盏。白色茶水，要看水痕，当然以黑盏最为适宜，两者对比极为鲜明。宋代蔡襄在《茶录》中又说，黑盏中以“建安所造者组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焙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者斗试家自不用”。如此可知在诸多黑盏中福建建安窑的产品是最好的，不仅釉黑纹美，而且胎体较厚，使茶水不致凉得太快，尽早地沾染上水痕。距离京皇宫很近的曲阳定窑生产的黑釉盏，不但胎质好，釉色也好，只是胎体较薄，以至于宋徽宗舍近求远，向偏远的建窑索取贡品。在福建建阳永吉镇的窑址中发现不少盏底足上刻有“供御”、“进氆”字样的茶盏，说明建窑曾一度专为宫廷烧造御用茶盏。
建盏还有一大特点未被史家所记载，即根据现代的有关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建盏的造型在斗茶中也起着很大作用。它们的形制均为深腹、斜壁、小底形，有敛口的，彝日的及束口的，其中鼻、口的在盏内壁口沿下约1.5一2厘米处往往有一周倒钩形的凹固。深腹、斜壁是为了“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和“运宪施彻而不碍击拂”。彝口和口沿内壁的倒钩形圈痕，是能使茶汤存留于凸线圈以下，保证茶面不破；又因斗茶注汤水量要适当，圈痕还可以起到注汤的标尺作用；又能使汤热不易散发，促使“茶面聚乳”，“茶发立耐久”。这种造型，后来为其他生产黑釉盏的窑场所仿造。
黑釉兔毫盏，是在缉黑发亮的釉面上，并排地闪现出银色光泽的丝条纹，形态有如兔子毫毛，垂流自然，细雨霏霏，与色地相对照非常明快。这种风格独特、古朴雅致的盏，在四川、山西等地瓷窑中也有烧造，但为数较少。
在黑釉茶盏中，油滴、鹧鸪斑、袱婿、剪纸漏花等纹饰的盏，也为当时社会所崇尚。其中鹤鸽斑纹盏与兔毫盏一样很负盛名，并得到宋室朝廷和文人学士的赞颂。苏东坡的《送南屏谦师》中有：“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洒。”
陶毂在《清异录》中则记：“闽中造盏，花纹斑盏，试茶家珍之。”宋徽宗《大观茶论》曰：“鹧鸪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黄庭坚诗“研膏溅乳，金缕斑鹧鸪”，“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杨万里诗“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雷兔毫霜”；陈赛叔诗“鹧鸪斑梳云萦字，兔毫瓯心雪作乱”等等，都是对上述几种珍贵茶盏的描述与赞美。
鹧鸪斑纹盏，是在乌黑的釉面上散布着有如鹤鸽鸟羽毛上的斑点一样的黄褐色纹饰，自然匀称，美丽大方，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这种盏在江西吉州窑烧造较多。
油滴盏，是在黑色的釉面上呈现出银灰色似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它们不规则地散布着，在日光照耀下闪烁出光辉。这些小圆点就好像菜汤中的油滴一样晶莹透亮，使人眼花缭乱。此种盏烧造的地点较多，南方福建建阳，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都有出产。
玳瑁纹盏和剪纸漏花纹盏主要是江西吉安永和镇窑的产品。砒渭纹盏釉面色泽变化万千，以黑黄等色釉交织混和在一起，有如海龟的色调，协调滋润。这种窑品极其少见。流散到日本的几件，如今被视为“国宝”级文物。剪纸漏花是将我国民间的一种装饰手法移植到瓷器上，在入窑前揭去剪纸剥掉釉层，留下纹样轮廓。在黑储色的釉面上衬一幅凤梅蝶等剪纸图案，显得非常豁亮、明朗，很有情趣。
以上各种纹饰的黑釉茶盏，随着我国饮茶方法的改变，逐渐隐没不见了。日本来华禅僧把唐宋时代的饮茶技艺传人日本的佛教寺院，又由寺院传到民问，逐渐成为日本民间的重要习俗，使作为斗茶器具的建盏(日本称为“兔毫天目”)也一起传到了日本并流传至今。随着日本茶道的兴起，仿制建盏也获得了成功，并成为茶道中的名贵茶具，至今仍能见到它的踪迹。
小巧玲珑的紫砂器
说到饮茶器具，自明清以来素有“景瓷宜陶”的说法。就是说瓷茶具以景德镇为首，陶茶具以宜兴紫砂为最。景德镇瓷器可不必细说，因它那优美的造型，丰富的釉色，耐人品味的花纹图案和精细的胎骨使人一目了然，而并不起眼的紫砂器具为何这样大受人们的喜爱呢？
江苏宜兴紫砂器创始于宋代，至明代中期开始盛行。它是用一种质地细腻、含铁量很高的特殊陶土制成，无釉，呈赤褐、淡黄和紫黑等色。由于它既有一定硬度，又保存了一定的气孔，因而盛茶既不渗漏，又富有良好的透气性能。所以古人说用该壶饮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用以泡茶，不失原味，色、香、昧皆蕴”；“注茶越宿，暑月不馒”。此外，这种器具还有耐冷热急变的特点。寒冬腊月注入沸水不因温度剧变而炸裂；盛暑六月把盏壶，也不会炙手。紫砂壶使用越久，壶身色泽越发光润，气韵温雅，玉色晶亮。因此，寸柄之壶，往往被人珍同拱璧，贵如珠玉。
紫砂器艺人在艺术上的审美追求，也是博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我国人民饮茶，唐代时讲究技艺，宋代时讲究意境，到了明代由于散茶泡饮的兴起，为讲求品茶情趣创造了条件。饮散茶在明初已和当今炒青绿茶的芽茶相似，茶汤的汤色由宋代的“白”色变为“黄白”
色。这样对茶盏的要求不再用黑、青色，而是崇尚白色了。可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瓷茶壶与紫砂茶壶的崛起，使得茶壶和茶汤的色泽不再有直接的烘托对比关系。人们不再注意茶具的色泽，而转向追求茶壶的雅趣上来。这时的紫砂器及时地创出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造型，不但典雅庄重，大小相宜，质感细腻，还常配以篆刻诗词与书画。据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等有关文献记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龚春(本名供春，以其姓龚，又称龚春)和他的徒弟时大彬是当时着名的民间紫砂艺人，他们把紫砂器推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的制品被称为“供春型壶”。其造型新颖精巧，质地薄而坚实，曾被誉为“供春之壶，胜如金玉”。可是，供春制做的壶，因年代久远，传世品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
供春制壶还有段传说。供春幼年曾为进士吴颐山的书憧，他天资聪慧虚心好学，随主人陪读于宜兴金沙寺，闲时常看老和尚做壶，十分入迷，就偷偷地学。可是他没有泥料，偶然间发现老和尚每天洗手的小水池中沉积着很多泥。泥经过漂洗沉淀，变得很细腻，他就用这些泥趁主人读书时做起来。寺院里有棵参天银杏，盘根错节，树瘤多姿，他朝夕观赏，摹拟树瘤捏制出一把树瘤壶。这把壶造型独特，生动异常，老和尚看后拍案叫绝，便把平生制壶的技艺倾囊相授，使他成为着名的制壶大师。
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供春款树瘤壶，有人认为是传品，有人疑为赝品。1965年在南京市明墓出土的一件紫砂提梁壶，壶腹圆正，壶盖扁平，有葫芦形的盖钮。提梁断面呈圆角四棱形，在壶的顶部弯两个矮角的拱形，后部有一个小系。壶的质地比较粗，根据墓志表明下葬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证明壶的制作时间是供春制壶的时代，这是早期紫砂壶的惟一标准器具。
时大彬的作品，突破了师傅传授的格局，多作小壶，点缀在精舍几案上，更加符合品茗的趣味。他的杰作“调砂提梁壶”，上小下大，形体稳重，紫黑色，杂以砂钢土，呈现星星白点，宛若夜空繁星。现存的还有葵花壶，气韵古朴深厚。人称时大彬的作品是“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
清代紫砂茶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制壶名家辈出。驰名于世的有清初陈鸣远，嘉庆年间的杨彭年，其他还有邵大亨、黄玉麟、程寿珍、俞国良等名家。陈鸣远制作的茶壶，线条清晰，轮廓明显，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现存于世的有东柴三友壶、朱泥小壶等，均被人们视为珍品，予以收藏。杨彭年的制品雅致玲珑，不用模子随手捏成，天衣无缝，被人推崇为“当地杰作”。当时江苏漂阳知县陈曼生是一位书画刻篆家，着名的“西冷八家”之一。他好饮茶，同时又迷恋紫砂茶壶，在宜兴任职期问与杨彭年合作，设计了“十八壶式”，并在壶上题刻诗句铭文。他们的作品人称“曼生壶”，一直为鉴赏家所珍藏。清代还有紫砂茶叶罐，制作十分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