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上临时竖起的六根木柱前，绑着六个堂堂屹立的好汉，其中一个横眉冷对，气宇轩昂。当铡刀放到他面前时，他面不改色，对着上万名围观者大声高呼：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铡刀动了，在场的围观者无不潸然泪下。这位英雄就是为维新变法而献身的著名“戊戌六君子”之一、杰出的维新志士谭嗣同。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10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北京。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10岁起，即从笃好经世之学的欧阳中鹄为师，后又在当时名扬幽燕的侠客大刀王五（王正谊）门下学艺。从欧阳中鹄和大刀王五身上，谭嗣同不仅学到了广博的知识、精湛的武艺，而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变革现实的思想。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谭嗣同又钻研了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要求进化的著作。青少年时代的谭嗣同，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平生愤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井陉关是汉代的韩信打过大胜仗的古战场。谭嗣同独上井陉，极目山川，缅怀古人，抒发壮志，爱国的火种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就已播下了。
19岁以后，在整整十年中，谭嗣同曾漫游祖国各地，涉足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往来于河北、新疆、甘肃、山东、江西、湖北等十多省，历程达八万余里。崇山峻岭的雄伟磅礴，广袤山川的锦绣妩丽，开阔了他的眼界，扩大了他的胸怀。沿途百姓啼寒号饥，灾民蜂拥，农田荒芜，市井萧条的悲惨情景，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亲可爱的祖国，为什么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原因何在？出路何在？谭嗣同虽千虑百思，却不得其解。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苦闷之中。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气不能餐，愤而难眠。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懑地写道：“这个条约真是将中国的生死命脉尽授于人，全国将没有一家一人不亡了。”
《马关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统分纷纷效法日本，强租港口，硬割租地。眼看祖国如此孱弱，任人宰割、欺凌，谭嗣同忧心如焚。他想：中国地大物博，百姓众多，只要治理得法，并不难成为世界各国之冠。令人痛心的是鸦片战争后列强步步入侵，当朝大臣或只知钩心斗角、追名逐利，置中国存亡于不顾；或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迂腐得令人发麻。想着这一切，谭嗣同压制不住心头的忧愤，奋笔疾书：“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生活的时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世不久，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而他不可能看到中国真正的出路。加上他的出身和思想的局限，最终自然只能寄希望于不是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改良道路。在谭嗣同看来，西方诸国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上开工厂、用机器，在政治上设议会、行选举，而这些，中国统统没有，所以中国就落后，就贫弱。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要强盛就不能再走老路，而必须学习西方那套新法，奋起直追。
谭嗣同这种思想，同当时颇负盛名的康有为不谋而合。1896年春，31岁的谭嗣同去上海找康有为，不巧未遇。后来在北京找到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促膝长谈，十分投机，自此成为莫逆之交。回湖南后，谭嗣同积极宣传新学，深得当时倾向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赏识。在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下，湖南省一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讲究新学、新法的风气大开。一时之间，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湘报》等等，都办起来了。湖南由此一跃而成为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省份之一。
当时较有影响的是南学会的活动。组织南学会的目的，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诸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在南学会起着学长的总负责作用的是谭嗣同。南学会规定每七天开一次大会，地方上有什么事情，就在会上公议，没有什么事情，就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谭嗣同很有演说天才，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气势激昂，辅之手势，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先后发表了《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谭嗣同对着千百听众宣传说：“君主是什么？他应是老百姓推举出来为天下人办事的。君与民的关系，民为本，君为末，先有民，后有君。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人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根本之道！”听着这些闻所未闻，又着实说到人们心坎里的话，台下屡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谭嗣同等在湖南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激进表现，遭到湖南顽固势力的仇视，策划进行反扑。南学会被解散，《湘报》主笔被殴打，一些维新派人士被迫离开湖南。面对这种局面，谭嗣同毫无畏惧，他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表示，为了变法维新，不怕“杀身灭族”。
谭嗣同在湖南显露的才华，很快为光绪皇帝所赏识。1898年6月，他被征召进北京参加新政活动。当时他正在病中，因此延至8月，才抱病进京。在离湘赴京前，谭嗣同又一次陷入难眠的长夜。他高兴的是，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眼看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诸实现；但他又有忧愤，因为知道变法谈何容易，可谓满路荆棘，前途吉凶未卜。他再三嘱咐妻子李闰，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留言中，他套用佛经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意，写下了“我不病，谁当病者”的话。这些都表明了谭嗣同准备为变法冲锋陷阵，并为此不惜献身的决心。
谭嗣同进京后，于9月5日觐见光绪皇帝，表露了自己的政见。光绪皇帝对他很赞赏，遂即下令破格授予他与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四品衔，时称“军机四卿”。军机处是清政府的中枢决策机构，一切国家的重大决策，包括人事任免，都由该处官员参与制定和决定。谭嗣同成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心腹参谋。
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信赖，也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抱负，谭嗣同悉心尽力地工作着。一次，光绪皇帝批下一个奏折，要谭嗣同逐条批驳。原来，这个奏折是顽固守旧分子、湖南举人曾廉写的。他罗织康有为、梁启超的罪名，要光绪皇帝杀康、梁以谢天下。光绪皇帝害怕这个奏折落入慈禧太后之手，于是要谭嗣同起草一个文件，逐条批驳曾廉的诬陷。谭嗣同用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文末用挺拔刚隽的楷书，字字有声地写下自己的意见：“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如果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为了保护变法阵营的旗帜，谭嗣同完全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在赴京参与新政期间，他的父亲谭继洵曾三次去信，督促他退出变法，火速回家，以避将来“杀身灭族”之祸。但谭嗣同阅后付之一笑。他那颗火热的心，早已献给了变法救国的大业。
变革、维新，自然不会没有阻力，从一开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就激烈加以反对。他们聚集于颐和园，策划着道道阴谋，企图置维新派于死地。他们在采取了革除维新派大臣，掌升迁官的职权，逼迫光绪皇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措施后，又预定10月底，要光绪皇帝同太后一起去天津阅兵，届时一举废掉光绪皇帝，取消新政。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光绪皇帝9月14日和17日，两次给康有为等人下密诏，要他们迅速离京，急筹对策。由于维新派的变法缺乏群众基础，本身又无军事实力。所以一时消息传来，他们惊恐万状。谭嗣同“有心杀贼”，挺身而出，愿意去说服掌握兵权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北洋军队里的一个有实力的军官，是一个口头上对变法十分拥护，骨子里却极其阴险狡诈的两面派。他手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约七八千人，正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夸奖了他一番，并提升他为侍郎，叫他专办练兵事务，以保新政。两天后，在政变风声日紧的9月18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急赴袁世凯在京的住地法华寺。他未及通报即闯入袁宅，稍加寒暄后，就劈头发问：“你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
“是旷代之圣主！”袁世凯答。
“荣禄他们准备借天津阅兵废黜皇上的阴谋，你可知道？”谭嗣同又进一步问。
“是的，我听到一些传闻了。”袁世凯又答。
“今天可以救我们‘圣主’的，只你一人了。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果不愿意救，”谭嗣同说到这里，用手在自己头颈上一划，“你可以到颐和园向太后告发我，也就能因此而得到荣华富贵。”
“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说，“皇上是我们共同拥戴和服侍的主人，我同你一样，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不但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袁某一定万死不辞！”
听袁世凯这么一说，谭嗣同喜形于色。他以为袁世凯已被说动，就将光绪皇帝密诏的内容及其同康有为等人商议的计划，和盘托出：“荣禄等人的计划，全在于天津阅兵来实现。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是受荣禄统辖的。荣禄就靠你们三支军队来实现阴谋。董、聂两军都没有什么力量。如荣禄发动兵变时，请你用你的军队抵抗董、聂两军，同时保护‘圣主’，使皇上能恢复大权，清理朝政，肃清宫闱。这样，你便立下了不朽功业……”
袁世凯听后，慷慨激昂地说：“如在阅兵时皇上能迅速进入我的军营，发布命令诛灭奸臣，那么，我袁某一定拼死去干！”
谭嗣同故意激袁世凯，说：“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恐怕不那么好对付。”
袁世凯怒目相视而答：“如皇上在我军营里，只要令我下手，那杀一个荣禄犹如杀一条狗那般容易！”
至此，谭嗣同以为袁世凯已完全接受他们的计划，含笑而告辞。就这样，满腔热忱、豪爽天真的谭嗣同，受了狡诈无情、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的骗。当谭嗣同满心欢喜地把“喜讯”连夜告诉康有为等人，满口极赞袁世凯为“奇男子”时，他怎能会想到袁世凯已于9月20日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当晚，荣禄赴京向慈禧太后急报。第二天，即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她囚禁光绪皇帝，亲自临朝“训政”，同时下令搜捕维新派。
政变发生的当天中午，谭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同梁启超苦筹办法。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态度自若，毫不慌张，他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死了！”第二天，谭嗣同到梁启超当时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把自己所著诗书文稿及家书一箱交给梁启超，要他逃往日本。梁启超反复劝谭嗣同一起出走，谭嗣同执言不肯，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劝梁启超充当“行者”，以图变法事业之“将来”；他自己则甘当“酬圣主”的“死者”。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也曾同大刀王五策划过劫救光绪皇帝，但未成事。其后，王五劝他出逃，并自愿充其保镖，谭嗣同却决心已定，拒绝出走，他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给王五，希望王五继承其维新事业，以实现其酬报“圣主”的遗志。后来，又有一些人劝谭嗣同出逃，均被他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后来者的觉醒。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被捕。在狱中，他抚今追昔，神态自若，从地上拾起煤渣，在牢房的墙壁上欣然作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汉朝的张俭和杜根，都因揭发朝中权贵或劝太后归权皇帝而受打击迫害，他们吃尽苦头，但在当时就受到人们尊敬，死后更留下名声。谭嗣同自比张、杜，觉得问心无愧。他态度从容，决意含笑就义。他又想到了康有为和王五，他们的“去”和自己的“留”，是肝胆相照的，犹如巍巍“两昆仑”，皆为顶天立地的人物。谭嗣同衷心祈愿这两位“生者”继续实现“死者”未竟的志愿。
9月28日，年仅33岁的谭嗣同慷慨就义。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祖国的强盛，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刀王五亲自为他收尸，许多人作诗志哀。黄遵宪的挽诗写道：
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
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
松阴是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维新志士吉田矩方的别号，因积极主张革故鼎新而被幕府处死。黄遵宪把谭嗣同比作松阴，表示了极大的敬意。第二年，谭嗣同的骨骸被运回湖南浏阳原籍，筑墓于城外石山下。后人为了表示对这位维新志士的崇仰，在他墓前华表上刻下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国家积贫积弱，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他怀着强烈的“临危受命”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甘为变法救我中华而流血牺牲生命，以此唤醒广大民众。现在我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而强国的重任就在广大青少年身上，所以青少年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天下，学习本领，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