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优越。温良谦恭。
西方文明的传教士。
割裂个性。扭曲心灵。
抽在雇员身上的鞭子。
“催吧儿”就是“催吧儿”，老板就是老板。“催吧儿”怎么成了老板，老板又怎么会是“催吧儿”？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只有自称为“催吧儿”老板的许先生自己来解释了。
许先生是老板，这点是勿庸置疑的。他是意大利P公司驻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在他的老家浙江，他拥有一个合资服装厂、合资盆景公司；在北京，他拥有一家合资皮件公司，一家合资汽车检测公司。目前第五家第六家合资公司也正在酝酿中。
许先生是“催吧儿”，这点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是马女士永远的司机，每天上班接下班送；出差接站送站；出门马女士前面走，他在后面替她提着大包小包地跟着。以至于外出商务谈判，客户总是先把手热情之至地伸给马女士，而对身后的许先生显然冷淡了不少。每当这时，倒是马女士过意不去，连忙从后面拽出许先生说：“这是我们老板。”眼望对方愕然的嘴半天合不上。合上后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想不到许老板竟如此面少。少年有为，少年有为。”许先生总是满不在乎地笑笑说：“没关系，没关系。生意多亏马女士。她是我的老板，我是她的‘催吧儿’。”“行了，我的‘催吧儿’老板。”马女士嗔怪地打断他的调侃。于是，在一片善意的笑声中，谈判轻松而有序地进行。还是马女士前面开路，许先生后面帮腔。两人一唱一和，把谈判对手搞得难以招架，但从里到外还溢着喜悦。
“唉，我们老板就是这样，没办法。”在许先生的豪华奔驰车上，马女士说不上是无奈还是感慨地对我说：“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老板要有老板的威严，可他却左一个‘催吧儿’老板，右一个老板‘催吧儿’，倒让我真正做‘催吧儿’的不好做人。”
“哪里话。给蓉蓉小姐当‘催吧儿’是我的荣幸。”悠然自得地转着方向盘的许先生淘气地冲马蓉蓉女士挤挤眼，转过脸又对我说：“说实在的，蓉蓉也不容易。家里有一个11岁的孩子，丈夫又时不时出差，她自己也40多岁的人了，每天没夜没日跟我天南地北地跑，倒真叫我过意不去。”
“可别这么说，阿许，你也不容易。一个人长年抛家离子在外，连个问寒问暖的人都没有。我这个老大姐不管你谁管你？”
听这两人的对话，倒叫旁观者的我吁嘘不已。在外企，见惯了老板对雇员颐指气使，雇员对老板怨声载道；老板克扣雇员，雇员算计老板。从未见老板与雇员你谦我让，你照顾我我体谅你的。我暗想莫不是这两人之间有什么瓜葛。
还没等我提问，马女士在饭桌上主动给我释了疑。当时，许先生正周到而不厌其烦地给饭桌上的每一位客人夹菜。马女士见此感慨起来，说：“阿许真是个好人。你看他比我小10多岁，但我心甘情愿给他打工。因为我闯荡社会也有几十年了，可阿许这样的老板真是少见。”说完她跟我讲了她认识许先生的故事。
两年前，马女士随商贸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米兰。回国的前一天，代表团一朋友说他与许先生交情不错，这次来米兰，许先生说晚上要请他吃饭。他提出马女士作陪，许先生满口欢迎。但临到约会的时间，代表团却突然遇到急事。等处理完约会时间已超过了一个小时。马小姐对代表团朋友说许先生肯定不会等了。朋友说不，他肯定还在等我们。两人急忙驱车赶去。远远地，见偌大的建筑物下站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当时马女士觉得眼圈发热。
“从这件小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
“对我来说马蓉蓉更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女性。”许先生紧接着马女士的话头继续着他们的故事。
数月后，许先生来北京。因只逗留几天，所以没通知什么人。许先生回国前一天晚和马蓉蓉电话告别。马女士说晚上无论如何要请他吃饭。马女士骑车从呼家楼赶到民族饭店，请许先生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她是自己掏的钱，而且当时她已经吃完晚饭了。”许先生补充说：“就这一件事，我觉得马女士为人豪爽、热情、会体贴人关心人，值得交往。所以我一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就想到了她。而她作为公司的业务骨干在公司干的火火的，竟然也肯赏我面子，屈尊到我这成立不久的办事处来，怎么不叫我受宠若惊？”
“别这么说，老板。士为知己者死嘛。你老板这么看得起我，我岂能有不感恩戴德的道理？”
两人又是一番互相谦逊和赞扬。让旁观者的我听来无论是谦词还是赞美都透着一种真实。
许先生对我说：“小姐，你不知道，蓉蓉真是为我着想。别的公司是雇员盯着老板的钱，拼着劲花老板的钱。而蓉蓉却是一分一分地为我省钱，包括她本人的工资。她总对我说：老板省省吧。我不是图你的钱来的。”乘马蓉蓉离座打电话的当儿，许先生认真地说：小姐我当你的面讲，我从内心感谢蓉蓉。将来我决不会亏待她的。
见许先生一脸的认真，我着实被感动。我说：“马女士对你的确不错。但许先生您也的确是个好老板。”
“什么好老板，‘催吧儿’而已。”许先生又开始他的“催吧儿”老板之说。见我一脸的不以为然，他认真地说：“是‘催吧儿’，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什么老板。而且当老板的时候我也不忘我当‘催吧儿’的日子。”说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也当过‘催吧儿’？”望着面前被名牌西装、金表金饰物、大哥大包装起来的正襟危坐的许老板，说他是阔少爷出身有人信，但从他身上无论如何看不出受过苦难的痕迹。
“阿许混到今天挺不容易的。”马女士感慨地望着许先生说。但马上她好像想起什么又乐了。“不过呢，他也有很风光的日子哩。小姐，你让阿许给你讲讲他在国内怎么‘选妃’的事吧。有意思极了。”
我的好奇心顿起。我让许先生讲给我听，他笑而不语。我暗思忖可能饭桌上不方便吧，便与他相约另找日子单独采访。
但要拽个忙忙乎乎的许老板可真不容易。几个月后，才终于约定了访问的日子。于是，在宾馆环境幽雅的咖啡厅里，我了解到了许先生从“催吧儿”到老板的不平凡的经历。
许先生祖籍浙江。父亲曾在浙江省某县当父母官。因此，在自然灾害年月出生的许老板和穷人家的孩子相比，的确过了几年“阔少爷”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因为祖父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大官，许先生的父亲虽身为父母官也难逃厄运，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投入大狱。
年仅8岁的许先生随母亲、两个姐姐被发放农村。于是“阔少爷”一夜间变成了穷小子。每日割草、拾粪、捡柴，过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村孩子的生活。12岁那年，父亲病死在监狱。紧接着母亲积劳成疾也随父逝去。幼小的许先生在本该是阳光灿烂的童年、少年饱尝了地狱般的阴暗。这使他的性格中深藏了一份忧郁。但是，他像荒野上那一棵棵饱经风霜的小草一样，痛苦但倔强地生存着。大姐姐对这唯一的弟弟饱含母爱。她靠为别人浆洗缝补挣一点微薄的钱来让弟弟维持学业。而幼小的许先生为了减轻姐姐的负担悄悄去给人拉平板车，结果劳累过度得了急性肝炎。一度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姐姐们都以为他抗不过去了。但不料缺吃少穿的许先生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父亲过去的同事、朋友也悄悄地接济他们一些食物，给他们一些切切实实的帮助，使这个由几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艰难但顽强地运转着。70年代末，许先生的父亲得到平反，一家人搬回了县城。许先生终于有机会进了一所较好的中学继续他的学业。大姐也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随丈夫移居了意大利。
远在异国的大姐时时挂念心爱的小弟弟，她希望弟弟和自己一起生活。经过周密考虑，她决定让小弟以技术移民的方式来意大利。于是为了取得一项技术，年仅18岁的许先生独自来到杭州，在一家著名酒家学做厨师。这是许先生第一次名正言顺地做“催吧儿”。在杭州的酒家，他表现出令师傅瞠目的刻苦和悟性。每日下午1点到晚9点是他学厨的规定时间。但他每天早上9点就到了。把上午的时间用来学习厨师以外的餐馆服务。这样一年的时间，他完成了应该是两至三年完成的厨师学习。然后他又换了一个餐馆学习拼花、冷盘等一些极富中国特色的技术。
这样两年后，他如期移居意大利。
在米兰，姐姐已为他联系好了一家中国餐馆。许先生在异国他乡开始了他做“催吧儿”的生涯。
在国外，对一个语言都不通的中国人来说生活是极不容易的。但对许先生来说情况似乎要好得多。他姐姐、姐夫和不少亲戚在意大利，他可以什么都不做而过一份一个中国留学生拚死拚活都难挣到的生活。姐姐对这个从小带大的弟弟拥有一份超出姐弟之情的溺爱。但许先生却自出国之日起就有一个信念，他要给姐姐争一口气，不能让外人说姐姐带出来的弟弟是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混混儿。因此，刚到米兰，他就去餐馆上班了，从此开始了他艰苦的打工生涯。
国外的中国餐馆是顾客多，工作人员少。同样的营业面积，服务人员比国内少几倍。一般中型餐馆连厨师到服务员不过几个人。许先生当“催吧儿”的第一家餐馆一次可容纳七、八十人，但服务人员不过四、五个，厨师才两人。按许先生的说法，那些年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累得直流鼻血。但许先生却不觉得痛苦。相反，他觉得充实。而且说实话，很多累是他自找的。有时明明他休息，但有人生病了，他主动去替班。旁人见了以为小伙子勤快、热心，其实没人知道许先生在默默地学习。从当“催吧儿”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有了一个总有一天不当“催吧儿”的理想。为了这一个理想，每一分钟他都在准备。他在献出自己精湛的中餐烹饪手艺的同时，他在留心如何让这一手艺在异国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创造出适合意大利人特点的中国菜。与此同时，他让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学习餐馆的每一项服务工作，包括给顾客点菜、端盘子。他还主动要求跟着出去进货，从中了解怎样用最少的钱进最好的货，而且还默默记住了许多进货的渠道和客户。许先生的踏实和勤恳赢得了老板的欣赏，一次一次破例给他加薪。许先生把他每一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姐姐，姐姐又一分不少地把这些钱存入银行。
在这家中国餐馆当“催吧儿”一年半以后，许先生的姐姐开了一家中国餐馆，许先生便向老板辞职，要去给姐姐帮忙。老板感慨地说：“阿许这些年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要不是为你的亲姐姐，我们真舍不得让你走。”
在姐姐的餐馆里，许先生既做厨师，也作管理人员。姐姐餐馆的生意不错，许先生在姐姐那儿做了差不多一年半。有一天许先生突然对姐姐说自己想办一个餐馆。姐姐二话不说就表示支持。
许先生取出了自己银行的所有积蓄，姐姐为他筹集了剩下三分之二的资金，买下了一家餐馆。许先生结束了做“催吧儿”的生涯，做起了一个当地华人中最年轻的老板。
许先生凭着他一手烹饪技术，及几年在餐馆学到的管理经验及人际关系，把这家餐馆居然经营得有声有色。有意思的是，身为老板的许先生常常从老板屋走出来，过过当“催吧儿”的瘾。他常常亲自在厨房里做菜，有时亲自为客人服务。老板这样，雇员便更不敢怠慢，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兢兢业业。而许先生也不时以他的“催吧儿”变老板的经历激励员工，让员工们不仅是为他许先生也为自己卖力地工作。常常工作时间内，许先生是老板；工作完后，他便叫上雇员围坐一桌，吃着聊着。他的雇员中有一个北京人，说北京人管打工的叫“催吧儿”，有时也开玩笑叫许先生“催吧儿”老板，许先生竟也笑嘻嘻地应了下来，从此便成了他的自称和自嘲。
在“催吧儿”老板对自己的自嘲中，他的生意一天天兴隆起来。他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和热心，成为当地华人区小有名气的人物。
以后的三年里，他先后买了三家餐馆，进行着他的原始积累。而且随着他财富的增加，他的知名度也在提高。
作了几年的餐馆生意，许先生又觉得不满足了。眼看手头有了一点资金，他开始捉摸做点实业。于是，他又卖掉了三家餐馆中的两家，只保留了一家以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按他的话说即便自己其他生意赔了，这份收入同样可以让自己过着富人的生活。
然后，他把视点投向了国内。他像每一个精明的华侨一样，知道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富潜力、极富发展的市场，谁早进入大陆市场，谁就能发财。
他先在老家温州投资办了一家服装厂，然后便是盆景厂，发展势头都不错。这两年，为了更加方便地做生意，他在北京建立了P公司驻京办事处，并又投资办了两个合资企业。
应该说，在大陆，他的生意是看好的。随着合资合作项目的增多，许先生在欣喜之余又开始忧虑，他觉得有点精力不济。也是在这种心态下，他动了娶亲的念头。于是，才有了一段颇具戏剧性的婚姻。
许先生不喜欢洋女人。他属于那种生长在开放的时代，但骨子里挺传统的男人。在意大利，正属青春年少，长得也清清秀秀，又少年有为的许先生颇得一些小姐的青睐。也有洋女人向他表示好感，但他对洋女人总是躲得远远的。他说洋女人太开放，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说好就好，说散就散。许先生的一个朋友娶了个洋老婆，几个月后被分去一半家产又离了婚。许先生从骨子里无法接受娶个洋女人做老婆的做法。尽管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也不乏为一种时尚。在米兰，他和一个中国女孩有过几个月说不上是爱情但至少都有一份因互相牵挂而导致的惆怅的经历。但由于女方家庭的阻挠，一段感情刚刚开始便天折了。“否则，也许我会和这个女孩结婚。”许先生说。
也是从这件事起，许先生的姐姐仿佛意识到弟弟眨眼间已成大小伙子了，该娶亲了。而许先生由于想在国内发展事业，但国外的一摊无人管理，也想早早结婚，把国外的事业交给夫人，便同意在找到合适的对象后结婚。
在婚姻问题上达到共识后，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叫简的女孩。这个女孩是许先生父亲一个战友的女儿，一年前许先生回国做生意时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许先生对她印象很好，觉得这个女孩很朴实，不俗。而似乎那女孩对他的印象更好，主动给他打过电话，请他去她家玩。但当时许先生没准备和任何一个女孩有什么亲昵的关系。因此尽管心里明白，但还是装糊涂拒绝了女孩的邀请。他知道他这样做伤了女孩的自尊心，因为他走前女孩没露面。许先生回意大利后女孩很长时间没有音讯。但半年后，女孩托人带给许先生一封信，信中用一种伤感的笔调谈到了与许先生的初识，对许先生的好感，以及对许先生的失望。信中还隐讳地暗示希望和许先生交朋友。许先生接到信后，心中泛起一丝涟漪。但很快，又被频繁的商务活动的忙乱冲淡了这种情绪。偶尔想起这件事，他匆匆地回了一封信，也不过是一些问候加客气却没有半点亲近感的文字。于是女孩从此不再来信。
这次提起婚姻大事，许先生第一个想到的女孩就是简。居然在一瞬间唤起了对女孩所有的好感。心中的涟漪也重新泛起。他把对简的好感告诉了姐姐。姐姐通过亲戚的渠道对女孩进行了了解后，也表示了赞同。于是他们给女孩家发去一封信提及亲事，说若同意的话让女孩在某月某日来京接许先生完婚。
女孩家欢天喜地。其实除简外，家里人更感兴趣的是许先生华侨的身份和老板的地位及财富。
女孩的哥哥亲自陪同妹妹赴京。
许先生的飞机按时抵京。女孩和其兄长迎上去问长问短。正寒暄着，他们发现许先生的目光在人群中焦急的扫射。最后把欣喜的笑容投给了人群中的一个年过半百的妇女。原来许先生尚未赴京便心中忐忑不安。他担心女孩一人前来，他不知道该怎么接待，便火速电告杭州他父亲的老战友张阿姨，让她来北京接他。
就这样，许先生在北京见到了一年多未见面的简。简说话不多，但许先生看见简的眼圈红红的、湿湿的，他知道女孩对他也动了真情。
按计划，许先生准备两日后和简一起回她家，只要一切情况正常便结婚。但不料女孩的哥哥不同意。他担心夜长梦多。他要许先生在京先与妹妹完婚，然后再回老家。许先生不同意。简的哥哥便擅自退了自己和妹妹的机票，坚持先完婚后回家。
简的哥哥过于急切的行为引起了许先生的反感。他事后说当时他的感觉是自己被逼婚。而且他同时也意识到简的家人太过于促成这件婚事，甚至不顾两个年轻人的感觉和感情。这种胁迫行为对敦厚、随和，但自尊心极强，极有主见的许先生是一种诬辱的行为。
于是在简的哥哥告知许先生机票已退，又一次强迫他和简结婚时许先生火了，说：“这婚我是不结了，我的行程也不会变。”
当时简都傻了，然后便是大哭。简的哥哥更是气急败坏，坚持说老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这次是来接新姑爷的，若不结婚，他怎么与家人交待，家人怎么与亲戚朋友交待。许先生说我仍然会按计划去拜见简的父母。我会亲自去解释我为什么不和简结婚了。在决定不与简结婚以后的那一天里，简一直躲在房子里哭。许先生的心里也不好受。但即便他对简充满同情和好感，但她哥哥导演的逼婚一幕已让他感到厌恶。他已经无法接受和这样的人做亲戚。
许先生两天后飞往杭州，然后就要坐车前去简的家，被张阿姨坚决阻止了。她正色地说：“简一家逼婚未成，恼羞成怒，你这一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好？反正这婚你也不准备结了，不如写一封信去说明一下原因也就行了。婚姻大事，你就交给我办吧。”
许先生于是住在张阿姨家，开始了他离奇但极富戏剧性的“娶亲”。
许先生回国娶亲的消息经张阿姨在亲戚朋友中一传开，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张阿姨在杭州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由她发布的消息像电波似地发射出去，波长竟然在几天里波及上海。许先生这个年轻有钱的华侨老板，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当时在出国热潮中跃跃欲试的姑娘们眼里的“抢手货”。于是，上至名入之后，电视台、报纸记者，军区司令员的千金、演员，下至家境一般但绝对漂亮的女孩，纷纷涌向杭州。当时许先生的婚姻一事居然还惊动了意驻华使馆的有关人员。大家纷纷参预对他婚姻大事的筹备。
对自己婚姻大事上的戏剧性变化完全始料未及的许先生的内心是很复杂的。与简的婚变在他心中的震动不少，也使他坚定了在大陆成婚的决心。他好像在赌气，似乎婚姻是一项人生中必定要完成的任务。现在这个任务完不成，他就还得烦心。于是他也抱着背水一战的心理，接受了张阿姨对他的安排。他对张阿姨说：“我在杭州待20天，第21天我回意大利。因此，我第19天要结婚。”张阿姨说没问题。于是，张阿姨的家一时间变得络绎不绝。张阿姨为许先生坐阵第一关，所有的女孩，都先经过张阿姨及她请来的参谋们面试。从身高、体重、学历、人品包括是否与许先生相般配，样样考虑具细。按张阿姨的说法“我们阿许长得不很高，要是找个高高挑挑的女孩，单个看倒是漂亮，但和阿许站在一起，不是把我们阿许给比下去了？”
而许先生每天的任务除了接待女孩还是接待女孩。从开始接待第一个女孩开始到定下妻子人选不过10多天的时间，许先生接见了30多个女孩。而这些女孩都是张阿姨他们经过“初试”选拔出来的。
“当时给我的感觉真跟皇帝‘选妃’差不多”，许先生说：“但这种方式对择偶真是勉为其难。有的女孩只谈几分钟话，你除了对她的外观有个了解，根本无法了解她的人品和真实想法。”
而且渐渐地，许先生对这种选妻方式厌烦了。姑娘们在他的眼里都仿佛成了一个模式一张脸。他都搞不清他该娶什么女人为妻了。只是碍于张阿姨的面子，他才勉强继续见女孩。但每个女孩常常打个照面，没什么印象就打发走了。这么折腾了10来天，许先生把视线基本固定在两个女孩身上。一个是某司令员的女儿秋，年龄二十五、六岁；一个是许先生现在的妻子芳，当时年方20岁。
“我喜欢秋。我知道秋一见我就爱上了我。”许先生至今回忆起秋还是充满感情。他说：“秋是属于那种智慧型的女孩，很有主意，很内向，也很大胆。她很懂事。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像朋友。”
许先生说秋听说许先生与芳结婚的那天晚上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秋的姐姐费了很多心思才问到了张阿姨的地址找到了许先生。她告诉许先生我妹妹真的爱上了你时，许先生当时神色黯然。他说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揪心的感觉。也是从那一时起他发现自己同样在喜欢这个女孩。他也发现刚刚完成新婚之夜的自己，对妻子芳并没有太多的感觉。
“你既然不爱芳为什么娶了芳？”我问。
“我也说不清。说实话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许先生说：“芳和秋是两种类型的女孩。芳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可以让我随便画。而秋成熟了，我要是不能适应她便也无法改变她。”许先生言语中透出无奈。他说他还有一种考虑秋是司令员的千金，从小娇生惯养。而他要娶的妻子是要去国外吃苦的。他害怕秋受不了。
“那芳难道就能吃苦？”我问。
许先生苦笑着摇摇头。“她也不行。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我一手调教着她。这几年好多了。但她却不懂生活来之不易，不知道这些家当是我这当‘催吧儿’的丈夫用心血挣出来的。当了老板娘，她很骄傲。”
“你们之间有共同语言吗？”我问。
许先生依然摇头。“她不懂事。以前我和她讲，但也常常讲不通。她还很固执。我们常吵架。后来我懒得讲了。话越来越少。”
许先生说他把芳的父母办到了意大利，和他们夫妻住在一起。他说他从小没有父母，特别想有一个懂他、疼他的父母。“但不知怎么地，他们很怕我，对我很客气。有时候我为他们下厨做一碗面，他们诚惶诚恐的样子，连说谢谢。我很难过。他们是我的长辈，我为他们做饭是应该的，谢什么呢？唉……”许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又是一副难言的惆怅。
但很快，许先生又恢复了他的俏皮。他说：“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快乐在于工作。我希望用我挣的钱，在国内发展我的事业。我说过我在国内挣得每一分钱我都不带走，都要用于国内。也许将来办一个学校、办一所医院。”
许先生告诉我，这些年，他为家乡教育、慈善事业捐了不少款。他赞助过一个演员出了她第一张也是她成名的唱片。又赞助过一个画家举办个人画展。
“我希望用我的钱干一些有意义的事。”许先生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所以，要会挣钱，也要会用钱。”
这就是许先生，一个喜欢自称为“催吧儿老板”的普普通通的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