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过的这句“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名言，在我几个月对外企雇员的采访中不知被重复过多少遍。许多雇员明确地告诉我他们今天做“打工仔”，是为了明天当老板。
但朱易辉却在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无数次重复这一句话：“我不想做老板。”并从多角度全方位给自己这一观点提供论据。
朱易辉是台湾某影视文化公司驻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兼合资的传播通讯设备公司的经理。可以说，他目前的位置离做老板只是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我是无论如何不想跨过去的。”他说。
我把拿破仑的名言重复给他听。
他说：“许多人都想当老板，但是这许多人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当老板。如果你不适合而去想，那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目标，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去进行徒劳的奋斗，如果你不适合而去当了老板，那你坐在老板的位置上，到头来光为维持一个老板的名份都会心力交瘁地让你想去自杀。”
“的确，前些年一夜间生出成千上万的公司，生出成千上万的老板。在你收到的名片中，10张里会有9张是某某公司经理。如果仅仅图名份，他们似乎是过了老板的瘾。但是这里面真正适合坐在老板的位置上，并且能坐得长久的有几个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每天都有新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旧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每天又有多少公司的老板为维持公司的生存、维持他作老板的名份苦苦地挣扎。我并不认为这种老板是真正的老板。更不是拿破仑名言中的元帅。”
“真正适合坐在老板位置上的那些人是水到渠成的。他们在未做老板的时候并没有去想是不是去做老板，或创造条件去做老板。他们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做着最出色的工作。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准备。有朝一日他们被推到了老板的位置上，那是他们功夫到那儿了。他们坐在老板的位置上更能发挥他们的能力和优势。如果他们不做老板，他们的能力将得不到发挥，事业发展将受到限制；而他们做了老板，他们的事业因之一日日地膨胀、发展。他们不会让自己的事业停留在原有的起点上。而这种老板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这种老板大部分人是当不了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要做老板你就做大老板，否则你就不做。”
朱易辉说：“不是说我要做，而是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功力到那个地步了。如果我没有这个功力，我绝不去想，也不勉强去做老板。”
他说：“做老板是一项事业。如果在你做老板以后，事业能发展，那么才有意义；倘若你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去做老板，那我认为没必要。做了也做不好。”
朱易辉告诉我他曾有许多次做老板的机会，但他放过了。他说他处在目前的位置最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他目前的老板是个台湾人，一年只来大陆几次。在京的公司和办事处由朱易辉全权管理。在这个公司，他觉得如鱼得水。他想做的事情，他都能做到。老板很尊重他，从来未曾驳回他任何一项意见。
这不容易。据我所知，在外企，许多首席代表常常是徒占其位，其实没有一点点自主权。大事小事上报公司总部，意见被驳回是常有的事。
“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朱易辉狡黠地笑了。
“为什么？”我说：“你和老板关系处得好呗。”
“就是因为我不想当老板！”他说。
我惊讶。
“你知道，当老板的最忌讳的是下面的人对他怀有觊觎之心，忌讳雇员算计他的钱。大部分老板的心态是他既要表现出对手下雇员百般的信任，但骨子里他们永远对雇员怀有戒心。很多雇员不懂。他们被老板授予一定的权力，便千方百计地抓权。这样的结果是老板对你越发地不放心。我的做法正相反。我身为首席代表、经理，我统管着北京的一切事务，但我什么权都不要。你知道任何一个首席代表，都是掌握办事处公章的。但我却把章还给老板，我不要；财务章我也不要，还给你。遇到需要用章的事，我电传给你，你盖章。大事我都向你报告，征求你的指示。这样一来，老板觉得安全了。似乎权力都在他手里。于是他对你百分之百地信任，便生出百分之百的放心。于是要请示什么，他不会先生疑再排疑，而是设身处地地为下面着想。这样的结果是你想干的事，他百分之百地通过，百分之百地支持你。万事不需扯皮不说，你真正做到在这个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而老板一旦信任你，他给你的支持也是很不可低估的。现在经商最缺的是钱，而外商老板则是你的钱袋。什么时候你做项目需要钱了，只要理由让他信服，他便会给钱。这不比那些求爷爷告奶奶筹款做生意的小公司老板轻松得多？你需要与国内做生意，你可以利用你外商的牌子和身份，利用目前国内人普遍地对外国产品的崇洋心理，生意不比国内公司好做得多？你需要海外销售渠道了，老板自会为你提供。”
“而亲自做老板则不一样。整天琢磨的是怎么保住钱袋，怎么挣更多的钱。他们的大脑永远处于不得休息的状态。就像一台永恒运转的机器。”
朱易辉说他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样。总感觉老板成天惴惴不安，永远忧心忡忡。你觉得她总是很累，但却永远得不到休息。
“她成天害伯失去，害怕被人算计。她活得真累。”
对朱易辉来说，与第一个女老板合作这两年多，使他大长了见识。
女老板叫朱丽叶，是他下海的第一个合作者，也是个台湾人。她性格善变多疑。使得一开始和她合作的包括朱易辉在内的三个人在半年内跑掉了两个，只剩下朱易辉。
“因为她的善变，所以那两个朋友在时未能做下一笔生意，那两个朋友离开后一年我依然未能做成过一笔生意。”
“那你和她合作的意义何在？你为什么不离开？”我问。
“因为我看到她善变性格的另一方面为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朱易辉说朱丽叶是采取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做生意的。她先在台湾说服一个大老板，说她如何能在大陆找到一个好项目，需要多少资金。老板便聘她做雇员，给了所需资金。但她拿这笔钱放入了自己的腰包。在大陆，她聘用朱易辉，今天说做这生意，让他去找谁谁谁。过两天又说这笔不做了，去找谁谁去做另一笔。过几天又变。
“这样生意虽做不成，却让我认识了多于做成生意认识的几倍、几十倍的人。也就是说朱丽叶送给了我一个人际关系网。”
而朱丽叶本人却在折腾一番以后去向老板宣布生意做赔了。老板面对一个女流之辈除了解雇她也就作罢了。
朱丽叶便又去游说第二家。又如此这般宣布赔本，然后把资金放入腰包。
因此在朱易辉与她合作两年内，朱丽叶几易其主，但在国内的雇员倒只有朱易辉一个。
“而这些年我不急于离开她，就是因为她让我接触了广泛的社会各层面。这对锻炼我的能力、耐力是极有用的。而做不做得成生意是老板的事，与我没有关系。即便做成了，挣的钱也是老板的。对我来说，和朱丽叶的合作图的是她的社会关系。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与朱丽叶的合作已经妨碍了我的发展了，我便向她提出了辞呈。”
朱易辉因此有了今天的老板蒋先生。
蒋先生是朱易辉受聘于朱丽叶时期的客户。虽然生意未曾做成过，但他对朱易辉的人品、能力一直颇为欣赏，并多次提出合作的意向。朱易辉经过多方考虑，同意合作。而这次合作同与朱丽叶的合作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年已年过30的朱易辉不再满足于光建立人际关系而不去利用它。他希望实实在在地从事商务活动，实实在在地去做生意、去挣钱。
为此，他和蒋老板进行了几次坦率地谈话。
当蒋老板问到朱易辉想要多少工资时，朱易辉是这样回答的：
“我不想具体地告诉蒋先生我需要多少工资。我想不管我需要多少，您给我提供的应该是能满足我的日常生活需要。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安心心地拿着您这份钱来为您的公司挣钱。如果您给我的钱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那我表面上也可以答应你，但我私下里可能会去挣别的钱。您知道我们这种人要想挣点活钱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您觉得您公司目前有困难，那也可以，您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加钱，目前几个月我可以接受您给的数。”
最后，蒋老板咬咬牙说：“好吧，但不能高于1千元。”
朱易辉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这个数目太低了。”我说：“你是不是到外面挣别的钱了？”
“目前没有。”他说：“但我不能保证以后不挣。我在之前已把话说透了给老板。他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明白而依然好意思继续给我这份工资，那他会考虑到后果。”
“那目前你为什么不去挣别的钱？”
“没必要。大家刚刚开始合作，正是互相建立信任感的时候。他如果发现你有外心而从此不信任你，那是得不偿失的事。就目前来说，我虽然钱紧点，但是就合作来说大家正向愉快的方面发展。双方合作的信任感是决不能轻易破坏的。”
我感慨地说：“我发现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是明明白白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做的不明不白的事？”
“没有。”朱易辉断然说：“我做事永远深思熟虑，而且永远知道自己的近期目标是什么。因为我了解自己，便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些基本的预测，对事物便也有了一种预测性。这使我做事没有盲目性。尤其选择职业。”
朱易辉告诉我下海之前他是全国著名文工团吹法国号的。
“这是我选择的第一项职业。”他说。
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决定不考大学。他认为以其在大学校园与世隔绝地读四年，不如在社会上混四年，而掌握的技巧和知识不会比大学生差。
因为是音乐世家出身，他受此熏陶，决定继承家风，选择吹法国号为业。因此，他一边读书，一边拜师求学，练了两年多法国号，竟也练出一手精湛的手艺。
高中毕业，正巧这个文工团招吹法国号的，他便去应试，一试便中。从此成为这个大文工团乐队的一员。
头三年，朱易辉爱自己的专业爱得走火入魔。东队的一切对他都是这么着迷，这么新鲜。他大有为此事业献身的架势。
但渐渐地，随着商品经济冲击中国大地。阳春白雪的严肃音乐变得曲高和寡。乐队演出机会越来越少，有时一年半年没有一次机会。朱易辉的心也越来越凉。一方面，他发现自己这些年艺术上长进不大，不像自己一开始设想的那样能在这个乐器上有所发展和突破。而依照他为人的信条，一件事他除非做得最好，否则他便放弃。在这乐器方面，他发现自己成不了“家”了，于是他决定放弃。另一方面，严肃音乐门前冷落让他心寒。而且他预测这种情景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中国人刚刚意识到物质文明的重要。在物质文明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羁绊。也就是说严肃音乐缺乏市场的现象不是几年内能解决的。这种想法坚定了他放弃专业的决心。
从决心放弃专业到他最终脱离这一行业，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去准备。
他开始接触一些商场的朋友，尝试着做生意。一开始也是朋友们凑在一起就乱侃发财，似乎满地是黄金。一个个壮志凌云，大有不当士兵便要做元帅，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势。那是头脑里整天转得就是怎么当老板，想什么办法尽快当成老板。
他们卖过快餐鸡，倒卖过小笔商品，积累了最初的经商经验。但渐渐地朱易辉发现这样的经商永远只是“小儿科”水平。
他开始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思考。终于琢磨出来他所从事的行业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他的特长便是音乐。
他开始从事与音乐有关的商业活动。凭着在文工团这些年与著明歌星、影星们建立的友好关系，他开始尝试着帮一些音像出版部门灌制歌片、唱片的生意。出版社需要著名歌星的唱片，而他能联系来他们的歌，他从中能得到应有的报酬。
渐渐地，他的生意越来越精，关系也越来越多。一些海外商人也来找他，和他商议与大陆文化交流的事宜。
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生意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成功地把一个台湾歌星的唱片在大陆推红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灌制并推广了不少大陆、台湾歌星的唱片，组织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活动。
就这么干了几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正式向文工团辞职，来到了朱丽叶的公司。在为她工作的两年间，他彻底地在商海里游了一圈，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商场上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否则你不仅挣不到钱，还会迷失自己。”朱易辉说。
“那你的位置是什么？”我问。
“我是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朱易辉说：“但也许正因为这样，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好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