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与损害，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底色。
连缀其间的，是一个个历时短暂，但记忆永恒的充满耻辱的历史事件。它们以喧嚣而闹腾的气质，在如同一潭臭水的清末政坛水面相继鼓起颤巍巍的气泡，然后又递次迸裂，丰富着这段历史，也更加死寂着这段历史。
就是在这些闪烁着斑斓七彩的气泡上，无论是“公车上书”，还是“戊戌变法”，抑或保皇救亡，都映照着一个文弱书生的身影。他时而慷慨激昂以陈辩，振臂高呼以倡导，时而烛影摇红以密谋，游走四方以讲论……他一直以一个运动领袖与话语核心的姿态，在中国近代史中叱咤风云，雷霆万钧。
他就是康有为。
陈独秀说他：“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认同……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梁启超更是称颂乃师：“先生在今日，成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若是夫，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哉！”
毛泽东称他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但这些评论似乎又不能准确地定义他，因为他的身影并不单纯。
他极度自负，而又自傲，极端偏执，而且狭促。由之产生的善于标榜并扬善自我等个人性格缺陷，又使得他置历史事实于不顾，不惜点窜史实，营造虚假历史现场，抬高自己，给并不久远的那段历史蒙上永久的面纱。
尤为让人诟病的，是他在著述中歪曲常理，假托孔子，以达兜售一己思想之目的，以宗师身份将儒学引向歧途。
隔着历史夜深雾重的视障，很难用一种清晰的语言来界定他。康有为，他到底是为强国富民舍生忘死，追求变法的思想先行者，还是趋利避害，为追求自己声名而上下其手的流氓政客？是淹贯经史、雄辩滔滔的一代大儒，还是歪曲经典，生搬硬套，喜欢表演的一介腐儒？
但，作为历史书中所认定的十八、十九世纪的学术标高，却让畅游中国儒林的我们无法绕他而去。
那就用康有为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首《出都留别诸公》诗，来开始这篇文字吧——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诗后，作者自注曰：“吾以诸生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
那次，康有为只身逃离了是非之地北京。
如今，康有为行去人世已八十多年，“群疑”益重，“交集”仍然。
一.
康有为，又名康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号更甦，别署天游化人。因出生在广东南海，时人又称他为南海先生。生于公元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卒于公元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康有为出生在魏源死后的第二年，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正在中国大地血腥上演。政体板荡，人心惶惶，为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为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多灾多难之时。
自公元一八四〇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继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撞开中国大门之后，法、美等国备受鼓舞，也劈波斩浪，闻腥而至，开始尽情围猎筋骨松弛、不堪一击的东方古老帝国。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唯一可做的，就是低眉折腰地坐在长条桌前，与贪得无厌的远方来客永无休止地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公元一八四一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公元一八四三年，再与英国签订《虎门条约》；公元一八四四年，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同年，再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
列强蜂拥而至，赔款割地不断，出让主权不休，然而，这些并没有让苟且偷安的清政府从昏聩沉睡中惊醒。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现场，担任大清国签约代表的耆英曾这样说过，西方侵略者的意图，无非“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他们十分天真，万分愚蠢地认为自己仍是天朝老大，对方只是来求赏，给根骨头，他们就会乖乖不闹。他们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是只被狼群合围的绵羊，不被吃剩下一堆白骨，对方绝不离去。
塞耳求静、闭目绝视的清政府上下，在自欺欺人中斤斤自守，没人去想由此带来的国威受损、国脉遭创、乱民生心等等严重后果。
倒是远在伦敦流亡的大胡子德国人马克思看出了端倪。因为巨额的战争赔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最终都会以加剧的经济剥削方式压在农民身上，而这必然会激发农民起义与暴动骤然兴起。
果然，鸦片战争爆发十年后，洪秀全提着裤子跑了出来，在广西金田村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一语中的：“推动这次大起义的根源，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
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如燎原之火，迅速在南中国形成冲天之势。雪上加霜的是，借此机会，英、法、美、俄趁火打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公元一八五六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进攻广州。法国则借口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也出兵入侵。公元一八五八年，清政府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同年，又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
此后，公元一八五九年，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次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等仓皇逃往承德。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五十天，洗劫一空后，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维克多·；雨果以极大的愤慨，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事后，清政府照例又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赔偿巨额战争赔款，出让大片领土主权。
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南方，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燃起的熊熊烈火；北方，是英法联军直捣京师的炮火连天，内忧外患中气息奄奄的清政府，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欲哭无泪，濒临绝境。龚自珍、魏源当年拉响的警报，此时已经变为严峻的现实。
走投无路、无法收拾的时局，频频挨打、无力招架的现状，让雨过忘雷、恬然而嬉了二十年的清政府上下，不得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扪心自问：为什么拥有众多人口，“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国），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且“无求于他国而自足”的泱泱中国，会屡屡败给他们，“屈于四国之下”？“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在这一声声的追问中，更是在一次次屈辱的战败中，中国人终于突破了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和华夷之别，他们不得不抬起头，重新打量外界，重新审量自身。由此，中国乃世界文明中心的牢固世界观訇然垮塌，人们开始用普世眼光观察外部世界，审量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关注民族存亡。
康有为，就出生并成长在这个大环境中。
二.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读书之家。
其祖父康赞修为道光年间举人，曾为连州教谕。父亲康达初做过补用知县，中年早逝。他是在寡母含辛茹苦抚养、爷爷亲自课授下，健康成长起来的。
少年聪慧、强记过人的他，很早就有“神童”之誉，乡里亲友甚至叫他“圣人为”。
对儿童的过分夸赞与吹捧，不一定会捧杀一个天才，但却会在一个不懂内敛与自省的人身上，为其过早植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基因，最终让他成为一个狂热的自我崇拜者。
后天的康有为，用他的言行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戊戌政变后，陪康有为从上海逃亡香港途中的英国人戈颁，虽然与康有为只共同待了三天，却在写给自己朋友的信中不无嘲笑地说康有为：“这真是个可怜的人，一个狂热而空想的人。”
其实，十二岁时的康有为已经是这样了。他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自道，十二岁的他，“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一个十二岁的儿童，即以古名人自况，对同学诸子显出“霸视之气”，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把十二岁的自己比为禅宗六祖和道教宗师。
这种自视为圣人、以圣人自居的情结，贯穿了康有为的一生。
公元一八九七年，他在《礼运注》序言中说：“天爱群生，赖以不泯，列圣呵护，幸以流传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见，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将纳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岂不异哉！”
公元一八九八年，他在《孔子改制考》序中说：“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乃扫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雾而览日月，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
公元一九〇一年，他在《中庸注》序言中又说：“此篇系孔子之大道，关生民之大泽，而晦冥不发，遂虑掩先圣之隐光，而失后学之正路，不敢自隐，因润色夙昔所论，思写付于世。”
同年所写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言中他又自道：“天未丧斯文，牖予小子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谷、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
“天未丧斯文”，这是厄于陈蔡时孔子的自叹，认为天降大责，使命在肩，化育众生。康有为用此口吻自道，可见其口气之大，自视之雄。难怪他的弟子梁启超要说：“先生又宗教家也……孔教之马丁·；路德也。”
而在康有为的眼里，他未必瞧得上马丁·路德，他甚至已经将自己等同释迦、基督了的。后来，康有为以圣王教主自居，改名长素，湖南举人曾廉为此上书奏劾他：“其字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指责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天下”。
如此狂妄而自负的他，却在科场上举步维艰，屡屡碰壁。但，这不是他的错。
十九岁那年，他“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投于“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的大儒朱次琦门下，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广泛涉猎文史子集。
朱九江，名次琦，字子襄，硕德高行，博极群书，晚年将自己著述尽数付诸火中，给世人留下极大遗憾。康有为称他：“其品诣学术，在涑水、东莱之间，与国朝亭林、船山为近，而德器过之。”在当时整个学界普遍讲求“一经一史，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却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他不倚门户，既反对汉学考据的繁碎和自囿，也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还讨厌心学的玄谈务虚，积极倡导平易笃实之学，破除汉宋门户，主张一切归宗于孔子。
在朱九江先生悉心指点下，康有为在学术上渐渐融会贯通，并形成了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品质。
然而，学识的丰厚，眼界的开阔，也更增加了他的自傲与自负。在《年谱》中他自道，九江老师有次盛赞韩愈，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言道当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老师为此“笑责其狂”。
康有为笔下虽然颇有自得之意，但从中也泄漏了他为人之骄，为学之浮。
朱老师为此“笑”了没有我们不知道，但“责”是肯定有的。因为，一宗孔子的大儒朱九江，绝不会容忍弟子舍儒就道、法，允许学生言道当如道家的庄子，言治当如法家的韩非。
这其实也已暴露出康有为与乃师的思想观念相去甚远，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但他的为学之法显然不是师门路径，而是步入老师批驳的陆王心学一途。
此时的康有为，从思想到行为，都已经明显是王阳明的模仿秀了。
他自陈：“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将乃师的学术倾向说得更为明白晓畅：“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师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
不管康有为自己是多么不愿承认，事实上，他都在重蹈他所愤怒声讨的宋明道学的务虚蹈空之路。
三.
不知不觉间，康有为已成了一个行为艺术家。
他的模仿秀越来越向王阳明靠拢了。
公元一五〇二年，在精神之路上苦苦跋涉，于苦闷与彷徨中始终找不到方向的王阳明，走进了家乡会稽山中，筑室“阳明洞”。一个人钻在洞中，修炼导引之术，追寻心中的圣境。
公元一八七九年，康有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头钻进西樵山上的白云洞中，寻真理之本，求魂气之灵。在这幽静的所在，他自己说：“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
端坐在黑乎乎的洞中，终于坐懂了这是“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的王阳明，又带着他的困惑转而寻求新的精神超迈之路。
但康有为不是，因为他到洞中来，或许本就是一场演出，要的是现场感与过程感，所以他能在漆黑的洞里“神明超胜，欣然自得”。唐朝的卢藏用一心想入朝做官，却又没有名声，于是别出心裁地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借隐邀名，果然他通过这条捷径最后如愿以偿。
虽然我们不便用这样的逻辑去揣测康南海，但隐居山中的康有为，确实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翰林院编修张延秋在游西樵山时，邂逅了披头散发、徘徊啸歌的康有为。一番交谈之后，张延秋对康“盛称之”，而且回去后逢人即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唯见一异人。”
异人康有为的名字，自此开始被广东士林侧目。
康有为对张延秋更是感激涕零，马上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颂对方“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在《年谱》中，他仍念念不忘对方的大德高功，为此甚至将名不见经传的张延秋与大儒朱九江并列起来，称“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
洞中苦捱半年之后，他退归家中，一面研读《礼记》、《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记要》等书，一面阅读《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国情之书。自此，“舍弃考据贴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二十二岁的他，已经要以救世主的身份，“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了。
这年冬天，怀着经世之志的康有为来到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他看到，香港在西方人的治理下，宫室瑰丽，道路整洁，巡捕严密，这使他深深感到，西人治国不仅有法度，而且较东方更为高明。于是，“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是他接触西方文化的开端。
公元一八八二年五月，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虽然未中，但此行途经上海租界，又使他眼界大开，获益匪浅。康有为看到了沦为殖民地的上海一派繁盛，更加感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与优越。于是，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大讲西学，尽释故见，刻苦攻读西方的声、光、化、电、力学书籍，对各国史志、诸人游记、耶稣教义等等无所不读。在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的饕餮阅读中，他不光“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而且汲取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渐渐形成了他医治中国的维新变法思想雏形。
时隔六年之后，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乡试。再次落第后，他借清祖陵山崩，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万言书不管多么言之有物，不管多么深中时用，它也只是一个无名小子的冒失之举，自然不会产生任何涟漪。不能将自己的意见送达天庭的康有为为此愁眉不展，寓居在京城南海会馆，整日消磨于书法与金石品鉴，以此遣怀。
“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洗石为僮课，摊碑与客谈。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同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诗中，流泻着他无尽的落寞萧索之感。
“帝阍沉沉叫不得”，那就踏着冬雪，转身回乡吧。
公元一八九〇年春，康有为举家迁往广州，居住在其曾祖父所置的老屋“云衢书屋”。
半生潦倒，一事无成。这对自视甚高、豪气干云的康有为来讲，实在是无法接受的事实。长吁短叹、郁愤难当之中，他想到，“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既然我不能身登庙堂，致君尧舜，那么就通过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让弟子来完成我改造社会的经世大任吧。这是从孔子开始，进而不得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体选择的一条大路。康有为也决意要走了。
康氏学校“万木草堂”在广州正式挂牌。
值得热烈祝贺他的是，学校大门甫开，就走进了两位自投师门的高足——陈千秋与梁启超。此时，他俩就读于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而且，梁启超此时业已中举，在学业上属于康有为的前辈。
是什么让他们二位，尤其是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舍却著名书院而走进康有为的私立学校？应该说，这中间有康有为隐居西樵，被张延秋广而告之的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也有康有为为民请命，慨然上书光绪帝的事迹产生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梁启超日见国是之非，转而厌弃所习帖括经业，对进步思潮的怦然心动与欣然向往。
梁启超后来用八个字来回忆初见康南海，聆听其一番讲演之后的身心震撼：“大海潮音，作狮子吼。”
“万木草堂”从创办，到“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查封，前后历时八年，培育弟子近千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变革时代的闯将与中坚，或屹立政治潮头，或办学会，或兴学堂，或办报刊，这些都使得“万木草堂”事实上成了维新运动的讲习所与培训班。
康有为曾骄傲地为自己的学校吟诗：“万木森森万玉鸣，集鳞片羽万人惊。更将散布人间世，化身亿万发光明。”
他有资本这样骄傲。
四.
政治会产生激情，绮想会缔造浪漫，而激情与浪漫却从来不关乎学问。
学问本身的平实属性，决定了它天生拒绝政治与绮想。所以，举着政治的探灯前来投奔学术，结果肯定不理想，梁启超会很快看出这一点的，尽管他不好讲明。
事实上，醉心政治、博览群书、推崇变法，而且已经设帐授徒的康有为，在公元一八九〇年之前，仍然没有为他“以经营天下为志”的鸿鹄志向找到一个理论支点。
所以，在他的言辞与笔下，时而佛道，时而法墨，时而程朱，又时而陆王，始终莫衷一是，前后相抵，仿佛贫家置办酒席，前借后凑，左右为难。
幸好，有一个人出现在了康有为的面前，他就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开创自董仲舒，完结于何休，盛行于西汉的今文经学，自从被古文经学彻底压倒之后，经过漫长的唐、宋、元、明历史时期，再没有站起来与古文经学抗衡，渐渐淡出了人们的学术视野，而在清代中叶，却突然又冒了出来。
如同希腊城邦瓦解后各种学派兴起，也如同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年代出现“百家争鸣”，大凡在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期，各种新颖或陈旧的伦理观念必然会随之出现，相互碰撞，彼此交织，以在混乱无章的精神废墟中，重新建构一套全新的文化理论体系，来适应现实需求。
其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乾嘉学派考据学蔚然成风下，大多数读书人不再关心现实与政治，脱离经世致用，只孜孜考求支离破碎的内容，埋身于故纸堆中俯仰天年。而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等国难之变的有识之士，不能不面对列强蹂躏、国将不国的惨痛现状，向这种学术氛围大声喝止。
同时，当看到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前驱的西洋人，他们在军事、科技、政治、经济等方面所表现的极端强势和优越，有识之士不能不反思：西洋人有宗教，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而中国处处落后被动的局面，莫非就因为中国无宗教？
灭迹于历史中的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不究心于章句训诂，讲求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取法致用”，即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以为《春秋》大义，存乎《公羊》，其要义是尊王攘夷，定名止分，强调《周易》所言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董仲舒以“所见”、“所闻”、“所传闻”形成了自己的“三世”说。何休则创造性地将其发展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他以“张三世”的理念，将历时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递进的三个阶梯，从而告诉人们，历史不可逆转，社会演进必以进步为原则，进化是客观规律，人类不可能倒退。这无疑是一种充满理性意识与美好向往的哲学提示，给衰世中的人以自励，给陷入绝望之境的人以自奋。
而今文经学的这些理念，正是晚清痛切现实，急切想创立宗教、改革政体、寻求自强的人士的理论法宝。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西汉盛行之今文经学，最合此需要。盖在今文经学家之经学中，孔子之地位，由师而进为王，由王尔进为神。在纬书中，孔子之地位，固已为宗教之教主矣。而孔子之教，自成为宗教。今文经学家，又有孔子改制，立三世之政治制度，为万世制法之义。讲今文经学，则可将其时人理想中之政治，托于孔子之说，一位改革其时现行政治上社会上各种制度之标准。”
作为今文学家的廖平，带着他的理论走到康有为面前，自然会让康有为眼前一亮，并奉为至宝。
其实，康有为更该从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刘逢禄那里寻找理论基石。刘逢禄重新整理了“公羊学”的统绪，上承董仲舒、何休，下开龚自珍、魏源，使沉寂了近两千年的“公羊学”得以再次繁荣，龚自珍与魏源就是据此提出了“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等变革思想。
但康有为只看到了廖平。廖平为学，重在考究，抑宋伸汉，其治学之缺点是，虽知今文家法却不能守家法。为了寻找尊孔根据，他的一生学术思想经过五变。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责他：“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
然而，就是廖平的今文经学著作《辟刘篇》，让康有为大为心仪，并很快以之为摹本，撰写出轰动一时、被梁启超称为在思想界无异于一场“大飓风”的《新学伪经考》。这本著作连同他于公元一八九七年写就，又被梁启超称为“大地震”的《孔子改制考》，一同成为康有为一生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大的两部今文经学著作。
举着这两把思想板斧，康有为大喝一声，意气风发地走进了维新变法现场。
五.
康有为声称，写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目的，是“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那么，先圣的沉冤在哪里？诸儒的迷茫又在哪里呢？
他石破天惊地武断指出，那就是西汉经学并无古文，凡是古文经学家的经典著作，全系刘歆为王莽篡汉服务的伪作。自东汉以来的晋、唐、宋、明的儒家经学，它们所讲的皆非孔子之经，只有今文经学才符合孔子原意。
对于老师《新学伪经考》的写作主旨，梁启超这样说：“‘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
康有为此举有他的现实政治目的，那就是要将孔子塑造成改革家和“万世立法”的制宪家。如此，就必须首先将古文经学置于无所依着的状态，同时宣称是刘歆作伪，正因刘歆的作伪，这才使人们看不到孔子作为“制宪者”的形象。所以，康有为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在视儒家经典为万世不易之真理的时代，康有为此言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之大可以想象。
《新学伪经考》只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运用“公羊学”“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又写出《孔子改制考》，从而建构了一个托古改制的理论体系。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指出：孔子之前的历史，完全是孔子为了救世改制而虚构出来的，中国的历史要到秦汉之后才可考信。“由于书缺籍去，混混茫茫”，所以战国诸子百家纷纷出来创立各自的教义，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制度来劝导当时的统治者，并假托这些制度是古代曾经实施过的。
孔子创立儒教，也提出了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教礼法体系，故而编撰“六经”作为自己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与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论，孔子最终取得了胜利，原因是儒教教义最完善，制度最完备，徒众最多，所以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了“万世教主”。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进一步阐明他写作《孔子改制考》的目的：“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皇上乙夜览观，知大圣之改制，审通变之宜民，所以训谕国人，尊崇教主，必在是矣。”明确提出，应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定为国教。
由此，孔子从一个“圣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宗教的“教主”，充满了神话与离奇色彩。
这是《孔子改制考》序中康有为装扮下的孔子：“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为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
早已被郑玄、马援、桓谭、张衡等汉代大儒批烂批臭的充满迷信色彩的谶纬之说，现在又在康有为这里沉渣复起，岂不可笑？
对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深刻地说：“盖人处于新环境时，最易有荒诞奇幻之思想，而今文家之经学中，有阴阳家学说之分子，其荒诞奇幻，最适宜于处新环境之人之用。”
这是康有为的一种政治策略。
托古改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常见之法。《淮南子》中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纪昀在评价王安石托周礼以变法时也说：“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
很显然，康有为也是穿“托古改制”的鞋，来走“维新变法”的路。他自己都直言不讳地讲：“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所谓时诡其实以有所讳。”（《孔子改制考》）
借用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塑造出儒家的一个教主，来抵御基督教教义对中国人的影响，进而实现变法自强，这是康有为的初衷。
对此，湖南巡抚陈宝箴一语道破：“逮康有为当海禁大开之时，见欧洲各国尊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故实由于此……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是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
一石惊起千层浪。
康有为这种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举，获得了思想进步、要求变法的人士的欢迎与讴歌，同时也遭到思想顽固派的诋毁与咒骂。很快，《新学伪经考》因“煽惑后进”、“圣人蟊贼”成为众矢之的，其刻版被销毁，但康有为反而因此名声更为大振。
“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喜欢热闹，正在作场，有澄澈天下之志的他已经俯下身，准备助跑起跳。
六.
值得注意的是，对《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持声讨与反对意见的，不仅仅是那些守旧派人物。许多支持或参与变法的人士，乃至康有为的至交故友，也纷纷对康有为的著作表示愤慨，加以斥责。
他们更多是出于为学的基本立场。
与康有为为至交的朱一新就严厉批评：“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足下以历代秕政归狱古文，其说尤近于诬！”
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帝党重要人物文廷式也讥讽康有为：“国初人讥宋学家不读书，近时讲汉学者标榜公羊，推举西汉，便可以为天下大师矣！计其所读尚不如宋学者之多也。”
支持变法的陈宝箴甚至为此上书，要求皇帝下令，“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
维新派主将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等人，也纷纷表示对康有为的著作不能认同，认为书中所言，不顾事实，是丧失良心的“病狂语”。
就连对康有为崇信有加，更是他在维新变法中的得力助手的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非常客观地指责乃师：“《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正因为这话出自于尊敬乃师更尊敬真理的梁启超之口，所以显得尤为宝贵和中肯。
纵观康有为的学问，他虽先承学于朱次琦，却没有承继融汉入宋的师学，后来与廖平仓促见面即大为钦服对方学问，但康有为所走的学术路径，也不是廖氏重在考核、灭宋伸汉的主张。
康有为尊“公羊学”，却不明“公羊学”的真正精神。比如他认为王莽新朝为篡汉，这就是不知道汉儒“公羊家”向来坚持的“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择贤禅让”。
但康有为却将今文经学末流的种种弊端运用到了极致。钱穆就评论他：“所持固多不通事理者，论大体亦无是处。”他总是先立一见，然后搅乱群书以就我，进退诸经义，赴我之所欲，让“六经”完全成了他随意裁削搬挪的注脚。
比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一方面用《史记》、《汉书》来证刘歆作伪，一方面将两部史书中与自己说法有冲突的地方说成是刘歆窜改。
将自己的经世思想服务政治主张，这没有错，但让政治话语强加于学术之上，为此而“好博好异”，不惜抹杀证据，强词夺理，这就让学问蒙羞，让真正的学者为之气结了。
孙家鼐就认为：“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
七.
康有为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轰轰烈烈的时代。
在今天的所有史书里，对那段历史，几乎全是众口一词，如下表述：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在以中国完败为结果的甲午战争结束次年，康有为、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此时，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台，赔款两亿两白银的消息传来，康有为以学生领袖姿态，召集十八省参试举人共一千三百余人，集体抵制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康有为亲自起草了长达一万八千余言的请愿书，集体上书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喜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同年五月，他又向光绪上书《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国呈》，提出雪国耻、求自强的方略。光绪读到后，“览而喜之”，于是决定起而变法。
同年六月，他第四次上书清帝，名为《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提出变法纲领。由之，康有为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
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二月，闻听德国人占领胶州湾后，康有为赴京，第五次上书《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祥呈》，提出“图保自存”三策，并明确“君主立宪”的政体思想。
在与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大臣约谈后，康有为又连续作《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纲领，同时呈送《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介绍国外变法经验。这之后，康有为在京倡兴“粤学会”，福建、四川、直隶、陕西、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各省相继成立此组织，变法呼声响彻全国。
维新志士、帝党集团和洋务派官员结成同盟，形成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改革势力。
站在时代洪流中，思想先驱康有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众瞩目。其一言一行，都左右着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公元一八九八年，列强瓜分中国已到疯狂地步，继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又索要旅顺、大连，法国也索要广州湾，英国更是索要九龙。已感觉走投无路的光绪帝，终于下定决心实行变法。他表示，不做亡国之君，不变法宁愿退位。
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在全国变法。六月十六日，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光绪帝。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同时获得他自称的“专折奏事”权力。通过这条绿色上书通道，他成了光绪帝的政治顾问，并实际操控了整个维新运动。
从遥远的南海边一步步走来的康有为，终于意气风发地进入了新时代，走到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戊戌变法”随之全面展开。
光绪根据康有为等维新派建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系列改革：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设立新式学堂，提倡西学；奖励发明，鼓励办报，准许人民向皇帝上书；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兴修铁路，开矿产，办邮局，撤驿站，奖励工商业，新法练兵，改订规章制度，裁撤冗官，精简机构。
此时大清呈一派革故鼎新的欣欣向荣之意。但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党，言论过于激进，行为过于急躁。比如，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犯大忌的话。这使得本来可以成为变法派盟友的温和派纷纷被得罪，变法失败已经是必然的结局。
最后，被触怒的西太后遂密谋废黜光绪帝。深感不安的光绪帝，在九月十三日交给杨锐密诏，要康有为和“四卿”设法营救自己。九月十八日，又托林旭带出密诏，要康有为以筹办官报名义，迅速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政变，囚光绪于瀛台，随后杀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度叱咤风云的康有为仓皇出逃，自此流落海外。
八.
时光之河在缓缓地流。
它可以洗刷记忆，模糊细节，却也可以将漂在水面的浮沤与泡沫冲走，将历史的真实沉积在河床之上。
当“戊戌六君子”血溅北京菜市口之时，康有为正在于残阳滴血中逃往香港的路上。自此，他只身亡命海外，高举保皇旗帜，在爱国华侨与留学生中开展了“尊皇斥后”、“兴师勤王”的活动。继公元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之后，数年之间，这一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会员达数十万人，遍及全球一百七十余处。
此时，其他置身变法历史现场的人已经纷纷倒下，这使得康有为获得了对历史的唯一解释权。在世界各地慷慨激昂地散发宏论的康有为，所到之处，鲜花频扑，掌声如雷，万民景仰。他的声音也在无形中渐渐被放大，他成了那场伟大变革中可歌可泣、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现在通行的历史书对“戊戌变法”的描述，以及对参与其间人物的认定，基本上就全来自康有为所写的《我史》（也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及署名为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两个文本，第一次对维新运动进行了整体描述，而且确立了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氏政治活动为主线的历史叙述框架。
然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出矛盾重重，破绽百出。
康有为自道：“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亦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入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甦年七十识。”据此所知，《我史》写于公元一八九五年，其中关于公元一八九六至公元一八九八年的内容，应该为公元一九二七年他流亡日本时续补。
问题来了。
乙未年时康刚中进士，一个三十七岁刚刚踏上仕途的年轻人，就开始编写自己的年谱，对自己进行回顾性总结，这不合常理。更何况这年他政治活动频繁，哪里有闲暇做这个活计呢？
更让人眼镜大跌的是，《我史》中关于乙未年以前的记叙内容，却大量出现此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如在“光绪九年癸未”一条，他记此年在南海创不缠足会情形后，继续写道：“戊戌七月，吾并奏请禁缠足矣……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公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之事，怎么能在公元一八九三年就写出？
还比如“光绪十四年戊子”一条，他记录代屠仁守草折建议修筑清江浦铁路事。公元一八九七年才发生请筑津镇铁路事，怎会在戊子年就有记录？
在《我史》中，康有为说《大同书》写于公元一八八四年，“吾年二十七，感国难、哀民生”而作，而据上海博物馆后来发现的《大同书》原稿，此书撰于公元一九〇一年至公元一九〇二年；康有为自称其《礼运注》撰于“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而康氏是在遇到廖平后才开始研习今文经学，是在公元一八九〇年之后，且《礼运注》中明显借用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中的思想，而《天演论》则发表于公元一八九七年。
这种颠倒岁月、自相矛盾、逻辑冲突之处，在康有为的《我史》中比比皆是。据此，人们不能不对康有为的自言其史、自说自话疑窦丛生。
针对发生在公元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人们也纷纷质疑：
勘验今日所留的史料，最先起而攻击《马关条约》的，不是参加会试的举子上书，而是清廷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活动。台湾巡抚唐景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官员都积极参与其中。其中，封疆大吏电奏反对签约者超过半数，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在他们的感染和带动下，赴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的各地举人才纷纷上书。
而且按清制，举人上书皇帝，只能由都察院代呈。从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上书。康有为在《我史》中称，都察院拒收他的上书那天是五月二日，而据档案所录，当日，都察院代奏了七省举人的八批上书。断断续续的上书活动一直持续到五月八日，总签名者达一千五百人。
如此，康有为在《公车上书记》中所言，“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便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谎言。真正的事实是，康有为在当天闻听自己中进士后，出于自保，他根本就没有递交上书。
史学家姜鸣在其《天公不语对枯棋》中就此指责康有为说：“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逃到海外保皇勤王的康有为，一直以身负光绪帝大任自炫。他向华侨与留学生坚称，当慈禧对光绪处理礼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光绪帝感到形势不妙，于是在次日召见军机章京杨锐时，发出密诏。诏文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令康有为想不到的是，杨锐死后，其子杨庆昶趁扶柩出京的机会，将光绪密诏秘密带出京城。宣统元年，他将密诏交给摄政王载沣。密诏原文于是公之天下：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伪造密诏的马脚于是露出。
对比两份诏书不难发现，在康有为伪造的密诏里，他不仅将自己的名字加了进去，而且赫然列于“军机四卿”之首，以示自己在变法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在这份伪造的密诏里，光绪帝的口吻，已然是与慈禧决裂，危机之中要众人“设法相救”。而真正的密诏，虽然表现出了光绪的忧心和不安，但他只是向“四卿”咨询“良策”，而且加上了“不致有拂圣意”，是以不惹慈禧不高兴为前提。
密诏经康有为篡改，意思大变。慈禧，也从此完全站在了“戊戌变法”的对立面。
而真正的事实是，这年九月十七日，光绪下了一道让康有为离京的圣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按康有为本人说法，光绪帝因感到形势紧迫，出于保护康有为之心，才发出此谕。但对比日期后就不难发现，康又在撒谎。此时的康有为因全然不顾，急切冒进，已惹得慈禧对变法阵营十分恼怒，光绪遂撵康出京，目的是出于讨好并妥协于慈禧太后。
在整个维新活动中，康有为的实际地位，也远不是他自己浓墨重彩所描绘且因此被写进今天历史课本中的那样高大，那么重要。整个变法前后，他只被光绪帝召见一次，官职也仅仅是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其在光绪心中之位置与变法中之作用，由此可见。而且，领导变法的“军机四卿”中，只有林旭、谭嗣同与他比较接近。
康有为自己宣称的“戊戌变法”理论基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实际上除了康门弟子和极少数人之外，在当时几乎受到了所有人士的集体反对。变法进入到第三十七天，在许多官员的建议下，光绪便下令将康有为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之处全部删去，同时下令印发另一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张之洞的《劝学篇》。
后两本书，才是“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十九世纪后叶中国维新思潮的种子，不是由康有为，而是由冯桂芬播下的。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逃到海外、口口声声说握有光绪帝衣带诏、一心要保皇勤王的康有为，难道不清楚他在海外公布密诏内容，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公开，会给被慈禧囚禁的光绪带来什么后果？但康有为公然捏造了一份密诏，就这样做了。可见光绪帝的安危，他是无视的。其言之凿凿的保皇，只是为达到自己阴暗政治目的而举的一个幌子而已。
正是在康有为编造的系列谎言中，不仅光绪、谭嗣同等事实上的维新主角隐身为配角，而且慈禧也永远背上了反对变法、顽固守旧的恶名，历史被彻底改写。公元一九一〇年，当光绪交给杨锐的密诏公布之后，资政院议员陈宝琛上《请宣布杨庆昶所缴景庙手诏并昭雪戊戌冤狱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
陈宝琛想据此为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慈禧与光绪，然而，被康有为有意搅浑的浊水中，已经永远辨不清他们的各自模样了。
九.
吴昌硕曾受请为康有为刻过一方印章。钤文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他的出走之路很长。但一路上极为舒坦，也极为风光。与孔子凄惶蹭蹬的游历列国之路不同，康有为历时十六年的出走生涯也太滋润了，与其说是亡命天涯，不如说是游玩世界更为准确。
他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所到之处，都获得了对灾难中的祖国深切关心的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康有为不仅赢得了广泛舆论支持，更获得了巨大的财源支援。
更可笑的是，这位号召支持中国变法、宣扬男女平等的政治家，一路在世界各地购置豪华花园别墅，一路迎娶着不同的妙龄少女。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公元一九一三年回国，他又摇身一变为他先前批判的对象，热衷于尊孔复辟，反对共和。
公元一九一七年，张勋率领着他的辫子军出现在北京，将已经逊位的溥仪再次拥上皇位，一个已然死去的王朝借尸还魂。一帮苍蝇逐臭的遗老遗少云集京城，作为张勋的军师的康有为，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
袁世凯被迫下台后，康有为无视历史发展车轮，公然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倡言复辟，为清室摇幡招魂。
昔日的弟子梁启超为此怒不可遏，发表通电斥责其师：“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公元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康有为七十大寿。已经与之彻底决裂、反目为仇的昔日弟子梁启超，可能感觉到了老师的来日无多，撰写了纯系安慰性质的《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并奉上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一生以圣人自认的康有为，对此自然会捻须微笑。更让他万分高兴的是，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题赠“岳峙渊清”匾额给他，并赠送玉如意一柄。感激涕零的康有为写下《谢恩折》，并且石印千份，分赠到场贺客。
到死，他都不忘前朝皇恩浩荡；至死，他仍活在自吹自诩之中。
宴会上，康有为还收到一副特别的贺寿联，作者是章太炎。联文为：“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章太炎取《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论语》里“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各删一两字，暗骂康有为是妖孽老贼。
一语成谶。短短二十几天后，康有为在青岛暴毙，七窍出血而死。
这个集狂妄自大、明哲保身于一体，共磊落使气、阴谋经营于一身，为历史制造迷雾，同时又把自己置于历史迷雾中的一代风云人物谢幕了。
回望他的背影，他是积极倡导变法的先行者，还是顽固守旧的封建余孽？是清末今文经学的宗师，还是篡逆儒道，断送今文经学的狂徒？
“纵横宙合雾千重”，这是康有为的诗，用来写照他的一生，颇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