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嬗替，让“崇祯十七年”成为一个不忍述及的符号性隐痛。一个无可挽回的悲怆记忆，从此凋敝在历史的荒凉背景之中，也镂刻在由明入清的士人心中。
在国破家亡之际，他耿介特立，以遗民自居，怀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毁家纾难，舍命救亡。当一切成为徒劳之后，他啸傲林下，义不仕清，以粲粲孤标树立了一种让人仰视的人格高度；于礼崩乐圮之世，他抱定“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文化信念，闭户著述，从事国史撰著编纂，成一代金石之业，以存故国文献。他虽未亲赴明史馆，但深曲隐衷，通过弟子对官修《明史》的完成，间接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讲学课徒之中，他匡正王学末流之偏，提倡治经通史，以“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为宗旨，将“学道”与“事功”紧系一处，将逐渐虚化腾空的宋明儒学，重新拽回到经世致用的地面。他撰写的《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首开学术史先河，厥功至伟，千载不磨。
尤为让人讶异并惊叹的是，早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主权在民”思想，从而与伏尔泰、孟德斯鸠一道掀起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百年前，他就主张公天下，否定君主至尊。在《明夷待访录》中，他冷峻尖锐地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极端荒谬，大胆诘问：“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如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民众最早是从卢梭那里得到了理论支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风云激荡的中国，身怀忧患的维新变革者，则是纷纷钻进他的书中寻找思想武器。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胡适等人，先后运用近代实证史学的方法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章太炎高度评价他：“黄氏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马叙伦则称其是秦以后两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刘师培更是将《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相等同，对之“五体投地，而赞扬靡止”。
站起来巍峨高耸，逼人仰视；躺下后苍莽辽远，垂范后昆。
这就是黄宗羲。
一.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时人尊称其为梨洲先生。生于公元一六一〇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公元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绍兴府余姚人。
又是一位绍兴人！
在叙写王阳明一章时，我曾将绍兴的地域精神概括为一句话：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积学以养成。
满清灭明之际，绍兴一大批文质彬彬的书生挺身而出，用他们“菊残犹有傲霜枝”的铮铮铁骨，来凭吊已故的前朝。千百年来，正是在这种地域精神的感召与孕育下，绍兴这块奇崛的土地上，屹立起无数义勇刚坚之士。他们道义沛胸，肩挑山河，慷慨激越，以琴心与剑胆相辅而出，识量与胆决并肩而行的群体精神肖像，与一派儒雅的君子风度，尽展凛然豪纵的伟男子气概。
现在，绍兴又走出了他。
先来说说黄宗羲的父亲，东林名士黄尊素。
天启二年，黄尊素升为御史，奉调入京，黄宗羲自此跟随父母离开余姚，前往北京读书。
在党争之风愈演愈烈的天启年间，黄尊素与朝中清流邹元标、魏大中、杨涟、刘宗周等刚正方直的君子，同心同德，互为同志，彼此友善。盘旋在父亲身边，黄宗羲耳濡目染的，是父亲及其周围正直之士的嘉言懿行，是他们对国势颓败、纲纪失常的忧心忡忡，是对甚嚣尘上、胡作非为的阉党的无比义愤。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世界观正在形成期的少年黄宗羲。
《明史》称黄尊素，“精敏强执”，“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几乎从到京上任之时起，他便面折庭争，直言进谏。在数度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行径后，他被阉党视为仇寇。天启五年，杨涟上疏陈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之，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捕入狱。朝野震惊、百口齐喑中，黄尊素挺身而出，上书替杨涟鸣不平，遂被革职，退居苏州。
对黄尊素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魏忠贤，于次年再兴冤狱。他指使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诬告黄尊素，并派锦衣卫前往苏州将之捉拿归案。愤怒的苏州百姓自发前来阻拦，围殴缉捕缇骑，造成“逮者失落驾帖，不敢至”。明知在劫难逃的黄尊素没有逃却，而是淡然一笑说：“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头香耳！”换上囚服，自投诏狱。
黄尊素被押解至京，黄宗羲送父亲到常州时，以泪相别，自此成为永诀。天启六年，在酷刑拷打与非人的摧残下，四十三岁的黄尊素含冤死去。
被害之日，黄尊素写绝命诗一首：“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茑声杂值今秋。钱塘有浪胥门目，惟取忠魂泣髑髅。”
噩耗传来，黄家举门哀恸，愤慨异常，爷爷黄曰中提笔为孙子书写了墨汁淋漓的八个大字：“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字字凝血，触目惊心，于无声处有着无限的椎心力度。母亲姚氏对黄宗羲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
国仇家恨交织一处，真理道义齐聚一身，这使得黄宗羲一生与阉党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也就是在那一刻，十七岁的黄宗羲在心里郑重埋下了这颗仇恨的子弹，让时间来见证它凌厉而飞。
二.
难以想象，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的黄宗羲，竟然是以一副侠肝义胆、豪气干云的勇士形象，首度亮相在世人面前。
公元一六二八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怀着肃清寰宇之志，力图振兴萎靡的崇祯帝，果断剪除魏、客势力，还朝政以清新。
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岁的黄宗羲千里迢迢来到京都，伏阙上书，为父讼冤。抵达时，魏忠贤已被寸磔其尸，悬首河间，客氏则被笞死于浣衣局，阉党编纂的《三朝要典》被焚毁，包括黄尊素在内的天启朝遭残害的大臣被平反昭雪。但此时，朝中阉党孽种尚存，其残余势力仍根深蒂固。
黄宗羲请求诛杀当年参与陷害其父的阉党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在刑部庭审许显纯、崔应元时，黄宗羲袖藏长锥，与之对簿公堂。他义正词严地揭露阉党罪行，严词驳斥对方的抵赖狡辩。
血泪声讨、裂眦变容、怒不可遏中，让人倍感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黄宗羲掏出长锥猛刺许显纯，使对方“流血被体”；同时，当庭暴殴崔应元，拔其胡须代首级，归祭黄尊素；又追杀残害其父的牢卒，将其二人亲手毙命。
李实上疏辩解称，诬告黄尊素的上疏并非出于己手，而是魏忠贤指使他人以他的名义所写。庭审前他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黄宗羲不要再追究他。黄宗羲据此上疏：“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与之当庭对簿时，再次掏出利锥愤怒锥之。
仇人悉数伏法，冤情大白天下之后，黄宗羲毅然以东林弟子领袖的身份，带领死难东林诸贤的子弟，在狱门设祭，告慰先烈忠魂。众人情难自抑，哭声震天，响遏行云，悲声传入禁中的崇祯帝耳朵后，他为之动容地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大仇已报。这年秋天，黄宗羲扶父灵柩南归。他入京颂冤的义勇勃发之举轰动朝野，“孝勇”之名不胫而走，顿时名满天下。
邵廷采在《遗献黄文孝先生传》中记载：“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终于可以安静地坐在书桌前了！黄宗羲躲开赞誉，避开喧哗，默默走进了绍兴刘宗周主持的证人书院，来补此前为伸父冤而东奔西走、南北颠簸所造成的“无暇更理经生之业”（《思旧录》）。
当年，黄宗羲送父北上自赴牢狱途中，途经绍兴时，刘宗周为好友黄尊素设宴饯行，席间，黄尊素教诲黄宗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并让他拜刘宗周为师。
此时，夙愿终成。
在蕺山门下，黄宗羲全面接受念台先生的“慎独”之学，致力于研究程朱理学，重溯阳明心学原典，将之融会贯通，发扬光大。
绍兴证人书院，为刘宗周讲学以校正王学末流之所，一直到他公元一六四五年以身殉国，绝食而死，这里始终讲道论学兴盛，八方学子辐辏，被时人誉为人文渊薮。
此时，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讲学于证人书院，二人为学主张完全不同，因而也在证人书院形成了两股学术潮流。陶奭龄宗王学末流，援儒入释，经常与弟子“授受皆禅”。黄宗羲对此强烈反对，认为陶奭龄之学是对正宗王学的歪曲，“姚江之绪，至是大坏”，而刘宗周才是正学。于是，他以青年学生领袖的姿态发动学潮，约集“吴越中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聚集在刘宗周坛下，斥枉主正，驱陶尊刘，最终将陶氏赶将出去，使得刘氏的“慎独”学说在证人书院得以独传。
崇祯三年，黄宗羲到南京入场屋参加科考，落第之后，他愈加懂得“科举之学锢人生平”，于是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发奋攻读经史，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他还遍涉本地藏书楼，广泛搜读诸子百家书籍。
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记载：“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出经入史，广采博涉，黄宗羲学问由此大为精进，“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而且，此时经黄宗羲亲自执教的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也并有学名，得到时人称颂：“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刚烈，勇武，聪慧，好学，构成了少年黄宗羲的整体素描。
三.
明末江南，一帮年轻的读书人，集体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的现状，为共济时艰，切磋学问，砥砺品性，他们举着“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的共同主张，走到一起，名曰复社。
这个正直的青年学人集团，不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还带着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君子后继者自任，提出“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他们聚会的场面，盛况空前，衣冠盈路，声势遍及海内。一时间，如陈子龙、吴伟业、冒辟疆、侯方域、顾炎武等当时的青年俊彦，齐聚复社，人文炳焕。
自然，有着强烈报国济民思想，多方结交，又有着广泛社会知名度和影响的黄宗羲，很快走进了复社，并成为其重要成员。
其时，阉党残余势力时刻准备死灰复燃。虽然早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年之时，明思宗即钦定逆案，将阉党分七等定罪，前六等“俱处以流放”，末等则“冠带闲住”。但其余孽仍广有人众，时刻蠢蠢欲动，准备在蛰伏中伺机反扑。
尤其是温体仁入阁成为首辅，更给阉党余孽带来了希望，“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旧案、攻东林”（《明史·；温体仁列传》）。
阮大铖即是眼巴巴阴冷“日望”中的一员。当李自成侵占安徽，朝中宦官势力重振，逆案余孽奔走相告时，身在南京的阮大铖异常活跃，准备东山再起的他，主动向复社成员们示好。
刚肠嫉恶、奋发有为的年轻复社成员们，不但不理会阮的讨好，反而联名书写声讨阮大铖的檄文《留都防乱公揭》。
复社成员当时主要有二：一是东林党的子弟，一是天启遇难者子弟。东林党子弟公推顾宪成之孙顾杲，天启遇难者子弟公推黄宗羲，由他们两人带头在檄文上签名。
《留都防乱公揭》直陈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罪状，无情揭露其“阴险叵测，猖狂无忌”本性，并大义凛然地表达复社同志“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决心。
此后，黄宗羲还在秦淮河畔桃叶渡集会，“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在嬉笑怒骂中，尽情鞭挞其恶劣行径。体无完肤的阮大铖，为此“杜门咋舌欲死”，躲到南京牛首山弘觉寺中达数年之久。
这世上，最不可得罪的就是小人。这个道理，黄宗羲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真切地品啜到。
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天崩地裂，乾坤颠倒。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在煤山“自挂东南枝”，明朝宣告寿终正寝；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五月，多尔衮问鼎燕京。
京师沦陷后，黄宗羲跟随老师刘宗周到杭州招募义旅，图谋复明之计。五月，马士英与史可法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官复刘宗周原职，黄宗羲随老师又辗转来到南京。而此时的兵部侍郎，正是与马士英沆瀣一气的阮大铖。
咸鱼翻身，他终于等来了一雪南都之耻的时候。
像当年为东林士人写恶毒的《点将录》一样，阮大铖又编撰出一本《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按图索骥，根据当年《留都防乱公揭》上的一百四十位签名，逐一捕杀复社志士。
抱着匡扶明室大志的黄宗羲与顾杲锒铛入狱。黄宗羲的母亲闻听此讯后叹息道：“难道王章妻子和范滂母亲的苦难命运要集吾一身了吗？”老太太在悲叹，先前失去了丈夫，难道这回又要失去儿子了吗？
感谢清军！在阮氏的鬼头刀尚未落下之时，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垮塌，黄宗羲这才得以全命，踉跄而归。晚年的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讥讽地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
而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奔走国难生涯，对黄宗羲来说，这才刚刚开始。
四.
晚年的黄宗羲在《南雷余集·；怪说》中自道：“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逃离险境后的纸上回忆，永远是安静而褪色的，即便是当事人，也因走过种种绝望之后的绝处逢生，已然没有了经历时的那种惊魂未定，气喘吁吁。
让我用尽量简洁的语言，来复原黄宗羲这段命悬腰间、险象环生的岁月。
清顺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清军在攻下南京、苏杭之后，重申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惨烈的“嘉定三屠”就发生于这年。
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及其野蛮屠杀，激起了江南尤其是浙东人民的强烈反抗。孙嘉绩、熊汝霖在余姚，郑遵谦在绍兴，钱肃乐、王之仁在宁波，纷纷举起义旗，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黄宗羲与弟弟宗炎、宗会也积极响应，纠集故乡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世忠营”，投入到抗清大业之中。
而鲁王朱以海政权，为了与唐定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争夺正朔地位，彼此相互提防，各自为保存实力，对清兵实行保守抵御策略。浙河兵溃后，黄宗羲率残部遁入四明山，意欲结寨固守，抵抗清军。后因山寨被烧毁，宗羲无所归，清廷又屡次发令通缉，于是携子弟暂时避难于化安山中。
顺治六年，黄宗羲闻鲁王漂泊在健跳所一带海面，当即投奔行朝。此时，从陆地退到海上的行朝君臣，其凄惶落寞之相惨不忍睹。黄宗羲在《行朝录》中记载：“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
生活的艰难不算什么，真正的困难是内斗。此时，流亡朝廷的朝中大权尽归专横跋扈的张名振，“文臣稍异同其间，立致祸”。身为流亡政府左副都御史的黄宗羲，无所施展，每天只是与礼部尚书吴锺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而清廷这时饬令各地登录前明不降顺者家属名单，准备搜捕。由于担心家中老母安全，黄宗羲上呈告辞，更改姓名，潜逃家中。
同年十月，鲁王从海上转移到舟山，再召黄宗羲回行朝。这年冬天，黄宗羲奉命东渡扶桑，前往日本长崎乞师，未果后失望而归，隐姓埋名于山中。
但黄氏三兄弟抗清复明的努力，却始终没有停止。“自是东西迁徙无宁居”，所居之所，“江湖侠客，多来投止”。在清廷不断张贴缉拿令时，他坚持不懈地从事着匡扶明室的地下工作。就是在这颠沛流离中，他相继失去若干亲人，真正做到了为国毁家纾难。
为躲避清朝抓捕，黄宗羲和家人四处奔亡，而且“无年不避，避不一地”（《避地赋》）。《山居杂咏》就是他在顺治十六年躲避化安山时的作品：“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读之，真如他所说，有横身苦楚、淋漓满纸之欷歔。
这一切就像个梦。辛劳一夜，醒来后却两手空空，两眼空空。
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最后一支南明政权——永历政权覆灭。自朱元璋赳赳开国，到永历帝苦苦挣扎、苟延残喘至此，享祚二百九十四年的明王朝一去不复。
明统既绝，长灯熄灭。心中的理想倏然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被大风扬起，只能无奈地看它渐飘渐远。
捏着绳头呆呆发愣的黄宗羲，彻底绝望了。这年他五十二岁。
那就将故国埋在心中吧，只用热泪来时时祭奠。
五.
钲鼓已经息鸣，大地重归平静，一切从此安定。
黄宗羲的人生由之也发生巨大转变。《清史稿》如此概述：“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
他的弟子全祖望说：“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这本书，就是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对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的《明夷待访录》。
这是一部反对君权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充满启蒙思想的名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民权宣言，比欧洲思想启蒙主义大师卢梭的《民约论》早一百多年。
在这部书中，黄宗羲面对中国三千年以来的专制夜空，投去自己光柱般刺眼的发问：
《原君》篇中，他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篇中，他指出臣之责任，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在《原法》篇里，他指责君主专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在《学校》篇里，他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他设想的未来学校，类似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媒体力量和议会，“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
一条条闪烁着民主思想光芒的言论，透露着黄宗羲主张君主立宪，加强社会平等，扩大社会对执政者监督的民权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并非受西方思潮影响，而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独自沉思得来，又独自猛然而发，因而更显难能可贵。
这部充满思想启蒙的著作，很快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到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共倡民权共和，遂以此书为旗帜，“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宗羲的民权思想，甚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到今天仍有余绪。
一个思想家的一次轻微吐纳，会波及遥不可知的未来，在那里形成飓风狂飙。这就是思想者的力量。
公元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以撰著《明夷待访录》为标志，黄宗羲彻底结束了他的枕戈待旦、振力回天的反清复明斗争生涯，开始了他毕力著述讲学的晚年生活。
其实，即便在匿名奔亡、隐身流窜的艰难日子里，他仍然著述不断。
真的难以想象，就在一心为抗清复明缩居山坳或漂泊海上之时，黄宗羲竟然写出了《易学象数论》、《留书》、《监国鲁元年大统历》、《授时历故》、《勾股图说》、《测圆要义》等大批广泛涉及天文、历算、数学等等领域的学术专著。
现在，掸去书桌上厚厚的灰尘，将学馆的门窗打开，他要以明朝遗民的身份，采取不合作、不入仕的非暴力抗拒姿态，选择黄叶林下读书授徒的方式，在其中安顿自己流血的灵魂。
这不是黄宗羲一个人的选择，与他并称为“清初三大儒”的孙奇逢、李颙也是走的这条路。
孙奇逢，在崇祯年间率领自家亲族，走上箭矢如蝗的城头，与清兵激战。明亡后，他讲学于苏门山下白泉书院，弟子均抱用世之才，但俱有脱尘之想，坚不出仕。
李颙，以遗民自居，虽清廷屡次以“隐逸”、“海内真儒”、“博学鸿词”征召，但他一概坚辞不就，后来他应邀主持修复后的关中书院讲会，开讲之日，万人空巷，“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
拒不合作、耿介特立的他们，能得到统治者自我解嘲的宽容一笑，然后享有自己的自在与安谧，这要感谢大清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政策。
《清史稿·儒林列传》说：“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
这句话也太简单了。
与敌视汉文化，对儒生尤为憎恨，捉到即杀，而且曾切齿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的努尔哈赤相比，他的子孙无疑要慈善、宽容很多。或出于国家统治需要，或出于真心喜爱，多尔衮、顺治帝积极推行满汉合作政策，纷纷对汉文化表达了巨大的倾心。
入关以后，满清很快就恢复科举制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为笼络汉族士人，表达崇儒兴学之意，清廷还以优抚宽大政策，征召“遗隐”，广泛求访民间贤达。
到了康熙这里，更上一层楼，他不但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他自己甚至还以“儒学领袖”和“天下师”自居，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将治统建立在道统之上，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因此，南巡过曲阜时，康熙亲谒孔庙，召集儒生，讲论经义，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并为历代儒家宗师建祠立坊，以示荣宠。他还高度赞扬朱熹：“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称赞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
恢复明朝被毁书院，纵容并褒奖明朝遗民自由讲学，也是康熙对汉文化充满脉脉温情的政策之一。
六.
黄宗羲的身影再次忙碌起来。
在公元一六六三年到公元一六六九年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黄宗羲讲学的足迹遍布余姚、语溪、越中、海昌、甬上等地。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记述：“东之鄞，西至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
又是脚步不息，仍在游走四方。
但与先前奔赴国难、积极抗清的奔走与逃亡完全不同，现在的他是应邀讲学，祖述尧舜，阐发大道。
这个大道，就是将流于游谈的儒家学术，回归到经典与史籍本身。他想告诉天下学人，只有通过参研经史，以史证经，获得历史变化的规律，然后才能运用到当下，最终求得经世致用的功效。
黄宗羲的学术出自刘宗周，宗于王阳明，但又不同于二者，这就是《清史稿》中所言的：“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不再高谈性命，而是具实求本，自经术中获得理论素养，然后在史籍中获证，这是他学术的最大特点。
黄宗羲明确指出，此前学者已经走入误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他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在他门下，受业弟子必先穷经，尔后读史。“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
只有博大，才能精深，这是他的为学理念。
康熙六年，公元一六六七年，为表师门之学，黄宗羲在绍兴恢复自老师刘宗周公元一六四五年绝食而死后即已停办的证人书院，阐讲蕺山先生的气节与学问。在此期间，他怀着对老师的无比崇敬之心，编写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答董吴仲论学书》、《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宣扬“慎独”，提倡质疑，反对盲从。
次年，他到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原因是均为他学生的万氏兄弟、董氏兄弟等一大批优秀学子，就生活在这里。由此，黄宗羲的讲会得以交迭举行于两地证人书院。
自身的博学，带来了他授学的宽泛，同时也使得讲坛上的他，有着更为开阔的思致和超越时代的认识。
在讲授儒家经典时，他主张跳出章句，追求切身之用。他告诫学生：“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
除了《四书》、《五经》及历史之外，他还传授天文、地理、数学、文学，针对国人莫解，更拒绝接受的欧洲数学勾股定理，他说：“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
黄宗羲悉心传授他们“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使得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瑫、董允林、万言等众多弟子，“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在他广博学识的哺育之下，这里人才涌现，蔚为大观，最终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学生为主力的儒学浙东学派。其流风起于浙东，余韵响及全国，最后绵缓传至乾嘉，直到晚近，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七.
极力崇儒尊孔、笼络汉族士人的康熙，一直带着崇敬而又失落的复杂心情，远远注视着这位民间文化领袖。黄宗羲的渊博学问与宏富思想让他钦佩有加，黄宗羲的自立圣朝之外，不肯归化驯服，又让他心有不甘。
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延揽人才，黄宗羲收到来自燕京的一首寓意深婉的诗。叶方蔼代康熙向黄宗羲递来橄榄枝，表达“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之意，希望他“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邀约他从烟霞孤舟的隐逸生活走出来。黄宗羲依其韵回诗作答，称自己“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用“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坦承义不仕清之志。
次年，朝廷命叶方蔼与徐元文监修《明史》。叶方蔼再次向康熙极力推荐黄宗羲，康熙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托病力辞。他在写给叶氏的信中道：“昔闻首阳山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吾遗子从公，可以置我矣！”言下之意是，你若硬逼我改伯夷、叔齐之志，那我只有死路一条。此时任职在清廷的黄氏弟子陈锡嘏向康熙说，老师的秉性我知道，如若再硬性征召，他肯定会自尽。后来，黄宗羲专门致信弟子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喜兄之知我”，如果让自己“待诏金马”，那只能“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又退而求其次，说：“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徐乾学代为力辞，说黄宗羲必不可致。在知道黄宗羲“必不可致”后，康熙“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既然不能当面请教，就让当地官员前往黄家抄写老先生的史作，送京观瞻。康熙为之叹息道：人才难得！
对比一下明清两朝帝王，能不这样叹息吗？为之常年坚守家中，持贞待之的丈夫，却是个视己如弊履，整日在外寻花问柳的混账；而珍视自己，屡示爱意与温情，自己又拒不接纳的对方，却是个品行一流的君子。时间久了，在切身感受与鲜明对比中，再坚贞的女人也会动心。
清朝的重儒倡道、体恤士人的系列文化政策，以及康熙对汉文化的热诚，对明遗民的荣宠，尤其是对自己的格外尊敬，这些都不会不在黄宗羲的心中留下认同与肯定。时间是可以冲刷仇恨的，而温情则会积淀好感。
一个微妙的变化在悄然发生。黄宗羲拒绝赴京参加修史后，在写给他人的信中这样说：“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此时他的笔下，清统治者已经是“圣天子”了，而在写作《明夷待访录》时，他笔下还是一口一个“夷狄”、“虏酋”。
可以看出，他心中的壕沟在渐渐填平，态度也在从生硬向和缓过渡。
拒不与清廷合作的遗民之身，自己仍然要守，但黄宗羲已经不再拒绝弟子走出校门，走向他曾经不共戴天的敌方阵营。
康熙十八年，徐元文、叶方蔼征聘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万言进京修史。黄宗羲支持万斯同北上，但送行时赠诗以告：“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万斯同入京后，遵从师诫，只以徐氏门客身份，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参史局。后来，黄宗羲又同意儿子黄百家到明史馆参与修史。他心中的坚冰已然融化，只是自己仍不肯承认。
黄宗羲虽不应史馆之聘，实则却成为《明史稿》的幕后总策划。在千里之外的浙东，他遥控整个修史工作，“虽不赴征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遗书，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适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遂去之”。
而且参与修史的馆员，基本上全是他的学生，编写中每有疑难，都咨询于他，由他决定。其中的《历志》经他审定定稿，《地理志》则基本上采用他的《今水经》。一部《明史稿》几乎处处可以嗅到黄宗羲的笔墨味道。
建立在《明史稿》基础上的《明史》，因史料丰翔，体例严谨，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备受史家好评。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宋、辽、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黄宗羲功不可没。
八.
他为什么如此汲汲用心于修《明史》的工作呢？
前面说过，这出于黄宗羲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但这个理由尚嫌纤细、微弱。更重要的是，此举基于他秉持的一个学术观念——国可亡，史不可亡！
黄宗羲在送弟子万斯同赴京修史前，赠他一首《送万季野北上诗》：“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那是修史前对弟子的殷切寄托。在《明史》修成之后，黄宗羲又在《历代史表序》中慨叹：“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在黄宗羲的内心中，他以深悉“元兴亡之故”、聊备修史者咨询顾问的元末历史学家危素自居，要为故国保存遗史，而这也正是以遗民自居的文化坚守者的共同心声。同时代的王夫之就认为，遗民的不可替代的生存意义，首先在于保存故国文献：“士生礼崩乐圮之世，而处僻远之乡，珍重遗文以须求旧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
正因为如此重视留存历史文献，黄宗羲才一再叮嘱学生万斯同：“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勿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话中所深曲隐衷的，就是要借编修《明史》，报效先朝，为故国留存永远的历史文化。
也是同样的原因，黄宗羲一生中，史学著述极为宏富。他先后撰著编写了《明史案》、《明文海》、《行朝录》、《弘光实录抄》、《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此外，他还撰有《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今水经》；《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二十余种自然科学著作。《清史稿·；儒林列传》中说：“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
而他的有着里程碑重要意义的千古名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不仅首创了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而且确立了“一本万殊”为指导的学术史观。前书由他一手完成，后者经他发凡起例，在完成十七卷谢世之后，由儿子黄百家与学生全祖望补写而毕。
《明儒学案》面世后，学者对之推崇备至。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学者汤斌称赞《明儒学案》：“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
对他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佩服万分，他致信黄宗羲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当时的名学者邵廷采在研读黄宗羲的《乾坤凿度》、《易学象数论》之后慨叹“望而不敢即”，将他评价为“一代学者宗师”。
康熙三十四年，公元一六九五年八月，病榻上八十六岁的黄宗羲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临终前四天，他给孙女婿万承勋写信道：“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他留下遗嘱：丧事从简，死后即“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学生全祖望认为老师这样做，“盖自以遭家国之变，期于速朽，而不欲显言其故也”。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既阅沧海、趋变博观的一代宗师，在他，死已无苦，一切自是无挂无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