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纪之末，西方涌现了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以笔为旗，抨击教会，反对专制，呼唤民主与科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
而在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则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启蒙思想家，他们批判言虚务空的王学末流，排斥理气性命玄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经世致用之学，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学术革命。
在法国思想启蒙者的阵营里，以充满科学思辨的客观事实，直接对抗《圣经》，向被膜拜的经典进行挑战，进而动摇了人们长久笃信不疑的神权意识的，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刺穿蒙昧、破枉立真的利器作用。
在中国思想启蒙者行列中，以刀削针剔，条分缕析之法，对向来被人们奉为神圣的儒家经典进行证伪，进而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让人们不得不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奉为至宝的儒家经典全面质疑，开启晚清思想启蒙之门的，则是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前者指明《古文尚书》纯系伪作，后者则揭露宋儒高举的“理”、“气”大旗完全是误请来的道家之神，属于穿凿附会。
将信仰对象变为研究对象，将虔诚的膜拜变为思辨性的审视，这就是阎若璩、胡渭远远超越书籍文本意义的卓荦贡献。
梁启超先生说：“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诚如梁任公所言，阎若璩、胡渭的学术之功，不仅在于辨明具体经典的真伪与源流，更在于从思想根柢上引发了知识界的极大震动。自其破暗之后，人们开始懂得，要摆脱宋明理学所带来的文化危机，那就必须穿新鞋，走新路。从而，以实证考据为显性特征的乾嘉汉学便呼之欲出了。
阎若璩、胡渭，上承黄宗羲、顾炎武，下启惠栋、戴震，成为清代考据汉学的先驱，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发轫意义。
一.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其祖上因“世业盐荚”而侨寓于江苏淮安。生于明崇祯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
其祖父阎世科，为明万历年间进士，曾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
父亲阎修龄，虽是盐商，但风雅博学，以文学词章名世。明亡之后，他隐居于白马湖，朝夕饮酒赋诗，四方名流咸集其门。后来，他还组织了望社，聚拢了如傅山、杜濬、倪天章等一大批名流贤达，每日飞觞拈韵，醉倒花前，放怀自任，于世泊如。在孩提时的阎若璩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幅如此美好的画面：“余幼时，每侍家大人与诸名宿语。”
渊源的家学，殷实的家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家庭氛围，这些都使得阎若璩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
与直到九岁还不能流利说话的爱因斯坦相似，幼年的阎若璩体弱多病，患有口吃，而且反应迟钝，领悟能力极差，他自己都说：“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
但他却能将勤补拙，孜孜不倦，发愤读书。读书时，常将书开编拆散，每读一页，即将此页用糨糊粘贴于几背，背熟以后即烧掉，以示牢记于心，终身不用再读。他不但不满足于熟记，而且喜寻根究底，反复深思。一直到十五岁那年的某天，他“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豁然开朗，从此茅塞顿开，变得聪颖异常。
东汉创建者刘秀，年幼时暗自立志：“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阎若璩没有这等务实而庸俗的人生目标，他只想成为一代学识淹通、广闻博知的学术宗师，他集陶弘景、皇甫谧名句，撰写下一副对联，张贴于房柱之上以自励：“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也是自此之后，他博览群书，纵观经史，学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当地一帮知名学者，开始纷纷与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在他周围，俨然形成了一个砥砺学问、探研经史的小小学术中心。海内名流过淮河者，皆专程登门，与之交游。
公元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阎若璩游学京师，旋即改归太原故籍。此举的出发点，大概像今天的高考移民。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山西，通过乡试应该更容易一些吧。聪明而又颇有能力的家长，总会为了儿女的未来大耍手腕，不遗余力，古今一例。
但令阎修龄深感遗憾，也令阎若璩深感沮丧的是，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怀才不遇的阎若璩多次返回太原参加乡试，却都名落孙山，始终失意于科场。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收获，却还是有的，而且很大。正是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改变了阎若璩的一生。
多次游历山西的途中，长久坐拥书斋的他，得以置身于广袤的山川之间，将脚步和视线拉得很远，由此耳目为之一新，大开眼界。在对山川风物进行深入实地考察的同时，于不自觉间，阎若璩将行走在路上亲眼见到、亲耳聆听的见闻，与书本知识进行比照，然后产生了全新的发现与认识。
其实，这条知与行相结合的为学之路，正是大儒顾炎武先前走过，而且证实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通衢大道。
泰戈尔说过，聆听窗外小鸟的啁啾，与在书房里阅读书籍有着同等的美妙，而且不可替代。透过这扇打开的窗，阎若璩真切无比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可替代的美妙。
比如，他就是因此而对孟子有了大胆的质疑。他说：“孟子言读书当论其世，予谓并当论其地。少读孟子书，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长大亲历其地，方知故滕国城在今县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去仅百里，故朝发而夕至。朝见孟子，而暮即反命也。”
不亲临此地，是不会有这样的发现的。
多走，多闻，多见，多思，始终将脚步与书本彼此参照，由此，不仅增长了旅途见闻，更厘清了书本知识，使得他渐渐深入地理之学，如山川形势，州郡沿革等。此间，他考察并研究了晋祠以及并州、绛州、曲沃等地的文物古迹，将书本与实际相结合，旁参互证，探赜掘隐，多有其独到之见。
但他最大的收获，却是在太原结识了两位著名的前辈学人。他们是坚持苦节、不入时流的一代硕学名宿傅山和顾炎武。
应该说，他与傅山的交往很早就起于孩提之时的家中。但那时他还是个黄衣童子，不可能与傅山有学术上的交流，此时相见，两人却成了忘年之交，相互讨论《左传》，切磋学问，考辨金石之学。
傅山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经子齐观”论，启发学者摆脱经学束缚，将史学与经学并重学习研究。清初学者或对理学进行反省，或由理学直接反归两汉经学，但只有傅山对经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经尊于子的传统观念是一种“鄙见”：“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因为事实上，“孔子、孟子不称为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见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所以他得出结论，“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霜红龛集》）。
傅山这振聋发聩的论述，一定也深深启发了阎若璩，使他对经书的认识，不再是放在盲目崇拜的位置，而是将之列为研究的对象。从而，他大胆冲破了前人的思想牢笼，非先儒、议经典，这才最后完成了针对皇皇巨著《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
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仍是在太原，阎若璩遇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天下，所至之处尽结贤达，考察自然山川风俗、社会疾苦利病的一代学宗顾炎武。
此时，已值花甲之年的顾炎武，已拖着疲惫的身躯游历完大半个中国，他正口吟着“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前往华山之阴，将那里作为此生的终老归宿之地。
一个刚刚出发的年轻人，一个结束行程的老年人，两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就这样在太原的傅山家中见面了。
相见之下，阎若璩的学识与见解，立刻博得了顾炎武的极大欣赏。虚怀若谷的顾老先生甚至当下掏出自己的《日知录》，虚心向阎若璩求教。阎若璩也并不客气，当场为之改定数条。而作为清学开山之祖的顾亭林，竟对他所改之处心折口服。古之学者的虚怀若谷、当仁不让，尽显其中。
纪昀后来说阎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之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是的，就连顾炎武都对之口服心折，阎若璩于考据方面的学力之深湛，可见一斑。
二.
抱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的为学态度，他走上了朴学之路。
与道学或心学不同，这是一条建立在严谨考据之上的艰难治学之路，需要出今入古，上下求索，穷尽典籍，钩稽考证。
阎若璩自二十岁开读《尚书》，就怀疑《古文尚书》是后人伪造的古籍。《清史稿·儒林列传》说：“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为解释《古文尚书》之疑，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他查检大量的经籍资料，博引众说，反复钩稽考证，做到“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常常的，为寻找一条疑问之处，需要查阅几十本书籍，“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
最后，阎若璩终于撰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此书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用翔实丰富的资料和严密有力的论证，断定《古文尚书》为伪造，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疑案，至此水落石出，他也最终因此学术成果成为清代考据学第一人。
每一个大师的出现，都是踩着其他巨人的肩膀走来的。在考据学这条路上，阎若璩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
最早，他受业于清江浦吴一清，是吴一清为他开启了这扇门。
吴氏专门教授经史考据之学，所据读本是邵宝的《简端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应该说是吴一清的治学之法，将他引入了考据学的门径。
其后，是黄宗羲引领阎若璩登堂入室。
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质疑，直接受到了黄梨洲的指导。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中有记：“《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徵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古文尚书疏证》写成之后，阎若璩请黄宗羲为之作序，黄梨洲在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此书“取材富，折衷当”，“可以解史传连环之结矣”。
阎若璩的学术思想，还深受傅山及顾炎武的启迪。
在《移寓诗》注中，阎若璩就记道：“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伪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此事。”在《古文尚书疏证》中，他也多次提到受顾炎武的启发：“顾宁人言古人经史皆系写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携，一时用事之误，自所不免”，“顾炎武宁人告予，当觅宋版翻刻以颁示学官，甚盛心也”。
此外，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姚立方，曾著《伪古文尚书》，阎百诗对他的研究也甚为称道，赞其发现“多超人意外”，喜欢之极，抄录了他许多辨伪观点于自己的《古文尚书疏证》中。
兼收并蓄，广纳百川，江海乃成其大。正是对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积极吸收，融会贯通，再加之自己精于考据，研究方法精湛独到，最终形成了阎若璩成为清代考据学先锋的巨大成就。
作为一个学者，质疑精神是永葆学术生命活力的源泉。
阎百诗在读书时，每遇有疑义，则反复穷究，追根求源，必得其解乃已。他曾对弟子说：“曩在徐尚书邸夜饮，尚书云：‘今晨直起居注，皇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处，当时不能答。’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语出何书耳。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以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破开州蛮，俘擒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
不放过蛛丝马迹，善于追问，精于考索，发幽掘隐，这是他的学术特点，也是他为学的方向。
他认为：“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方法很简单，就是要追本溯源。为此他得出结论：“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
他的儿子后来回忆乃父治学情境时说：“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
在儿子的眼里，父亲阎百诗是整日埋在书籍之中的。桌上书籍盈案，时备检索。为写一条所得所悟，而动用数十种书来参证，搞得侍侧的书童都头目为眩，而他本人则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已”。
正是如此，后来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戴震，才无比服膺地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
梁启超也赞佩有加地说：“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
大道广深，惟精惟能！
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鱼虾，其颇深者见鱼鳖，其尤深者见蛟龙”。阎若璩用他的治学方法告诉后人，怎样才能见到蛟龙。
三.
阎百诗一生的著述却并不宏富。
统计一下，除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也就是《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闲学纪闻注》二十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而且在这些著作中，毛病也是不少。如《四书释地》，明明说的是解释地理范畴问题，中间却夹杂了大量无关的探讨。再比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证了一大堆，推来敲去，反复论证，最后依然没有给出孟子出生与死亡年月的确切答案。
其实，完全不必撰著别的什么，仅一部《古文尚书疏证》，便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学术史上辉煌的宗师地位。
如同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阎若璩通过自己的考据，石破天惊地向人指出，自西晋以来所尊奉的《古文尚书》，并非儒家原典，而纯系一部伪作，这是何等地让人吃惊！
先来简单说一下《尚书》及其流传过程。
《尚书》，或曰《书经》，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也是每一个皇帝的治国依据。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的半部上古史。《古文尚书》真伪的连带反应是《尧典》、《舜典》、《禹贡》这些篇章的真伪，因而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夏商周的时间断代。
孔子晚年退归书斋，整理古代典籍，将自尧舜至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一百篇编成《尚书》。
秦始皇颁布《挟书令》后，所有典籍均焚于大火。至汉文帝时，经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下《尚书》，共二十九篇，此为《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鲁恭王在扩建王宫时，于孔子故宅墙壁中，发现了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另一部《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经孔安国整理后献给朝廷秘府，篇目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
汉代时将儒家“五经”确立为太学教科书，为了保护它们不再丢失，公元前一七五年有了石刻经书，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宣布将经书作为整个国家教学的基础。公元前一二四年，“五经博士”被任命，他们在太学之中分别教授“五经”中的一门，这一举动标志着经书经典化的完成。
然而，在后来西晋的“永嘉之乱”中，曾被短暂立于官学，后来即被抛弃的《古文尚书》全部散轶，消失在战火之中。直到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忽然向朝廷献出一部《古文尚书》。这部《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且有孔安国所作的注。
到了唐代整理古代典籍时，陆德明以梅赜所献本为根据作《经典释文》，孔颖达又据之作《五经正义》。此后，在长达上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部梅赜版《古文尚书》便为世所重，成为后世一切刻本的源头，为全社会所信奉，一直延宕流传至清初。
自唐宋到明清以来，不管是皇帝经筵进讲，还是开科取士录选人才，抑或民间蒙馆课读讲授，全以之为依凭的这部儒家经典，现在，阎若璩忽然站出来，指出此书系伪作，这如何不令人惊骇异常呢？
最致命的是，如果阎若璩的说法没有错误，那么就说明，集体以之为“性”、“理”理论根据的整个宋明道学家们，所说完全无凭，全系空穴来风，整个道学体系也将因失去理论依据而轰然坍塌。这无疑是学术与思想界的晴天霹雳，既振聋发聩，又耳目一新。
然而，阎若璩考据翔实，逻辑严密，逐条指出《古文尚书》的自相矛盾之处，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指明它伪在何处，荒唐在哪里，将之彻底揭穿。他在《古文尚书疏证》中，从《古文尚书》的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读句、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的异同等多个角度，对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与考证，引经据典，一一陈出其矛盾所在、病阙之处，最后得出结论：这部书是一部“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的伪书。
经他“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古文尚书》疑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四.
在他之前，不是没有人对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产生过怀疑。
最早的是宋代的吴棫、朱熹。朱熹怀疑《古文尚书》的理由却很牵强，他觉得《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这似乎大不该。
后来，元朝的吴澄撰著《书纂言》时，只注《今文尚书》，不注《古文尚书》，隐隐约约对之有怀疑，但也只是认为后者乃晋世晚出之书。再之后，明朝的梅鷟著《尚书考异》，明言东晋《古文尚书》是伪书。到清初，黄宗羲也对之有怀疑，所以写《授书随笔》给阎若璩，将自己的疑虑提供给后者，助其研究。
但也仅仅这几位而已。
即便是上述学者，他们对《古文尚书》的态度，或将信将疑，或因疑而弃，或断定为伪，但都没有再往前跨出一步。而是将这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交给了引经据典，搜古钩沉，用考据之法来实证其谬的阎若璩。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局限于思想上的自我禁忌。
韩愈曾经这样说过：“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即使是一块顽石，倘若人们恭敬地将之摆放在神案之上，而且世世代代去敬奉膜拜，这块石头也会在人们心头产生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
《古文尚书》在长达上千年的岁月里，始终占据意识形态主流位置，被奉为儒家经典，它更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高高凌驾于人们头顶，置于思想当空。这使人不敢轻易怀疑，即使有所怀疑也是小声嘀咕，不敢放肆议论，更不敢作学术上的深层次研究，生怕亵渎圣贤。
但阎若璩做到了，就像今天的我们将《圣经》、《道德经》、《论语》、《古兰经》、《金刚经》不是视为金科玉律，而只是看作一本前人写就的哲理书籍，当作一本可以随意批驳的油墨印刷品，那么它就会降低身段，回归到书籍本身。
阎若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冲破禁忌，推倒藩篱，“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
不盲目崇拜经典，以研究的态度对待神圣之物，而且言而有据，实而有证，使存疑者豁然开朗，使异见者无言以对。无疑，这是一种值得高度提倡的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由此，阎若璩开创了有清一代的疑古风潮。
五.
可让人诧异的是，作为大师的阎若璩，其人格高度与学术成就并不等肩，甚至还可以说，二者在他身上所表现的落差极大。
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朝廷诏征博学鸿词科，与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坚不应诏完全不同，阎若璩兴高采烈地前去应荐，但结果却是落选。
心有不甘的他，寓居于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在京城学界“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敬佩他的学问，将之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
其后，他参加了徐乾学领导下的《大清一统志》等史书纂修工作。这期间，阎若璩发奋蹈厉，苦探精研，终于在公元一六八八年完成了《古文尚书疏证》。因此书的面世，他声闻天下，名动九重。
然而，让阎若璩一筹莫展的是，紫禁城里还是始终没有传来要召见他的消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解散，五十九岁的阎若璩只好回到故乡。
他怀着“绩学穷年，未获一遇”的无限惆怅心情，百无聊赖地“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消磨岁月，排遣时光。但期待被当朝青睐，盼望从此平步青云的冀进求售之心，温度不减，依然炽热。
为此，阎若璩一直在苦苦等待，始终在寻找机会。
公元一七〇三年，康熙帝南巡江浙，六十八岁的阎若璩趁此机会进献颂诗，渴望得到最高统帅的召见。这招很灵，康熙果真因其献诗提出召见他，然而，又因为“以御舟行速，未果”。没赶上一睹圣颜的他，为此懊丧无比。
此后不久，此时尚为皇子的胤禛，正在收罗天下名士，因久闻阎若璩大名，他便写来手书，邀其入京。卧在病榻之上形销骨立的阎若璩，闻听此讯，不胜荣幸，欣喜若狂，当下就拖着六十九岁的年迈多病之躯，日夜兼程，赶赴京师。“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他那份洋洋得意，那份春风满面，可以想见到。
抵达京城后，他被胤禛以极高的礼节请至府邸，尊为上宾。
《道古堂集》一书记载：“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请，复至京师，呼先生而不名。身虽不显，而道则享也。”
《清史稿》中也说，他被“延人邸中，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
《阎若璩先生年谱》记述得更为详细：“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凡饮食、药饵、衣服及几研、陈设诸物，罔不经心，目击其经典。命太医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视，且曰：‘吾受益先生日正长。’”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迟了。这份尊荣于阎若璩而言，已然属于谢幕时分的鲜花与掌声了。不久，他便因病重而倒下。生命垂危之时，他仍不忘摆摆派头，让人“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辇之，移城外十五里”。他躺在车上，谈笑风生，虽然气若游丝，仍言笑自若。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〇四年，阎若璩死于京师馆舍。
六.
但，关于他人品的话题却依然袅袅，没有完结。
《四库提要》里说他：“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仇衅，颇乖著书之体。”这种说法很委婉，也很含蓄，但其实已是在指责他的做人了。
阎若璩历来被人诟病的，还不只是他的干谒求售，邀宠炫名，人们更多是指责他在著述之时的刻薄猥琐，谑浪笑傲。
《古文尚书疏证》面世后，阎若璩暴得大名。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学者毛奇龄，专门针对他作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与其力辩，指责阎若璩“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
关于这件学术公案，后代学者倒是态度鲜明，绝大多数人挺阎非毛。
毛奇龄的学问也做得很好，人却做得极差。他负才佻达，喜欢臧否人物，笔下经常有轻薄谩骂之语。而且为人好争、好胜，甚至不惜伪造典故以欺人，或造伪师承以乐大有本者，故而其学体系虽庞大，然缺少精准，更缺少学者应具的起码道德。在他的《四书改错》中，他曾将朱熹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后来当他闻听清圣祖要把朱熹升祀到孔子的大成殿，就又立刻偷偷将自己书籍的印版毁掉。
也许正因人品的原因，毛西河的《冤词》面世后，不但无损于阎若璩，反而使毛奇龄本人更让人不齿。大家纷纷认为：“唯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著《冤词》，专以攻击《疏证》，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
钱穆先生却不这样认为，他持论公允地说，阎若璩与毛西河均非端士，都属才奇行卑，他们二人在人品上“两无足取”，都不怎么样。“西河、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斥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
据钱穆考据，阎若璩后来根据毛西河的《冤词》所提出的批评，又重新全面修改了《古文尚书疏证》。这就说明毛的反驳有理且有力，但在修改后的《疏正》中，阎若璩“凡引《疏证》内容加以驳难者，都隐去姓名，而冠以‘或曰’”，闭口不提毛西河，“全不肯认是见西河《冤词》后所追改”。
这样，原来本是毛的《冤词》驳难阎的《疏证》，现在反变成了阎的《疏证》驳斥毛的《冤词》。钱穆说，这就是阎百诗作为考据家的不德。
七.
非常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位叫胡渭的考据大师。
他与阎若璩生于同时，长于考据，共同致力于文献辨伪与考订工作，一并推动清代考据学风渐渐形成。
胡渭，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一七一四年。胡渭十二岁失父，跟随母亲避乱于山谷之间，虽遭颠沛，犹手一编不辍。一生潜心于经史，犹精舆地之学。曾与阎百诗、万季野等共同加入《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晚岁时，他向南巡中的康熙进献《平成颂》和《禹贡锥指》，有诏嘉奖，召至南书房值庐赐馔，赐御书诗扇，并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
胡渭素习《尚书·；禹贡》，发现汉、唐、宋代学人于地理学多有疏衅、讹误。于是，他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异同，撰写《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对于山川形势、郡国分合同异、道里远近，一一讨论。
此书的面世，使得“古今水道山脉，条分缕析，聚米画沙，如身历目击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瞻，此为冠矣。”从而，这部著作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然而，给当时学术与思想界最大震动与影响的，还是他的《易图明辨》。
在《易图明辨》中，胡渭对于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封变象数等等，皆引典籍旧文互相参证，告诉天下学者，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旁分“易学”之支派，而非作《易》的根柢。
他指出，先天之图，唐以前书，绝无一字符验，只是突然出现于北宋之初的邵雍，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但宋儒也只是取其数之巧合，没有想到自古以来《易》的传承授受路数，所以，《易学启蒙》、《易本义》前九图皆延续了陈说，而考证于《宋史·儒林列传》，《易学启蒙》本属蔡元定所撰，并非朱熹自撰。至于《易本义》卷首的九图，实是其门人依附于朱熹名义而作。
此书围绕《周易》中的“太极”、“先天”、“后天”、“河图”、“洛书”等等概念，一一辨析其来龙去脉，逐个厘清还原。胡渭在搜罗爬剔的精细深入考证中，最后查明宋儒易理之河的根源，原来来自宋初的华山道士陈抟。
他在《易图明辨》中，用确凿的史载事实证明，陈抟读谶纬之书，出于道家修炼，演化成图，穿凿附会出一套性命论，辗转传至北宋的邵雍与周敦颐那里，混入理学体系。那么，邵雍、周敦颐所得，二程、朱熹祖述的一系列性理、天命观，便成了无根之木。从而，紧紧依附其上的宋明道统便被釜底抽薪，变得形迹可疑，宗主错认。
正是胡渭的揭伪指正、廓清辞辟，“河图”、“洛书”等种种矫诬之说，妖雾立收，不攻自破。
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所依托的根据却是《周易》，如此，人们终于明白，宋学只是宋学，孔学自是孔学，两不相干。自两宋传来的宋明理学，不管是周子的《太极图说》，还是朱熹的《易本义》，原来根本不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秉持的儒家原旨，只是夹带了道家私货的歪门邪道。
这便以实证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区别，使学者深信，欲求儒家思想真谛，那就得摈弃宋明理学。
和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正》一样，胡渭的辨伪工作对宋明理学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醒世作用和学术革命意义。
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说：“东樵之学，下下古今，穷湖究委，以求其是，析其疑。故于自来说经傅会变乱之弊，埽除几尽。治《禹贡》，辨《易图》，有功于经学最著。与阎潜邱之证伪《古文尚书》同称绝作。此其异乎专崇古义而不观其通者欤！”
万斯同对他的学术创树意义亦极为称道：“先生示以《易图明辨》，则《本义》之九图咸为驳正。采集之博，论难之正，即令予再读书十年，必不能到，何先生之学大而能精如此！以此播于人间，《易》首之九图即从此永废可也。”
正是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卓越学术努力，使得发展至清初的经学，开始实现转身，渐行渐著地向考据学方向演变。最终，到乾嘉时期呈现出汪洋恣肆之态，流光溢彩，奇葩竞绽。
是的，越过阎若璩、胡渭的头顶，向他们身后看——
以疑古、实证、考据为显性特征的乾嘉汉学，已经悄然兴起，在前方若隐若现，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