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标点符号
鲁迅是非常重视标点符号的。“五四”时期，鲁迅首先引进并推广了标点符号。
三十年代，上海有家书局，苛刻而悭吝，发稿子严格实际字数算稿费。鲁迅觉得事出有因，个中必有蔑视标点的因素，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次，他故意将送去的稿子既不划分段落，也不标一个标点，从头到尾连成密密麻麻一片，弄得书局编辑叫苦不迭，写信恳求鲁迅，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吧。鲁迅遂相机生发回答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把标点也算字数。”现在普遍实行标点也算字数的计酬法，庶几发轫于此。
鲁迅理发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由于工作忙，一个多月才去理一次发。
一天，鲁迅走过一家上等理发厅，就随意走了进去。理发师见他身穿灰布旧长袍，脚穿布底鞋，就拿起工具胡乱地剪了一通，不到十分钟就好了，但出乎他意料，鲁迅竟随手抓了一把钱给他就走了。理发师仔细一数，竟多给了他好几倍的钱！
过了一个月，鲁迅又去这家理发厅理发，正巧又碰到那位理发师。鲁迅还是那身打扮，却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招待。理发师又是递烟又是敬茶，足足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发理完。可这次又出乎他意料的是：鲁迅拿出钱来，认认真真地数清楚后交给他，分文不多，分文不少。
理发师问鲁迅，鲁迅答道：
“道理很简单，你上次给我乱剪，我就乱给；这次你给我认真地剪，我当然要认真给了！”
老舍的幽默
老舍是语言艺术大师，谈吐行文通俗朴实，妙趣横生，在生活中也不乏幽默。
冰心曾接到过老舍“告急”信：“我的烟快吸完了，但没有钱，你来这里的时候，别忘了，带香烟两吨。”老舍每写3000字，要吸七八支烟。他说酒可以戒，但“没烟简直活不下去”。要“香烟两吨”虽属夸张，但足见其焦灼渴盼的心情。一次，他和他的家人到冰心家作客。晚上，因房子太小，只得开地铺。老舍出主意道：“咱们抓阉吧，谁抓着了，谁就睡地上。”孩子、大人一听这话都乐了。斗室陡添无限情趣。
老舍很喜欢孩子，经常跟孩子们在一起玩。他喜欢交文友，也喜欢跟随文友的孩子交朋友。人们戏称他是“大孩子”。
老舍为吴祖湘的儿子小江写过一首小诗，诗云：“小江脚短泥三尺，初试新鞋来去忙；迎客门前叱小犬。学农室内种高粱；偷尝糖果佯观壁，偶发文思乱画墙；可惜阶苔着雨滑，仰天掼倒满身浆。”平日，老舍对那些没有什么重要事而又喜欢登门的来访者，有一套应酬办法：备好烟、茶、画报。客来后，他先说“请坐”，继而“请喝茶”，接着“请抽烟”，最后“请看画报”。客气的“四请”之后，他便进屋写东西去了。
26字的报告
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邀请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做好了详细记录的准备。谁知瞿秋白走上讲台只讲了二十六个字：
“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完走下台。全场愕然、沉寂，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晴天借伞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先生，人称“狂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但极具个性，评人论事，常能一语中的。民国二年，五国银行礼聘他任翻译。辜老先生早和银行打过交道，深知外国银行的底细。他有一个关于银行的比喻，可谓入木三分：“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一出，不胫而走，至今已成成语，收入《英国谚语》一书中。
梁思成“无齿”
有一次，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扬州做古建筑的维修问题的学术报告。演讲开始，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满堂愕然，以为他说的是“无耻之徒”。这时梁思成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后来在美国装上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是纯白色的，略带点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我们修复古建筑也要这样，不能焕然一新。”
“君子”与“小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要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行前，他的学生糜耕云设宴为大师饯行。
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
宴会伊始，张大千先生便首先举杯向京剧大师梅兰芳敬酒，并对梅兰芳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
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其意，忙含笑问：“此话怎讲？”张大千笑着回答：“你是君子--动口（指唱戏）；我是小人--动手（指绘画）。”张大千有意曲解名言，并巧妙地与双方各自的职业联系起来，极富幽默感，引得在座宾客无不开怀大笑。
金庸的开场白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校方要求他作一次演讲。大师认为自己是搞新闻出身的“杂家”，在北大这样著名的高等学府演讲不够资格。在正式开讲前，说了这样一段开场白：
“我刚刚从绍兴过来，在绍兴的兰亭，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那可不行，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写字的地方，我怎么能写？而他们不干，非要我写，于是我就写了一行：‘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是人所共知的成语，“兰亭挥毫”是大师眼前的实景，两者对仗工整而又谐趣横生，一语既出，全场活跃。
然而，说这段话，还只是铺垫。大师接着往下说：
“今天北大又让我在此讲学，又是一种怎敢当的心情，于是我又写了一行：‘草堂赋诗，北大讲学。’”“草堂”指杜甫有“诗圣”之称，“草堂赋诗”何等不自量力，再对上一句“北大讲学”，可谓境界会出。深厚功力，潇洒情怀，尽在这四句对仗之中。这段开场白，赢得了满堂彩。
刘绍棠论“变”
在当代文坛上，刘绍棠有“神童”之称。早在中学读书年代，他的作品便曾被选作教材。他十分熟悉农村生活，文笔优美传神，人物清新可爱。
在人生道路上，刘绍棠可谓经历过大磨难，然而他却爱党爱国，一片丹心，矢志不移。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更表现出可贵的政治热情。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刘绍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肯定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时，一位来自西方的某报记者问道：“刘先生，据我所知，贵国在改革开放中，引进了不少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一来，贵国不是也要变成资本主义了吗？”面对这一“挑战”，如果要正面答复，颇费口舌。刘绍棠文思敏捷，不愧为才子，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答道：“亲爱的先生，按照你的逻辑，你们喝了牛奶，不是也要变成牛了吗？”
“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
美国一所大学的演讲大厅里，中国当代女作家谌容的演讲，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她照例留下一点时间，接受听众的提问。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尴尬的问题：“谌容女士，听说你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请问，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如何？”谌容从容不迫。她笑着说道：
“这位先生的情报真灵通，我确实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我的丈大可是个老共产党员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和他离婚的念头。你看，我和共产党的感情有多深！”全场为谌容的机智热烈鼓掌。
刘半农“幽”冰心一“默”
刘半农和吴文藻为江阴同乡。
二、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北京任教，时相过从。一天，闲谈中，吴文藻夫人作家冰心提起了江南的一句俗语--“江阴强盗无锡贼”。这句俗语流行苏浙地区，冰心是福建人，未必知道，一定是从吴文藻那儿听来的，随意谈及，绝无使两位江阴同胞难堪之意，他们听了，一笑置之，毫不介意。
刘半农会刻图章。过了不多时，他刻了一枚图章送给冰心，冰心称谢不已。哪知一看图章，刻的竟是“压寨夫人”四字，她就想起了前些日子他们闲谈中她提到了的一句江南俗语：“江阴强盗无锡贼”，刘半农针对这句话特地刻了图章“幽”她一“默”。她忍俊不禁，失声而笑了，并为平白无故地得了一枚图章而高兴。
章乃器妙语揭贪官
章乃器是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1938年3月，应当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针对当时国民党官场上众多贪官污吏乘国难之机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铲除贪污”等四项重大措施。在下属的举报下，省教育厅长、建设厅长等一批有贪污劣迹的官员或被逮捕法办，或闻风而逃，但仍有少数贪官铤而走险，继续贪赃枉法。
有一次，省政府召开全体要员会议。轮到章乃器发言时，他突然语惊四座：“章某预言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中国人是打不死的。”众人问章厅长何以出此高论，章乃器指着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丘国珍，幽默他说道：“诸位请向丘处长请教，丘处长能使死人复生。”众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
此时，章乃器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花名册，说道：“诸君请看，花名册中的这些人都已阵亡，现皆已复生，此乃丘处长之功德！”原来，丘国珍将一些阵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册上报，自己借此吃“空额”。此事，原来一直无人知晓。有一次，章乃器到财务处查阅账本，有几位是报纸上公布的阵亡人员，遂找来阵亡士兵名录核对，于是真相大白。
钱钟书的幽默
大学者钱钟书老先生是位很幽默的人。
钱老80岁高龄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要给他祝寿，他坚决谢绝了。
他说，“增一岁当然可以贺之，减一岁则应吊之。一贺一吊，不是互相抵消了吗？”语言风趣而富有哲理。
钱老的小说《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他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
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坚决谢绝了。在得知被拍摄者会得到一笔酬金时，钱老笑了，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语言诙谐幽默而寓意深刻。
钱老的幽默语言是从钱老的心底深处涌出来的，如警句，似格言，从中可看出钱老的高尚情操，给人以鼓舞和鞭策。
幽默教授钱玄同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
“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六。”“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了都大笑。
于右任手迹
于右任是现代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字苍劲有力，别具一格，为许多书法爱好者所倾慕，常常求之而不可得。
一日，于右任发现自己的住处附近有人随处小便。
这样既不雅观，又不卫生。于右任回到家里，随手写了一张“不可随处小便”的字条贴在外面墙上。谁知过了一会儿，这张字条没了。
原来，有人发现字条上是于右任的手迹，喜不自胜，便悄悄地将字条揭起，拿回家将其剪拼成“小处不可随便”，并裱成条幅挂在书房里。
此人并将“小处不可随便”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马寅初的硬幽默
50年代的马寅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七十开外，身体很硬朗，虽无鹤发，但有童颜。
《新体育》杂志报道他，除了经常爬山，不管冬天夏天，每天早上都洗冷水澡。
第二个印象是人挺怪的。他请了李富春做报告，一开口，他并不尊称李富春为李副总理，也不平等地称他为同志，而是称他为“李先生”。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不是自称“我”．而是自称“兄弟”。在记忆中，这样自称的，在电影上、话剧里，大抵是黑社会分子，或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李富春开始讲话以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听人说，他的耳朵不大好。
又想到他是一个民主人士，解放以前和周恩来总理有很密切的交往，称兄道弟是家常便饭，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似乎只在学校的公众场合中出现，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很难具体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似乎距离非常遥远。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1956年百花齐放的政策才提出来不久，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教师在课堂上念讲稿。
他说一个教师花上50分钟，慢吞吞地念的篇幅，学生最多只要20分钟就看完了；一学期下来，他作了一个统计，光在一个课堂里就浪费同学多少生命。这篇文章，很是深入人心，同学们奔走相告。这样，我又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他和我的联系了。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他又慢慢从我的感觉中消失了。直到1957年5月，北大大饭厅前面出现了“民主墙”，大字报满天飞了，中文系的几个学生为出版一个学生刊物（名字叫做《广场》）在大饭厅与小饭厅之间竖起“救救孩子”的横幅时，他在人群中出现了，人们看到墙上有马老为《广场》捐助人民币500元的消息。这时，我不能不对他投去崇敬的目光。很可惜的是，几天以后，他的助理，宣布马老撤消了他的捐款，原因似乎是对于这个刊物“不大了解”。以我当时的想像力，完全可以推测出一定是有人对他施加了影响。他的形象，未免暗淡了下去。
过了一年，他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刊物《新建设》上发出来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与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毛泽东唱反调。后来就有一些学者对他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包括王亚南先生。但是他并不买账，继续坚持他的论点进行反驳。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1990年我在德国才看到一本著作，说他此时最大的压力是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做一个检讨过关，他痛苦地拒绝了），最后弄到学校里要开会批判他了。
由于他的地位和声望，起初，只在哲学楼的一个教研室里开了一个小会，通过扩音器把会场内的发言和他的答辩向全校广播。我记得我是半躺在校园里一个小土坡上听的。马老并没有服气，仍然平静地坚持他的观点，他那满口浙江官话，除了我，周围的同学几乎没有什么人听清楚的。凭良心说，马老也不是没有把柄。
例如，当时传为笑谈的是，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如果不节制人口，将来就要侵略邻国；又说，中国农村人口增长太快，是因为农村没有电灯。弄到后来，对他的批判发展到开大会大轰大嗡的程度。记得是由党委副书记冯定主持（有意思的是冯定自己在几年以后也挨了批判），很久马老不来，派人去“请”来了，他仍然是拿着一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底下就有人喊口号。
马老很镇静地说：我这个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现在天气并不冷，给我洗热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历史已经给马寅初以最高的赞扬，他的远见卓识已经得到举国一致的称颂。这也并不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