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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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文景“盛世”的真实性考察

《史记·孝文本纪》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盛世”的形成,似是说主要在于执政集团“德”之“盛”。杜甫《送重表侄王殊评事使南海》诗说贞观时事,有“盛世垂不朽”句,透露出唐人所谓“盛世”,亦直接表达对现世政治的赞美。杜牧《皇风》诗写道:“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所谓“仁圣天子”的成功,是因为“内兴文教外披攘”,一如“以德化人”的汉文帝。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盛世”与“衰世”相比,大略比较安定,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比较合理的政治原则,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完善社会秩序,而终于得以实现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白居易“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诗句所说,我们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盛世”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号称“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在“文景之治”之后创造另一“盛世”“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以合理政策“施行”“德泽”之外,也喜好妄自夸饰的政治虚荣。例如,贞观二年(628)京师发现蝗灾迹象,唐太宗竟手捉蝗虫,宣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遂吞之。李贽《史纲评要》卷一八就此批注:“沽名。”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令将魏徵包含政治批评意见的奏疏列于屏障,并录付史馆,宣称以此“使万世知君臣之义”。李贽又有批注:“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唐太宗问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执笔者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李贽又批注:“太宗好名之心,逗漏于此矣。”唐太宗看到记载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自己杀害兄弟的情节语多微隐,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今可削去浮辞,直书其事。”李贽批注:“若无周公、季友在前,决要删去矣。好名者之心固如此。”李贽还写道:“读史至唐文皇,亦觉心开目明。其从谏处虽出好名,正所谓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不犹胜于愎谏者耶?”说唐太宗的“从谏”出于“好名”,有表演性质,但是毕竟优于根本拒绝谏言的刚愎之主。而夏商周以来的帝王,其实没有不“好名”的。李贽所指出的以虚伪表演博取“浮辞”的“好名”、“沽名”的动机,是我们在读史时可以时常发现的。要对“盛世”的历史真实予以考察,应当剥去这样的包装。

有的西方史学家曾经指出,在中国古代,“国家的主宰们由于掌握着极权力量,所以很容易维持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专制者可能把他们的政权描述为仁慈的政权,但是实际上,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对自己最适宜的、而不是对人民最适宜的理性条件。”这种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我们在讨论古代“盛世”“仁慈的”特点时,不能不注意这一情形。

后人评说“文景之治”,也有不尽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形。如曾经有人说“文景”时代已经抬高了“儒术”的地位:“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文景已降,礼乐复彰,化致升平,治几刑措。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对照历史记载,可知前引“汉之文景,尊奉黄老”之说,更为切近史实。唐人对“文景之治”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前引《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鲁恭、梁孝,济北、城阳。仁贤足纪,忠烈斯彰。”我们看到,尽管“文景”时代出现过所谓“忠烈”“英王”,但是西汉一代最大规模的内乱——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发生在汉景帝时代。

《宋史·选举志二》记载,有人曾经对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提出批评:“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这样的意见,得到采纳。通常论史者只注重汉、唐大一统时代的成功,而“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其实,在这样所谓“非盛世”的时期,有关政治决策所谓“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等,如果认真研究总结,也是可以“有补国家”的。这样的意见,其实点明了传统“盛世”观的一种偏见,就是说,只有所谓“汉、唐混一”这样的公认的“盛世”才体现了政治的成功,只有这样的“盛世”才实现了历史的进步。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在“三国、六朝、五代”等“非盛世”的时代,往往也可以实行重要的改革,推行必要的善政,实现历史的进步,也是可以提供许多“有补国家”的宝贵经验的。关心政治史的人们,在进行有关思考时,应当“无所拘忌”,不要受传统成见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