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的兴起是在北宋的中后期，当时的文人画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艺术潮流，吸引了很多上层的文人雅士，当时绘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收藏、品评绘画作品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借画抒情。文人画在题材的选择、形象的处理及审美情趣上，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当时的文人画在画幅上题字咏诗开始逐渐增多，从而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并且自觉地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到绘画当中，这些也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文人士大夫喜欢画墨梅、墨竹和墨兰，一反过去模拟客观实物的画法，而重视主观意趣的表达，进而注意笔墨书法因素。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扬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都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追随学习的典范，此外较为著名者还有燕肃、晁补之、宋道、宋迪、蔡肇、张舜民等人。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轼诗集》卷十六曾记载“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等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到后期由于历史原因，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绘画甚至影响到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时期文人画发展的先驱典范。
从文人画的历史和各朝各代的改进来总结分析，文人画要具备几个特点：
首先是学养深厚。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都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所以这样的人画出画来，肯定也会文气十足。
其次要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家们不是依靠作画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而是用以陶冶性情，所以文人画不是匆忙之作。如同当时的诗歌一样，有可能是一时兴之所至，信笔拈来，内容也都是感慨“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表达的是真性情，而不是附庸风雅，随行就市，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的意味来。
再次要格调高雅。翰墨丹青从古至今都被称为“雅好”，也就是“雅”人之“好”，通俗说就是格调品味。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的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背景，这些对格调的赏析和品味有着极大的关系。
文人画已经不是单纯的绘画，而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诸多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的组合不单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
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加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的画作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后期创作中首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璞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
文人画的题材大多以梅、兰、竹、菊以及高山、渔隐之类为主。与诗歌一样，文人们借着这些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来抒发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在他们眼中普通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具有生命意义的君子化身。梅的冲寒斗雪，兰的清雅幽香，竹的高风亮节，菊的孤标傲骨，山水、渔隐所表达的淡泊名利、不问世事都是文人们主要表达的风格。借此，文人们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这里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浪漫。
（三）宋徽宗对院体画、文人画的影响
宋代院体画的发展不仅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同时也为中国艺术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徽宗建立的翰林图画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画家，为中国文化艺术遗产留下宝贵的财富，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宋徽宗对于院体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贵为帝王之尊，拥一国之富，亲自提倡并组织画院，而且还具体指导画师们作画，在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根据史书记载：“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虽训督如此，而众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绳墨，未脱卑凡，殊乖圣主教育之意也。”这就足以说明宋徽宗对于绘画的重视程度，而且对画院里的画师进行严格管理。宋徽宗的重视与严格也确实培养出了许多很有造诣的画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发挥下，宣和画院的花鸟画创作呈现出形象逼真、意境生动的特点，比当初二黄时期有了更为长足的进步。所以，宣和画院时期的花鸟画代表着北宋花鸟画的最高水平，也正是从宣和时代开始，在宋徽宗的指示下，御府将历朝历代所搜集的绘画古籍编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并且流传至今，这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艺术时代。
一个朝代对于画学的重视，以及一种成功的画院模式，与绘画得到蓬勃发展与繁荣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当然，宋徽宗个人所作出的艺术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他是皇帝，所以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思想来指导画院的风格，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指导下的画风既不同于黄氏画风的精工富贵，也不同于徐熙等人的野逸自由。北宋后期院体画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写生，追求客观的真实性，二是通过命题考试追求的含蓄性。宫廷画院的管理直接影响到了画家们的创作构思和表现技法，画院内花鸟画家笔下的花鸟开始变得活灵活现，但依然恪守形象的真实性。南宋宫廷画院的花鸟画，在艺术思想上乃至画风形态上，无不受到宋徽宗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画法上继续沿着宣和院体范式发展，但画法制度已不如宣和时期严格。
宋徽宗不仅是一个皇帝，而且还是位伟大的艺术家和鉴赏家，或许称他是北宋时期的艺术领袖也并不过分。他成立画院后使翰林画院成为朝野上下的热点，他对于画家素质的培养，在古代美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为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宋徽宗对画院进行了全面改革，这时期的院体画被称为“宣和画”，主要是以花鸟画为主，特征就是细腻而准确，幽雅含蓄，富有诗情画意，以形写神。在技法和审美取向上都与当时的文人精神相融合。可以说宋代院体画有了诗意的注入，就有了主题，使画面呈现出一种生命力。为了充分表达诗的意境，翰林画家们在构图和技法上做了很大的改进，强调构图的完美性，叙事性的内容着眼在“事”，构图的目的性是把情节展现清楚，画中有事；以诗意的内容着眼在“意”，通过某种场景来传达如诗一般的意境，一幅画只有一个意境，那就是要有个中心点，表现的主题要明确，所以宋代院体画很讲究虚实和主次关系，画面注重取舍，与立意无关的一律不要，并保留空白，留以想象。看到宋代院体画，会感到清爽、干净，不纳闷，有韵味，这就是它耐看的特点。
宋徽宗就是一个大文人，是一个在艺术帝国中才华横溢、睥睨一切，将自己定位于“天下一人”层面上的帝王艺术家。对于在政治上喜欢改革、在艺术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他来讲，在政治生活中唯我独尊的习惯，已经养成他固有的日常思维模式，所以要他在艺术中去模仿前人或者按照前人的路线走，单纯地循规蹈矩地作画，当然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事情，为一切艺术重新制定法则和审美标准，才符合他的身份、符合他的才气、符合他的思维模式。
近千年来，绘画史论界仅仅将宋徽宗看作院体画家，认为他只对院体绘画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其实是对宋徽宗画坛角色的极大误解。少数学者关注到了宋徽宗绘画与文人画的关系，并将二者间的关系归结为宋徽宗接受文人画影响的结果，也是对徽宗与文人画之间关系过于消极的看法。其实，宋徽宗不仅对院体绘画贡献巨大，而且对文人画的贡献同样不可低估，他不仅自己有意接受文人画的审美思想，而且也使亲自关照下的宣和体带有了浓郁的文人画风。尤为重要的是他从画学制度设置的倾向上、诗书画印一体化的形式感上、文人画绘画思想的探索上，给予了文人画以巨大的支持、引领与推动，而来自于他的种种帮助，为元代文人画大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