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唐玄宗还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通过展开以上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然而，唐玄宗后期贪图享乐，宠信并重用李林甫等奸臣，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唐朝开始衰落。
唐肃宗：安史之乱
唐肃宗李亨在位七年（公元756~762年），死于宫廷政变，其执政期间李唐中央政权逐渐瓦解，是唐朝走向没落的开始时期。他登基之日，正是安史叛军攻陷两京之后。而当他的生命走上终点病死长安之时，安史之乱仍未荡平。
他迎回了避乱出逃的父亲玄宗，又和玄宗在十三天内先后永诀人寰，为大唐帝国的盛衰荣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和耐人寻味的一幕。
乱世天子
肃宗一生颇有波折：在初生之日，即险遭不测；幼年、少年时代，又耳闻目睹了皇宫内院的纷争与倾轧；成年之后，他眼见大唐帝国由繁荣昌盛转向衰落。在他个人的政治历程中，平静的皇子生活与动荡的太子生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太平之世的皇子与纷乱之世皇帝的身份，在唐肃宗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安史之乱的混乱政局，给他个人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在他七年的帝王生涯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北集戎事”，也就是组织平叛、收复两京、消灭叛军；二是“南奉圣皇”，也就是处理先在成都后来迎归的太上皇玄宗的关系。然而，他最后壮志难酬，平叛没有取得最终胜利。
总的来说，肃宗是位乱世天子，他继承了盛世的成果，在致力平叛的同时尝试解决天宝以来政治、经济体制运作中的各种弊端，并为身后的帝国打下了一定基础。当然，由于他的主要精力在平叛，无法对后宫、宦官势力的膨胀进行限制，反倒给安史之乱后的重建留下了难消的隐患，这是肃宗个人的不幸，也是大唐帝国的悲哀。
安史之乱
开元之治的晚期，天下太平、国家无事，唐玄宗“饱暖思淫欲”，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
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的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
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命人征讨叛军，却以惨败收场。紧接着唐玄宗遭遇了马嵬坡之变，不得已处死了杨贵妃。
唐肃宗登基后，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今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公元757年，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不久，史思明叛变唐朝。上元二年，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
公元763年春天，史朝义兵败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结束。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
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
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唐宪宗：削藩之战
唐宪宗李纯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
宪宗在位的十五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衰微，而且在平叛过程中，唐朝统治者大封节度使等一系列藩镇，使得全国基本上处于藩镇割据状态。在唐德宗时，藩镇更为嚣张跋扈，视中央政权如无物。因此，唐宪宗登基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削藩战争。
唐宪宗先后平定了杨惠琳的叛乱、剑南西川的叛乱、镇海叛乱、义武的叛乱、张伯靖的叛乱，收复魏博六州、淮西、成德，平定淄青。至此，宪宗削藩获得重大胜利，结束了自代宗以来六十年时间里，藩镇跋扈、自己任命官吏、不供赋税的情况。
宪宗削藩的现实结果肯定是成功的，但是宪宗的削藩最终还是失败的。自宪宗死后，藩镇便失去了强有力的约束力，再加上穆宗对待藩镇的策略错误，导致各个藩镇又重新开始了割据。
这些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宪宗当时的削藩政策出现了偏差：一味地强调武力削藩，而忘记了寻找和解决藩镇割据的最为根本原因——唯有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才能够彻底洗清藩镇这股割据势力。
宪宗削藩之战准确地讲是不彻底的，也是不成功的。但是他的削藩战争对于李唐王朝和社会来说却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宪宗的削藩结束了自代宗以来六十多年间藩镇割据的状况，使全国至少在名义上得到了统一，也很好地打击了藩镇的势力。虽然最后藩镇依旧是没有被控制住，但是至少没有像德宗时期那么危险和声势浩大了。也正是因为宪宗的强硬削藩，李唐王朝保留了余下一百多年的统治。同样也使得社会大环境较为安定，促进了文化和科学事业等方面的发展。
唐文宗：宦官擅权与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被宦官王守澄等拥立为帝，公元826~840年在位，其执政期间政治黑暗，官员和宦官争斗不断，是唐朝社会走向没落的转型时期。
唐文宗在位期间，去奢从俭、勤于政务，期望成为一代明君。然而，他既受制于宦官，又受制于朋党，又再受制于藩镇。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形同傀儡，最终抑郁而死。
明君的作为
文宗与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文宗每逢单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举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讨论研究。
他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
文宗还比较重视发挥谏官的作用，公元835年，文宗令铸造“谏院之印”，改变了谏官进奏表章还要在其他部门请印以造成奏事泄密的状况。
文宗不仅倡导节俭，革除奢靡之风，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位之初，就下令放宫女、太常音声人，各地额外的进献和上供的奇珍异物基本上停止，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也都停废。他自己的饮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
唐文宗生日那天被立为“庆成节”，不允许宰杀猪牛，只许食用瓜果蔬菜，他还特别诏令京兆尹暂停在城南的曲江池宴请百官和在宫中为他祝寿。
文宗严禁臣下衣着豪华，有位驸马戴了很贵重的头巾，他提出批评。有位公主在参加宴会时穿的衣裙超过了规定，他就下令扣除驸马两个月的俸钱以示惩戒。有一个官员穿着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桂管布是桂林地区生产的一种木棉布，布厚而粗糙，较之绫罗绸缎自然略逊一筹，文宗见他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纷纷效仿，致使桂管布的价格上涨很快。文宗穿着朴素，有一次他对臣下说：“我身上的衣服已洗了三次了。”众人都赞誉皇上节俭的美德，只有翰林学士兼侍书的柳公权认为，皇上君临天下应该选贤任能，使天下太平；皇上穿洗过的衣服，只是生活细节而已。不过，能够注意节俭对于一个封建皇帝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史书上也称赞他“恭俭儒雅，出于自然”。
文宗不喜欢音乐、歌舞和游乐，不近女色，自己在听朝理政的闲暇，十分注意读书。文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若不能甲夜（初更）亲自处理政事，乙夜（二更）观览图书，怎么能够做人间君主呢？”所以，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手不释卷。
甘露之变
唐文宗在位期间，朝臣朋党相互倾轧，官员调动频繁，政权甚至皇帝的废立生杀均掌握在宦官手中。
唐文宗后来起用李训、郑注等人，意欲铲除宦官。公元835年，李训引诱宦官参观所谓“甘露”，企图将其一举消灭，但事情败露，反而导致宦官大肆屠杀朝官，史称“甘露之变”。事后，文宗更被宦官钳制。
无帝王之才
甘露之变后，公元839年，文宗在一次延英殿召对的间隙，退坐思政殿，悄悄地问当直学士周墀：“在你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再拜：“此事不是臣所能够有资格评价的。不过天下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
文宗苦笑道：“朕的意思是，如果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
周墀惶骇跪奏：“陛下之德，周成、康二王和汉文、景二帝也难与之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君主呢？”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今朕受制于家奴，自以为远远比不上他们。”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
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天下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
历史上对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就是说，文宗虽然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自身缺乏治国的才干，最终也不能消除祸患。
唐武宗：会昌法难
唐武宗李炎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武宗崇信道教，于会昌五年下令拆毁佛寺，没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会昌中兴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且多年来迷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
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但武宗又和敬宗的无节制的游乐不同，武宗并没有沉湎其中，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
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倡“政归中书”等政策，在李德裕执政下，国家渐渐回复元气，史书称这段时期为“会昌中兴”。
武宗灭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