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的功过是非暂且不说，却不得不提到他的妻子。刘知远的妻子李皇后为人比他要强许多。在刘知远当兵地位很低的时候被他强娶成亲，她也没有再反抗，和刘知远过起了日子。后来刘知远地位高了之后，她被封为魏国夫人，还为刘知远生了一个儿子。
李皇后忠厚善良，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想赏赐将士们，但府库里又没那么多的财物。刘知远就想向百姓征税敛财赏赐属下，李皇后知道后反对他做这种丧失民心的事，她说：“现在你凭借河东起兵，而且又称义兵，要救百姓于苦难之中，但百姓还没有得到好处的时候你却将他们的钱财先拿走了，这不是失信于民吗？妾愿意将宫中的财物拿出来赏赐将士，虽然不多，但人们不会有怨言的。”这件事传出来后，百姓们非常感动。
刘知远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李皇后成了李太后，儿子任用一些无能的人掌管朝政，还伙同舅舅李业一块玩乐，使后汉很快就走上了灭亡之路。李太后多次劝说，儿子根本不听。儿子还听信李业的话，以为大臣跋扈危及自己的帝位，要将史弘肇等人杀死时，李太后反对他们这么做，要他们和其他宰相商量，慎重从事，儿子竟说：“国家大事，闺门里的妇人知道什么。”流血事件发生后，郭威杀回城来，李太后让儿子下诏劝说郭威，儿子不听，出城交战时死在了城外。郭威入城后，对李太后以礼相待，让她主持政事。
郭威称帝后又认李太后为母亲，尊为“昭圣皇太后”，几年后，李太后平静地离开人世。
吴越王钱：“人间天堂”的奠基人
钱镠是吴越国的创建者，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开创者，苏杭“人间天堂”的奠基者。
公元875年，董昌招募乡兵，钱镠应招，出任偏将。公元880年，起义军曹师雄兵攻两浙，杭州设立八都，“各聚千人，以卫乡里”。临安以董昌为主，钱镠为副。公元882年，钱镠升任部知兵马使，统领八都兵，中和二年，助董昌灭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公元895年，董昌在越州自称罗平国王。次年钱镠出兵破越州，擒斩董昌，因功授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接着统一了两浙，并占有苏州。
钱镠平定两浙后，以“保境安民”为国策，修筑海塘，治理太湖，疏浚西湖，扩建杭城，发展农商，为弘扬发展吴越经济文化竭尽全力，为杭州成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历史名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镠的功绩
钱镠在位期间，以保境安民为国策，注重兴修水利，发展海上交通，对吴越境内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一、修筑扞海石塘。
公元907年，钱镠被封为吴越王，他下决心要把吴越建设好。公元910年，钱镠开始在今杭州六和塔至艮山门一线修筑扞海石塘，堤高约六米，底宽十八米，堤外用大木头打桩，护住堤坎。坚固的扞海塘有效地防止了潮水泛滥，使杭州不再受潮水危害。后人为纪念钱镠这一功绩，称此堤为“钱氏扞海塘”。
二、治理太湖。
公元914年，钱镠使七八千名士兵在太湖沿岸浚河筑扞，天旱时引水灌田，水涝时排水入湖。从嘉兴往北，沿海滨到江苏太仓、常熟、江阴、武进的广大地区，几乎每条河浦都建造了堰闸，因而该国八十六年中，只患水灾一次。
三、疏浚西湖。
公元927年，钱镠使兵千人日夜刈葑草、清淤泥、疏浚西湖，使西湖发挥灌溉作用。并利舟楫航运，百姓饮用，使杭州真正成为“人间天堂”。
四、发展农商。
钱镠为使政局长治久安，采取了轻徭薄敛的政策。他曾多次抚恤百姓，下令开仓救济，使饥寒交迫的群众得以度过严冬，也曾调拨二十万斛军粮救济遭水灾的台州百姓。钱镠还积极鼓励吴越百姓从事茶叶、棉麻、蚕桑生产，致力发展瓷器、造船、采矿、制盐业，并开发航海线，使吴越国的贸易遍及新罗、日本、大食、波斯等国。
五、拓建苏杭。
钱镠当上杭州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后，曾三次大规模改建杭州城，历史上有“城凡三重”之说。
第一次在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从包家山到秦望山（今六和塔西），然后北折，经钱王岭至湖滨，在老杭州的西南部筑起一座城墙，城围五十余里，史称“夹城”。
第二次在公元893年，他在原杭州城外修筑了全长七十里的城外之城，把杭州城向东南方向拓展了一大片。
第三次拓筑杭城是在凤凰山上筑造新的牙城。钱镠还派第六子钱元镣镇守苏州，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园林（如沧浪亭、虎丘塔等）。自此后，江浙一带便流传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赞辞。
吴越文化的创立者
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钱镠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
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
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一百五十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钱王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多显英雄气概，令人仰慕。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
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不是偶然的。
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见文化发展。
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吴越王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开拓者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经过唐末藩镇割据、苛政暴敛及连年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而与此同时，南方诸割据政权，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地区。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始自钱镠开创的吴越时期。
吴越王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建成了鱼米之乡。
钱吴越王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蚕季出现了“青巷摘桑喧姹女”的热闹景象。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赖于商贸的发展。
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西京、东京称为“两京市”，是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其次便是扬州、益州（成都）。
五代后，商贸中心便慢慢向苏、杭、明等州转移。这些均为后来赵匡胤统一中国、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实践所证实。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倡导者
当年钱王衣锦还乡，其父钱宽却避而不见，他对钱王说：“吾家世代田渔为事，未曾有贵达如此，至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此番教诲对钱王后来实行的“保境安民”、“事奉中原不失臣节”的方针颇有影响。
吴越立国后，虽曾建元，皆私行于国内，连自己的年号钱都未曾铸行过，当时曾有一个农民在田里得国玺献给钱王，钱王说：“此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马上献于朝廷，在这里我们已清楚地看到钱王盼望民族统一不搞分裂的可贵精神。
而钱王“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之礼”的临终政治遗嘱更为后代所遵循，使当时吴越国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免受生灵涂炭。
前蜀高祖：励精图治，称霸蜀中
前蜀高祖王建少年时是一个无赖，杀牛、偷驴、贩卖私盐，在百姓眼里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大家都很讨厌他。正巧他姓王，又排行第八，所以乡里人给他起了一个不好听的外号：“贼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