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设军机处。雍正七年，雍正帝借用兵西北便于发令为名设立军机处，成为处理军国要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处大臣只能秉承皇帝旨意拟旨，可以给皇帝提意见，但没有决策权，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军机处的设立使皇权达到顶峰。
雍正改革
一、“摊丁入亩”。
雍正元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这一改革推广到了全国。
二、“耗羡归公”。
耗羡是一种附加税。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助长官吏的腐化。雍正对此进行了改革，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三、改土归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很大的意义。
四、废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削除贱民籍。贱民指奴仆、娼优、隶卒、乐户、惰民、蜑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不能上岸居住的渔民）。等他们的贱民籍除掉后，大大提高了社会地位。
五、秘密立储。
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储位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入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
六、言论自由的限制——大兴文字狱。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一次恶化，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二次恶化，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至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的庄廷龙明史案。这一次恶化的重要标志在于，“文字狱”可以“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中国“文化恐怖主义”的言论钳制至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人“言论自由之人权”的第三次恶化，就是起于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问斩枭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为雍正朝第一个以文字之故被杀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乌”所株连的——雍正在铲除功臣年羹尧后，发现党附年羹尧的“入幕之宾”汪景祺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
雍正恨得咬牙切齿，但却深知，仅仅以汪景祺党附年羹尧，高歌年羹尧，罪不致死。于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大做文章，栽赃诬陷其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之诗句，有“功臣不可为”和“历代年号论”等“诽谤先帝”的“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之大罪，令“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着查出，一一革职”。
汪景祺案不仅仅创造了株连政敌的“帮闲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将“文字狱”案犯枭示十年的创举：汪景祺立斩后，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一残酷“文字狱”使许多士子“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纷纷立下了“不当烈士”的犬儒座右铭，文化人的气节从此每况愈下。
雍正执政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重的确超过他的列祖列宗。在其临御的十三年里查办的文字狱就有十四起（其中处死案中人的案件有五起），数量甚至超过了其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祸的总和。
清高宗：康乾盛世和盛世危机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即位后，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复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钱粮，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军事上多次平定西部少数民族贵族叛乱，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乾隆六下江南，大修宫殿、园林；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统治。后期乾隆宠信大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吏治败坏、弊政丛出，激化了社会矛盾。
公元1795年，乾隆宣布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改元“嘉庆”，自己称“太上皇”。此后乾隆帝仍然掌握实权。
乾隆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康乾盛世
一、政治方面。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缓和雍正朝造成的政治紧张气氛。为此，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稳定王朝的局势是有意义的。
乾隆初中期，乾隆帝重视吏治。第一，他重视官吏的选拔。在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达六万多人。第二，乾隆禁止向皇帝进献。在初中期他禁止各省大员向皇帝进献方物、土产。第三，注重考绩。为了整顿吏治，乾隆帝严格运用“京察”、“大计”考核官吏。第四，注意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问题，给京官加薪，给外官发放养廉银，使官员安心职守。第五，乾隆继位之初处置了一些贪官。
乾隆帝善于驾驭群臣。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斗争十分激烈，互相拆台。乾隆帝不是打一派拉一派，而是对他们都进行严厉警告，采取抑制手法，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始终让他们保持平衡，避免了大分裂。此外，乾隆帝还重视对太监的约束，告诫太监不得越轨。
二、经济方面。
乾隆帝和祖父康熙、父亲雍正一样，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他关心水利建设，并下令完成许多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起了防洪、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这在雍正朝是不允许的）。金融机构（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朝也开始出现。
乾隆帝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受灾百姓，政治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三、军事方面。
乾隆帝武功赫赫，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自诩为“十全老人”。
乾隆年间平定了大小金川，废除这一地区的土司制，改置州县。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1750年，乾隆帝派兵平定西藏叛乱，并于第二年签订《西藏善后章程》。
公元1745年，准噶尔部集团为争夺汗位内讧，乾隆趁机出兵平叛。
公元1755年，清王朝占领伊犁，最终清王朝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新疆从此完全归入清朝版图。公元1762年，乾隆帝设伊犁将军，作为管理新疆的最高军事长官，加强和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管理。
公元1788年，乾隆帝两次派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大败廓军，保卫了祖国领土。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四、文化成就。
乾隆效法康熙帝，积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乾隆帝汉文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
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百余种，完成了许多重要文献的编纂工作。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在建筑艺术方面，乾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扩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另外，乾隆八十大寿时，徽班进京，中国的国粹京剧开始形成。
盛世危机
然而乾隆创造的盛世之下也潜藏着危机，从清王朝自身发展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康熙时期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另外，“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稳定，人口暴涨。因此，即使是康乾时期，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也被众多的人口抵消，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之中。
二、清军入关后，随着统治的确立，八旗子弟被国家供养起来，八旗子弟生活愈发奢侈，生计愈发艰难。八旗生计问题康熙末年出现，到乾隆时就很严重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此后历代清帝，直到清朝灭亡。
三、乾隆后期好大喜功，生活奢侈，放松了对吏治的整治，致使贪污成风，政治腐败。
四、乾隆仿其皇祖父康熙六下江南，体察民情。然而，下江南游乐的目的大大增加，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
五、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也是最重要的一大弊政。为了搞思想统治，乾隆帝还屡下禁书令，销毁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成为中国文化的浩劫。
六、乾隆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在世界发生划时代巨变的时候，清政府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虽然康雍乾时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赶不上西方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和西方实力的此消彼长终于在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得到体现，中国从此进入苦难的近代。
清仁宗：清朝第一大贪官和
清仁宗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能够登上皇位是比较幸运的，而其亲政的过程也是非常曲折的。
乾隆帝曾立过两位皇太子，都幼年夭折了。乾隆帝为此十分伤心，命令大臣不准提立太子之事。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六十二岁了，已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永琰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本没有多大的希望成为太子，但这时乾隆帝在世的皇子只有六位，两位废后的儿子过继他人，可选择的只有四位，都不太成器。相对而言，永琰为人比较忠厚，学习比较努力，行为举止也比较得体。最终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被秘密立为皇储。又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被封为“嘉庆王”。
乾隆帝即位时发誓，在位不超过祖父康熙，所以，公元1795年，乾隆公布了永琰的皇太子身份，公元1796年，乾隆帝禅位称“太上皇”，永琰改名“颙琰”，改元“嘉庆”。但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随着太上皇乾隆逐渐衰迈，受乾隆宠信的和珅逐渐揽权，嘉庆帝投鼠忌器，只能不露声色、韬光养晦，与和珅巧妙周旋。
公元1799年1月3日，太上皇乾隆死后，嘉庆帝开始亲政。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国丧期间拘禁、诛杀了乾隆晚年宠幸的贪官、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福长安等人，但没有进一步扩大化，维护了王朝的稳定。
乾隆末年以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乾隆刚退位就在川、楚、陕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到乾隆去世前，朝廷多次派兵围剿，起义军虽然受到一些打击，但仍然如火如荼。
嘉庆亲政后，他通过诛杀和珅缓解民怨，并把几年来镇压起义不力的责任推给和珅；另一方面更易统兵大员，奖惩分明，逼将领用命；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推广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做法，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经过六年艰苦努力才在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乾隆末年权臣当道，言路堵塞。嘉庆帝首先“诏求直言，广开言路”，鼓励大家向皇帝提意见。更值得一提的是，嘉庆帝决定结束文字狱，还褒奖起复了部分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
乾隆后期吏治败坏，贪污腐败严重。对此，嘉庆帝继续重用乾隆后期重用的王杰、朱珪、董诰等清廉的老臣，他还听从老师朱珪“身先节俭，崇奖清廉”的建议，限制地方向他呈送宝物，“诏罢贡献，黜奢崇俭”，平时生活也比较节俭。对于官员的玩忽职守之风，嘉庆帝首先从自己做起，学习先帝，勤于政事。
英国从雍正朝开始不断对中国输入鸦片，嘉庆年间嘉庆帝多次重申和进一步严格鸦片禁令，对抑制鸦片泛滥有一定作用。然而，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清朝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嘉庆统治时期，赐安南国名“越南”，一直延用到今天。在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嘉庆帝一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虽然嘉庆帝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一是乾隆末年以来清代社会已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二是嘉庆帝受时代的局限，束缚于传统观念、祖宗家法、王朝利益，不敢、不愿，也没有能力从体制上做根本性的调整。其对内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整顿，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王朝的衰落。三是嘉庆帝个人的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对贪污腐败等问题打击还不够有力，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也没能推行。
嘉庆帝重农抑商，他多次申禁开矿。嘉庆帝在位时期正是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但嘉庆帝对此一无所知，继续严守先君之制——重农抑商，压制各地工矿业，闭关自守。如此，清朝只能沿着守旧衰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了。
清宣宗：鸦片战争爆发
清宣宗道光帝名爱新觉罗·绵宁，他甚得乾隆、嘉庆的喜欢。嘉庆帝去世后，绵宁继位为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
道光时的清朝，积贫积弱、鸦片泛滥，官员们萎靡不振、苟且偷安。州县勒索陋规已到立法都不能禁止的地步。武备不兴，经制兵战斗力削弱，英国等列强国正虎视耽耽，觊觎扩大中国市场。
道光帝像历朝帝王一样，关心治河、蠲免钱粮、赈济灾民、疏浚河道。道光本人生活简朴。“热河避暑”、“木兰秋狝”，过去帝王这些耗费巨资的习惯，他都没有。然而，道光帝才能平庸，不了解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差距，依然执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于王朝的严重问题没有重药医治。最为可惜的是，道光时期的宰辅都是昏庸之臣，这些都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
平定张格尔叛乱
公元1826年，乾隆年间处死的大和卓波罗尼敦的孙子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朝参赞大臣静斌残暴压迫的不满情绪及其宗教影响，纠集安集延、布鲁特兵五百多人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新疆，煽动叛乱。道光皇帝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三万余人以扬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阿隆、甘肃提督杨芳为统帅入疆平叛，在新疆人民的帮助下终于在七年三月击败张格尔，收复四城，平定了叛乱。
平定张格尔叛乱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与西北边疆的和平安定很有意义，这件事是道光帝即位初期做的第一桩大事，也是其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