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汪精卫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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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禹城三昼夜(2)

按当时的物价,四百块银元是可观的。虽说黑田拥有妓女百余人,每天收入千钞计进,但欲壑难填,钱越多的人越想钱。他心动了,沉思片刻,说道:“有个四十来岁年纪,名叫方梅池的人,在北街口摆香烟摊,按说收入不多,可是他每隔三四晚就来我这里良宵一度,而且每次都舍得花钱,要年轻漂亮的女人。我想,这人很可能是以摆香烟摊为掩护的军统人物,或者是中统人物,也可能是青帮或红帮人物。”他顿了顿,“这些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无孔不入,是个值得一找的对象。”

“这个人身上有这么多可疑点,你过去没有向寺尾支队长报告过?”犬养健问。

“没有。”黑田说,“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再说,我又没有发现他干过反对帝国的事。”他很坦率,“三来嘛,若把禹城的三教九流人物都抓走了,我这新世界旅馆非关门不可,我一家老小只有喝西北风!”

犬养健理解地点点头,问道:“这个方梅池今晚来你这里没有?”

“大前天晚上,他在我这里过夜,今晚不可能来。按照他的习惯,若明天晚上不来,后天晚上肯定会来。”黑田鸦片烟瘾来了,连连打着哈欠。他看看手表,说道:“噢!十二点过二十分了。这样吧,明天上午我亲自去找他,情况如何,及时向公子报告。”

“谢谢。”犬养起身,“那我就告辞了。”

“公子就睡在我这里吧!”黑田起身伸手挽留,“如果公子有兴趣,将我留着享用的一个奉献给你消遣一夜。随同公子来的三个朋友,每人赏个三等的。”

犬养健想到要赶回寺尾支队部与罗梦芗等人碰头,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十月十六日)凌晨一点二十分,罗梦芗等六人先后返回寺尾支队部。他们心急火燎,马上坐在一起交流情况。吉本孝明从渡部省二那里,张国震从归义华那里,傅胜兰从傅胜梅那里获得的线索,都是在北街口摆香烟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但名字与黑田说的不一样,渡部说名叫李成章,归义华说名叫王飞鹄,傅胜梅说名叫刘大卫。万里浪要找的军统驻禹城秘密特派员张素夫,也在北口街摆香烟摊,具体住址是北正街四十八号二楼八号房间,因他与万里浪是拜把兄弟,十天前还有书信往来,不过他与万里浪通信使用的名字是张省身。可是,万里浪按通讯地点找到四十八号时,房主人说张省身已经两天两晚没有回来了。罗梦芗去找王秋朗也扑了空,王秋朗的三姨太太帅白玉说丈夫于两天前去北平探亲去了。

“看来,黑田说的方梅池,渡部说的李成章,归义华说的王飞鹄,傅胜梅说的刘大卫,十之八九是万先生要找的张素夫。”罗梦芗微微皱着眉头分析说,“他很可能是抓走土肥原夫妇的参与者,甚至是主谋者,因此,他把人抓走之后转移了住地,甚至离开了禹城。”他疑神沉思,“我要找的王秋朗也是在两天前离开禹城的,这与张素夫两天两晚没有回北正街四十八号二者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我们的脑子不妨复杂一点。”

“罗先生说得对!侦破,既要敢于大胆怀疑,又要善于认真求证。”犬养健说,“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王朗秋和张素夫是抓走土肥原将军夫妇的同案人。”

“我们也可以怀疑王秋朗去北平是放烟幕弹。”万里浪将问题引申一步,“建议派人暗地对帅白玉进行监视,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我可以找我舍弟傅胜梅想办法,他在禹城待了近三年,相信他会找到适当的监视人。”傅胜兰说。

罗梦芗表示同意上述意见。他说:“王秋朗与我是老朋友,我手中有他的全身照片,请傅先生带去交给令弟。”他打开皮提袋,从中拿出一个枣红色漆布面笔记本,把夹在笔记本里的一张四寸照片递给傅胜兰。

呈现在照片上的,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花白头发往后梳理,前额特别大,与面部很不相称,眼睛小,鼻梁粗,蓄着两撇“八”字胡须的干瘦老头。虽然努力挺着胸脯,但却显不出半点威严。

傅胜兰凝视着照片,惊疑地说:“我对这个人感到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快要泯灭的记忆和某种遥远的印象:“记起来了,前年冬天我来禹城时,在我舍弟家见过这个人。那天,我走到舍弟家门口时,舍弟正送他出门,向我介绍说,这老头是他的妻堂叔。”

“好,好!”罗梦芗欣喜地说,“请傅先生转告令弟,如果能够通过王秋朗找到土肥原将军的确切下落,奉送令弟报酬一千块银元。”

傅胜兰连夜驱车去傅胜梅家。傅胜梅证实,照片上的人是他的妻堂叔。他还告诉傅胜兰,他曾经三次在王秋朗家里见过摆香烟摊的刘大卫。如果这个刘大卫就是张素夫,王秋朗和张素夫是抓走土肥原夫妇的同谋者,就获得了初步的依据。但是,傅胜梅也证实,王秋朗的确于两天前去了北平;他带着保镖动身时,傅胜梅正在王秋朗家里,还亲自扶王秋朗上了轿车。

钱可以使人荣华富贵,也可以使人六亲不认。在一千块银元的驱使下,傅胜梅让妻子王淑珍以与丈夫吵架为由,去王秋朗家住两天,暗地注视有关动静。因为王淑珍的父母住在烟台,王秋朗是她娘家在禹城的唯一亲人,帅白玉不会对她有什么怀疑。

现在,已接近五更时候,罗梦芗躺在床上仍然睡不着觉。王秋朗真的去了北平?张素夫现在哪里?土肥原和侯晓霞又在哪里?

那天晚上,绑架者们押着土肥原夫妇进入夹壁墙中,下了十四级石磴,为了便于夫妇俩在地道里匍匐爬行,给两人松了绑。

爬出地道口,因夫妇俩只穿件单薄的睡衣和短裤衩,又是满身污泥,经清凉的夜风一吹,冻得浑身发抖。直到两人的双手重又被反绑着,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押上汽车之后才感到暖和一点。汽车走了约四十分钟停下来,夫妇俩由人搀扶着走了约一个小时,浑身冻僵了,才被关押在一个什么地方。

蒙住土肥原眼睛的黑布被解开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房间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判断这地方是农村,再一看,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见侯晓霞,不禁一阵心酸。给他的第三个印象是房间为青砖墙壁,窗户上临时钉上了木板。他转动脖子往后看,发现有张单人床,床上的被褥比较干净。

这个日本法西斯间谍头子,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曾经赴天津挟持溥仪去东北组织伪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与他身上的污泥一样龌龊。就是他,指挥长城战役,使一千四百多个中国士兵倒在血泊之中;就是他,卢沟桥事变之后,指挥一个师团进攻山东,仅从沧州到济南的铁路沿线,倒在他们枪口之下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达八千二百人之多。近四年来,他从事间谍,收罗四百多个日本浪人和失意政客成立特务机关,在中国各大中城市设立秘密联络组,专门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和军事情报,从蒋介石营垒中策动了五个军、六个师、九个旅倒向汪精卫和溥仪两个汉奸集团;暗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军统骨干近五百人。

然而,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罪行累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汪精卫竟不惜一切代价前来营救他!当然,这并不奇怪,认贼作父,是一切卖国贼的必然。

土肥原坐在一张骨牌凳上,浑身战战兢兢,是畏罪?还是畏寒?

门开了,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土肥原赶忙起身。

“坐下!现在让你恢复说话的自由。”年轻人挥着手说。

土肥原坐下来,让年轻人帮他揭去贴在嘴上的胶布。年轻人伸手捏着胶布的边缘处一揭,他的嘴巴还没露出来,就如同心窝子被人捅了一刀似的疼痛得蹦跳起来,只是叫喊不出声音。因胶布的一处紧紧捏在年轻人手里,他这么一蹦跳,胶布全揭下来了,上嘴唇那撮仁丹胡和下巴上的胡茬子连根拔除粘在胶布上。仁丹胡长在神经敏感的人中处,痛得他倒在地上,像挨了一刀尚未咽气的肥猪那样嚎叫着。因拔得过猛,半数以上的胡根孔被破坏而冒出血来。他额头上那已干了的污泥,又被痛出来的汗水浸湿了。

“别叫,起来!谁叫你们日本人喜欢蓄仁丹胡。”要不是上级有吩咐,年轻人真想在土肥原屁股猛踢一脚。

土肥原停止嚎叫,挣扎着爬起来。年轻人刚给他解除身上的麻绳,又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套青布便装衣服和一双布鞋走进来,对他说:“跟我去隔壁房间里洗个澡。”

一贯桀骜不驯的土肥原,洗完澡换上衣服,低三下四地问中年人:“请问先生!你们是什么人?抓我夫妇俩的目的是什么?”“大概不是你们日本人。”年轻人冷冷地说,“至于为什么抓你们,明天上午会告诉你。”他给土肥原戴上手铐。

“是的,你们会审讯我。”土肥原是第一次戴手铐挺难受。他接着问,“你们把我太太关在哪里?”

“不知道。中国有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懂吗?”中年人说得很随便。但土肥原却听得很认真,“大难临头各自飞?她飞啦,我太太飞走啦?”他以为侯晓霞又给别人当姨太太去了,嘴唇痛苦地颤动几下,眼泪从他那凝滞的眼睛里泉水般地涌出来。

十六日上午八点,昨天晚上给土肥原揭去嘴上胶布的年轻人将四张骨牌凳搬到关押土肥原的房间里。他放下凳子刚走,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年人、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和一个二十五六岁年纪,长得很标致的年轻女人,押着侯晓霞走进来。

土肥原见姨太太并没有飞走,获得几分安慰,但见她与自己一样戴着手铐,也穿着同样宽大的青布便装衣服,头发像一堆乱草,连头发上的污泥也没有洗干净,一副凄惨的落难相,活脱脱一个疯癫女人,又不胜悲伤。妻子望着丈夫,心里一阵愣怔,怎么他嘴唇上的仁丹胡变成紫色了?再细看,才发现象征威严的小胡子不见了,上面涂着紫药水,又见他满脸憔悴,一副病容,连发亮的秃头也黯然失色,同样不胜悲伤。

“土肥原先生,侯女士!我们把你夫妇抓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你们与我们密切合作。”老年人先开口,“通力合作的具体内容,就是帮助我们行刺头号汉奸汪精卫,二号汉奸陈公博,三号汉奸周佛海!完成任务的报酬是五千两黄金。”他从口袋里掏出重庆政府中央银行的五千两黄金支票,起身送到土肥原和侯晓霞面前,“看清楚了吗?一点不假,黄金五千两,可是一笔惊世之财呢!”

“要我们亲自动手?”土肥原的话是随着心脏的急跳蹦出来的。

“要我们亲自动手?”侯晓霞惊得嘴巴合不拢来。

老年人脸色肃然地说:“这是你们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这三个汉奸巨头是日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是裕仁天皇宠信的人物,要把他们干掉,具有强烈忠君思想的土肥原连想都不敢想!违背天皇意志,是大逆不道啊!更何况,这三个人与他的私人感情非同一般,尤其是汪精卫,还曾经送给他价值连城的两箱中国古文物和珠宝首饰呢!

干掉汉奸三巨头,是戴笠亲自布置的。原来,日本政府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把在中国的日本主力抽走去开辟新的战场,又重温与重庆政府勾勾搭搭的旧梦。九月初,通过美国国务卿赫尔从中穿针引线,由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与重庆政府驻美国大使胡适,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谈。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提出四项停战条件:第一,只要重庆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合并,日本除了在陕西、山西、湖北、江苏、安徽六省各留下一个师团和一个旅团以外,其余的部队在一九四一年年内全部撤回日本。而留下这批部队的目的,是配合重庆政府攻打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一经消灭,这批部队在两个月之内撤回日本。第二,不要重庆政府赔偿任何损失。第三,重庆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只要默认就行了,可以不公开发表声明。第四,两政府合并后,对南京政府三巨头的安排,相信蒋介石会慎重而妥善考虑,日本府政认为这是中国内政,不会有任何干涉。

蒋介石从无线电话里听到胡适的报告,简直是喜从天降,欣然表示同意。但是,他高兴之余,又忧心忡忡,就在电话中嘱咐胡适,要他以事关重大,重庆政府得与各界人士进行磋商为由,拖住时间,答应在一个月之内中日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他拖住时间的目的是要干掉南京政府的三巨头。如果这三个人死了,重庆和南京两政府合并,就是一种无实际意义的空洞形式,中国还是他老蒋的一统天下。

于是,戴笠风尘仆仆先后赴上海、南京布置行刺任务。可是,上海特别市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汪精卫官邸和周佛海公馆都戒备森严,行刺者无从下手。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日本政府见重庆政府没有具体行动,认为蒋介石对停战没有诚意,近卫和杉山元才那么慷慨地在徐珍访日时,提供南京政府那么多的武器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