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故著《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
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忘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而赵木相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矣。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者，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日：“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
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盅女从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译文】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是基本国策。然而，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别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失效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就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滋长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全国。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管别人的子民。”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应该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节义这种品德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口，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像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像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虽然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假借私人情义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像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迭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性情，滋润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逸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逸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虚张声势就会多起来。‘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傲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副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所以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这话说得一点儿不假。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己，初衷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奸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副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辨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慑、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来欺辱犯人，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然而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副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卑鄙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副作用。